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是泱泱中华的主流

　　在世界古代文明史上，曾出现著名的六大文明中心，除我们中华文明一直延续发展至今长达五千年外，其他五大文明中心都先后中断或中衰，不论是西亚巴比伦文明、北非古埃及文明，还是地中海北岸罗马文明、中南美州玛雅——印加文明以及南亚印度文明，都未能一以贯之地延续下去。与此相对应，在这些文明中心或其周边地夷先后兴起的一些古代帝国，如波斯帝国、罗马帝国、马其顿帝国以及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等等，也只有中华帝国在世界十大帝国中独树一帜，基本上延续了两千多年，并呈不断发展壮大之势，构成了今日我国疆域的基本格局，其他古代帝国则都基本上先后分崩离析了。为什么唯有中华文明能从远古时代持续发展至今?为什么唯有中华帝国能长期延续最后奠定我国的基本疆域?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中华历史传统问题。

　　就国家形式而言，我国早在夏、商、周三代已经出现。但夏、商、周还不是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那时诸侯林立，国中有国，如西周初，多至“八百诸侯”，八百诸侯就是八百个小国。中国出现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古代帝国，始于秦始皇统一全中国后建立起的秦朝。我国自秦汉至明清，两千多年间历代全国性封建王朝，都是疆域辽阔、民族众多的大一统国家。悠久的中华文明，长期的国家统一，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融合，使我们中华民族形成了反对分裂、追求统一的“大统一国家观”，即便国家处于暂时分裂状况下也是如此。这是我们中华文明长盛不衰、古代中华帝国历久延续的一个根本原因。

　　三国时期，是我国建立起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国家后，首次出现的分裂时期。其后的“东晋、十六国至南北朝”，唐末的“五代十国”，以及“南宋、金”，也是分裂时期。但“东晋、十六国至南北朝”和“南宋、金”，主要是北方民族南进引起的疆土分裂，与通常所说的国家分裂还有区别。“五代十国”分裂，中间也有民族问题。真正严格意义上的国家分裂，魏蜀吴三国才是古代中国唯一的典型。

　　在三国时期，国家虽然处于暂时分裂的状态，但三国分争的主流仍然是追求国家统一，三国鼎立只是国家由分裂走向统一的一个过渡。

    战乱的苦难寄托着统一的期盼

　　东汉后期，宦官与外戚长期争权夺利，皇帝昏庸软弱，由宦官长期专权，导致朝政腐败，统治黑暗，经济凋敝，广大农民破产流离，因而引发了黄巾农民大起义。在镇压黄巾起义过程中，各地武力集团与豪强地主结合，形成军阀长期割据混战的局面，使国家出现大分裂，人民遭受大灾难。

　　自汉和帝即位(公元88年)至汉灵帝死亡(公元189年)东汉后期这一百多年时期内，皇帝与宦官沆瀣一气，黑暗的政治逼使百姓愈来愈难以生活下去，不少地方出现“万民饥荒”、“人相食”的惨状。黄巾大起义前，农民已多次发动武装起义，但都很快被朝廷镇压。汉灵帝时，张角利用太平道教以治病传教为名，发展势力，经十余年活动，信徒遍及各地，于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发动起义，立时风起云涌，广大穷苦农民纷纷响应，参与反抗朝廷，光青州男女老幼起来响应的就多至百万余众，其中精壮黄巾战士有三十多万。

　　黄巾农民大起义最后虽然也被镇压下去，但东汉朝廷从此摇摇欲坠，很快名存实亡。从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董卓之乱起，到汉献帝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赤壁之战前，是军阀割据混战大分裂时期。这一十九年间的军阀割据混战，使社会遭到空前破坏，人民遭受空前灾难，两汉四百年来积聚起的社会财富几乎化为乌有。

　　董卓本是凉州(今甘肃及青海一部份)大豪强，公元189年汉灵帝死后，皇帝年幼，由外戚何进掌权。何进想让董卓入朝消灭宦官，结果引狼入室，自己被宦官所杀，宦官又被世袭士族大豪强袁绍杀尽，董卓引兵入朝，赶走表绍，另立汉献帝，在都城洛阳专权拔扈，为非作歹。各路豪强起兵反对，结集施压。董卓胁迫献帝迁到长安，又从长安迁到眉阝坞( 离长安二百多里)，作威作福，俨然做起太上皇。不久被朝臣王允所杀，董卓部将又将王允及大批朝臣杀掉，并屠长安城，老少不留。汉献帝在兵乱中狼狈逃回洛阳，其时洛阳已破败不堪。董卓胁迫献帝西迁时，强行驱赶洛阳地区百万以上人口迁往长安，一路上死去无数。洛阳周围二百里内所有官房私屋全被烧毁。

　　经董卓及其部下的野蛮掠夺和屠杀，当时最繁华的洛阳、关中地区荒无人烟。董卓死党烧毁长安城、屠杀百姓时，关中数十万户死亡略尽，附近几百里内不见人迹。而所谓讨贼的各路豪强，不去真正讨伐董卓，旋即展开相互争夺。在军阀割据混战中，各地也都遭到巨大破坏，特别是北方黄河流域地区，破坏最为厉害，人民遭受的苦难最为深重，百姓不是遭战乱杀害，就是被饿死和疫死，当时的经济、文化中心黄河流域在短期内化成了一片大荒原。许多北方百姓和士人为避战乱，纷纷南徙荆州、扬州等相对安定的地区。

　　军阀混战时出现的惨状，在王粲、仲长统及曹操本人等留下的文字中也可见一斑。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从长安到荆州避乱所写《七哀诗》中说:“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问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所，何能两相完。”著名文人仲长统的《昌言》说:当时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照这样下去，人快要灭绝了。曹操说他在家乡走了一天，不见一个熟人。他的诗篇《蒿里行》写道:“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军阀割据混斗的国家大分袭，给社会带来巨大的破坏，给百姓带来巨大的苦难，人民要求统一，社会期盼安宁，中华民族“大统一的国家观”呼唤着早日结束战乱。正是这种凝聚我们民族精神的伟大力量，驱使历史逐渐消灭割据势力，以求国家重新统一。于是，以曹操、刘备、孙权为代表的魏蜀吴三国应运而起，推动社会逐步向着统一的方向前进。

    三国的争斗反映出统一的趋势

　　在曹、刘、孙三个政治集团中，曹操是代表统一趋势的最强大的一方。刘备、孙权也都怀着建立帝王之业的愿望，追求国家统一。这是三国之争与前段军阀混斗所不同之处。

　　曹操出身于宦官家庭，其父曹蒿是宦官曹腾的养子，由夏侯氏改姓曹，官至太尉。这个太尉是用一万万钱买来的，可见曹蒿极为富有，这是他后来在徐州遭到抢劫，罹致杀身之祸的重要原因。曹操因为出身宦官之家，在士族的世俗眼里很不光彩，特别为三代位列三公的大士族代表袁绍所瞧不起。初期在割据势力中，以表绍的号召力最强，势力最大。但袁绍的政治才能远远比不上曹操。曹操在镇压黄巾起义中积聚势力，特别是得到青州黄巾军投降他的三十万人后，便与袁绍对抗。他抢先把汉献帝由废都洛阳迎到许昌，取得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主动权，使袁绍和其他割据势力都处于被动的地位。曹操利用朝廷名义先后消灭了自称皇帝的表术、有勇无谋的吕布等割据势力后，于公元200年与袁绍展开官渡之战，以一比十的劣势兵力出奇制胜，大败袁绍，接着乘胜彻底消灭了袁绍军队及袁绍两个儿子的残余势力，并远征乌桓。经曹操十多年征战，北方只剩辽东的公孙度，凉州的马腾、韩遂，以及汉中的张鲁这些割据势力还存在，可以说黄河流域已基本上统一了。在基本统一北方之后，曹操于公元208年秋南取荆州，以求一举平定南方长江流域地区，进而统一全国。由于赤壁之战失利，统一大业未能成功。赤壁之战后，曹操虽一时无力再大举南下，夺取荆州，但继续平定了辽东、凉州，并一度收复了汉中(后被刘备夺去)，表明其统一天下的雄心仍在。他自比周公、文王，显然并不是不想称帝。他之所以没有称帝，一则未能统一全国，二则他出身宦门，来自士族拥汉传统势力的阻力很大。赤壁之战前他进位为魏公，享受与皇帝并起并坐的待遇，连他最重要的谋士荀或也表示异议，进谏反对。但曹操毕竟是曹操，不仅敢于称魏公，而且以后又称为魏王，离称帝只差一步了。

　　刘备出身低微，但他是汉室后裔，汉皇帝的同族，论辈份是汉献帝的叔父，这是他一块最有利的政治牌子。他举事打出的旗号就是匡扶朝廷，兴复汉堂。同时，他立身行事的准则十分注重仁德，争取人心，每与曹操的残暴、诡谲行为相反。这两大优势使他在当时赢得很大的声望，对士族的号召力强于曹操。但他不利的一面是势力较弱，特别是一直没有一块固定的基地，常常颠沛流离，寄人篱下。这跟他身边没有一个足智多谋的人物有很大关系。当公元207年冬三顾隆中请出诸葛亮后，他才有“孤之有孔明，如鱼之犹水”的感觉，而诸葛亮隆中决策为他谋划的立国方略，也正附合他兴复汉室的宏大愿望，成为他实践其政治抱负的指南。根据当时形势，刘备把曹操看成其争天下的主要对手。代表统一趋势的曹、刘两方，是争夺全国统治权的一对主要矛盾。刘备按照隆中决策先取荆州，后取益州，已形成对抗曹操的强大势力。由于荆州失落，亲自率领蜀国倾国之兵去夺又遭败绩，终使兴复汉室的大业未能实现，只是建立起了一个偏居益州的汉国(史称蜀汉)。

　　孙权继其父兄的基业成为东吴之主时，只有江东五郡之地，赤壁之战前发展至六郡。孙氏本是吴郡富春(今浙江富阳)人，属下尸曾 豪强家族，在吴郡士族之中原本没有什么地位。他父亲孙坚原是长沙太守，参与讨伐董卓，后受表术旨意进攻荆州刘表时被荆州兵射死。孙坚死后，孙策率孙坚旧部回江东，脱离表术，开创了江东基业，当时主要依靠的是外来士族。孙权继位后，一面注意依靠孙策旧部中以张昭为代表的外来士族，一面起用新人，在其周围集结了周瑜、鲁肃、吕蒙、陆逊等一批著名的文臣武将，拓展父兄基业，亦志在建号帝王。孙权的主要谋士是鲁肃，鲁肃与孙权初次相见时，孙权对他甚感兴趣，特意留他单独密议，鲁肃为之提出了建立帝王之业的对策，深得孙权的赞赏。有的史学者认为孙权没有争霸天下的雄心，只是想划江而治，自保江东，这是不够全面的。如果孙权只跟刘表一样胸无大志，不可能一再向外拓展，不仅收回荆州，而且其势力向南直至交州，今南方广大地区基本上都为其所有，论疆域在当时是最大的。孙权称帝后，还曾派出庞大舰队出海，北至辽东，南至儋耳(今海南岛)，并向远海的夷州(今台湾)进发，掳得夷州人数千。这是我国古代史上首次由内地去台湾的史实记载。孙权方面亦多次与曹魏作战，打过不少仗，只是其力量不及曹魏方面，输多赢少，并在公元217年初曹操的大举进攻面前遣使求降，曹操之后也曾一度归顺过曹丕，那都是从自身的生存及得到荆州的目标出发，是一时权宜之策。孙权周旋于魏、蜀之间而立国，是其在谋略上的一个特点。

　　魏、蜀、吴三国虽然最终都未能争得对全国的统治权，但他们在各自的范围内平定割据势力，都采取了一些屯田开荒、减轻赋税等措施，有利于安邦定国、养民生息，这都比军阀混乱时大有进步，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为其后西晋的统一全国打下了基础。

    荆州的得失关系到统一的进程

　　在三国时期，国家处于由分裂向统一过渡之际，荆州是三国争夺的焦点，其得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家的统一进程。

　　三国争夺荆州，不仅仅是为了争夺荆州这块至关重要的地盘，更是为了争夺天下，争夺对全国的统治权。这是三国荆州之争的本质所在。公元208年曹操南下取荆州，就是出于统一全国的政治目的。如果曹操在赤壁之战中打败了孙、刘联军，那么，国家统一的进程就很可能大大提前。所以，由争荆州而延伸的赤壁之战，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战役。由于在这决战役中曹操败北，荆州得而复失，不仅推迟了统一进程，而且奠定了三分形势。所以说它是奠定，因为这只是为三分形势打下了基础，当时三分形势还没有实际形成，特别是刘备一方还未真正成为一方势力。公元210年刘备从东吴借到荆州，实力大增，这才真正成为一方重要势力，从而出现三分形势的雏型。到公元219年关羽失荆州，三分形势则业已实际形成。

　　荆州的得失确实至关重要，不仅涉及三方势力的消长，而且涉及国家分合的进程。反过来说，如果关羽不失荆州，刘备集团跨有荆、益，就很可能实现诸葛亮的隆中决策，从荆、益两路出兵进伐曹魏，形成东西夹攻之势，说不定真正会出现百姓“箪食壶浆以迎将军(刘备)”的局面，从而如诸葛亮所说达到“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的目的。在当时荆州的三方势力中，本数关羽势力最强。关羽北攻襄樊时，许昌以南反曹势力纷纷起兵响应，关羽“威震华夏”，曹操在洛阳曾与群臣商议迁都，准备将许昌北迁，说明当时关羽势力是相当强大的，已直接威胁到曹操的心脏地带，也说明诸葛亮的隆中决策不是不可行的。曹操在关羽失荆州的次年(220年)春，即突然病故洛阳，魏国失去曹操这个大政治家、军事家后，如果荆州仍在刘备手里，按照诸葛亮的智谋才略，从荆州出兵向南阳、洛阳，从益州出兵向陕西进发，伐魏成功的可能性并非不存在。刘备集团之所以未能实现兴复汉室的目的，关键也是跟曹操一样荆州的得而复失。荆州归属东吴所有，对孙权来说，主要是有了立国的屏障，其意义远远不及在曹、刘方面那样重要。从三国历史发展看，东吴取得荆州，在一定程度上推迟了国家统一的进程。这跟曹操、刘备失荆州所产生的历史影响是一致的。

　　荆州的得失关系到国家统一的进程，最后还表现在西晋伐吴三国归于一统上。公元280年，晋帝司马炎出动六路兵马伐吴时，把重点放在攻克荆州上。当荆州被大将军杜预攻下，打开吴国的西大门后，由益州出三峡的王氵睿水师顺流直下，很快便首先逼近建业，吴主孙皓不得不自缚投降，国家的暂时分裂至此重又得到统一。

　　纵观三国分争历史和我国整个历史，统一乃人心所向，民族所望，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从古至今，凡是搞分裂反对国家统一的逆流，与我国大一统的传统相背，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相背，终究难以阻挡泱泱中华统一的主流。(雪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