台湾在我看来一直是一个很好地承接了大陆文化又迥然不同于大陆文化的这么一个地域。台湾与香港虽然都曾经被别国从中国分割出去，但是两者由于受不同殖民文化的影响，所表现出来的地域文化更是有着极大的差异。在对大陆文化的吸收和延续上，我觉得台湾一直要远远胜于香港，简单点说，台湾比香港更有文化和历史的厚重感，这可能也是因为国民党统治台湾的时候使得传统文化在这块土地上扎扎实实地落地生根了。而我的成长过程中所能够体会到的台湾，便是从台湾民谣和台湾作家们的书中获取了。
乡土情怀的音乐写真
小学音乐课本上的《天黑黑》，阿公阿妈掘到芋头的吵闹以及不欢而散，形象生动地展示了一个有趣的画面，闽南语总是可以把歌曲演绎得极富乡土气息，带人们回到生命最初开始的地方。我虽然不生长于台湾民谣盛行的年代，但是依然嗅到了他们的遗风。台湾的校园民谣，无一例外的明快、短小、抒情、纯净悠扬，再初听到他们的八十年代，无论是歌词还是曲调中，都毫不做作。《橄榄树》、《乡间的小路》、《三月里的小雨》、《外婆的澎湖湾》、《童年》现在看来这些无论是词曲还是演唱，实在是清新健康、无可挑剔。
与大陆息息相关的台湾民谣盛行于社会解冻，思想激荡的时期，旧时代即将落幕，专制统治逐步退出，民主社会初试啼声。一群大学生扔掉可口可乐，抓起木吉他，唱起自己写的歌曲，为自己也为台湾的文化寻根。台湾的校园民谣对于大陆的校园民谣的影响也不可谓不大，大陆的校园民谣的产生最为直接深远的影响来自台湾的校园民谣。回头来看历史，如果没有他们，想想中国大陆的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不说别的，至少在娱乐方面会有多么单调。
对于这，我印象最深的是上小学前在武汉舅婆家住的那一年多。我的两个舅舅是土生土长的武汉人，他们当时还是二十出头的年轻小伙子，正是追赶潮流的时候，他们家里的收音机里常常放着罗大佑的新一代民谣，嘴里哼唱着《纤夫的爱》，而当时的大陆，“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正在武汉的大街小巷上传唱着，我在刚刚才会事的年纪就在父辈和舅舅辈的耳濡目染下，知道了这些不同描述相同情感的音乐来自同一的文化符号。台湾与大陆不同形态的乡土歌曲在同一个城市交汇融合。武汉，一个有着很深刻的市井文化的城市，台湾，一个有着非常浓厚人文气息的地区，在一起也奏出了和谐。那时虽然不像现在两地的交流如此之多，有各种鄂台交流会、台湾文化周，但是各方面互相渗透融合的程度也符合了人们的期待，而音乐不可说贡献不大。
寻根家园的文字叙旧
我所接触到的台湾文学最早期的要数林海音的《城南旧事》了。他描写的是旧北京的风貌，文中有许许多多形形色色的人和事，有作家所擅长的以小见大，虽然是看似狭小的描写，但是反映了一个时代的风貌，对于台湾文坛也有一定的影响。往后的台湾解禁先后还出现了一大批台湾怀旧文学、现代主义、乡土写实的作家，比如我们很熟悉的白先勇、林清玄、郑愁予、舒婷等，他们的文章最多的涌现于大陆八十年代的语文课本和课外读物中，使得当时作为学生的我们感受到了一种充满诗意又生动写实的文风。
如果打趣说我们的初中时代是在巴金老舍的陪伴下度过的，那么在青春开始懵懂的高中，便是这些有着很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修养，却又极具海峡情结的文学创作者们在我们的语文课本上不大不小地着墨了一番。除了这些人外还有一批在湖北出生而后去到台湾的作家们，他们对于湖北这块故土又存续着更加深远的情感。出生于湖北武汉的聂华苓的《台湾轶事》，即是作家直面现实，表现小人物不幸遭遇的代表作品，她笔下人物讲述了从湖北辗转到台湾生活的辛酸和艰辛，那些在她笔下被迫逃亡台湾的悲苦小人物，背井离乡来到台湾，但海峡两岸完全隔绝的现实，又使他们普遍陷入思乡而又无望的现实中。
除了写实，台湾鄂籍作家笔下的另一主题是乡愁。比如聂华苓的“寻根”三部曲、余之良的《我向南逃》、夏楚的《红尘》等。《千山外，水长流》是我在高中看过的聂华苓旅居台湾“寻根”三部曲中的一部，在他们笔下，对故土家园的寻觅，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对自我的寻找、体认，成为他们文字中不灭的情感潜流。聂华苓是一位饱尝了战乱与逃亡、恐慌与放逐、压抑与抗争的种种磨难的女作家，因此渴望回湖北故土既是萦绕于她内心深处的情结，也是她笔下主人公的夙愿。展现了她由迷惘、流浪到最后找到自己根之血脉的精神历程。
我又想起上大学的时候，在武汉大学外国语学院学小语种的时候结识了一群来自台湾的学生。在与他们的相处和交谈中我发现，对于有些被大陆传诵的所谓台湾文学代表作，来自台湾的他们却是颇有微词甚至是大不以为然。这很有意思，意味着我们可以也需要在文学方面进行较为深入的较为全面的交流。
许多人都说，大陆与台湾是血脉相连，手足相依的同胞，所以是各方力量都不能切割阻断的。这不假，但其实，真正切不断的不是血缘，而是同根同族的文化，有相同的文化才会产生相同的归属感，台湾文化的中国痕迹毕竟不是想抹就能抹去的。
谭 媛
宜昌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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