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莫 骄
在数据与流量主宰的时代，一个地方志办公室里的宇宙梦想，与30万次点击之间，形成了奇妙的共振。
1978年，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让数学家陈景润从书斋走向公众，点燃了一个时代的科学热情。近半个世纪后，易介南的报告文学《纠缠》在《新湖南》客户端创造30万+阅读量的现象，其笔下那位执着于宇宙连续统理论的业余科学家王习加，恰如新时代的“陈景润”，在专业壁垒日益森严的今天，重新点燃了关于科学民主化、知识破界的深刻思考。
一、科学探索的民主化：从精英殿堂到民间书桌
徐迟笔下的陈景润，是专业科研体制内的孤独行者；而易介南描绘的王习加，则是完全置身于学术体制外的探索者。这一转变，折射出四十年来科学探索主体的深刻变迁。
王习加的身份极具象征意义——长沙市地方志办公室负责人，一个与理论物理风马牛不相及的职位。然而，正是这个“门外汉”，却怀揣着解决物理学终极难题的雄心。
这种业余科学家的出现，在当代社会并非个例。互联网的普及、知识获取的便捷，大大降低了科学研究的门槛。易介南敏锐地捕捉到这一新型文化现象，并将其呈现给公众。
《纠缠》中，王习加的形象打破了科学家必须“科班出身”的刻板印象。他的宇宙连续统理论研究始于大学时期，历经四十年而不辍，这种跨越职业与时空的执着，与当年陈景润在六平方米小屋中演算“1+2”的坚韧，形成了精神上的呼应。
二、跨界的智慧：在学科的交叉地带创新
与《哥德巴赫猜想》中陈景润的纯粹数学研究不同，《纠缠》展现了一种跨界思维的科学方法论。王习加从数学中的连续性和离散性获得灵感，提出宇宙连续统理论，这种思维方式本身就打破了传统学科壁垒。
易介南通过王习加这一形象，揭示了当代科学发展的一个新趋势：重大创新往往发生在不同学科的交叉地带。王习加作为数学专业出身的地方志工作者，其知识结构本身就具有跨学科特点。
这种跨界思维在当今科技融合时代尤为重要。正如文军在评论《纠缠》时所言：“破界非撕裂疆土，乃是跨越认知的奇点”。王习加的探索，正是这种认知跨越的生动体现。
三、媒介变迁与科学传播：从纸媒到新媒体的范式转换
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通过《人民文学》杂志与读者见面，而易介南的《纠缠》则在《新湖南》客户端获得超过30万次阅读。这一变化，不仅是媒介形式的转变，更是科学传播范式的革命。
新媒体平台打破了传统媒体的容量限制，使得《纠缠》这样的长篇报告文学能够直接触达广大读者。30万+的阅读量，既反映了公众对这类题材的浓厚兴趣，也体现了新媒体在传播深度内容方面的巨大潜力。
易介南的作品在新媒体平台引发热烈反响，说明在信息碎片化时代，公众对有深度、有温度的长篇内容依然有着强烈需求。这一现象，为传统文学体裁在新媒体环境下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
四、科学精神的变与不变：从陈景润到王习加
从陈景润到王习加，我们看到的是科学精神在不同时代的延续与演变。不变的，是那种对知识纯粹的热爱和超越功利的执着。
陈景润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坚持研究，王习加在边缘岗位上守护自己的科学梦想，两者都体现了一种不计得失的科学精神。这种精神内核，跨越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长廊，依然闪耀着动人的光芒。
而变化的是社会对科学探索的认知和态度。徐迟的时代，科学被赋予了强烈的民族复兴使命；而易介南的时代，科学探索更多与个人价值实现、精神自由相关联。这种转变，反映了社会发展阶段的差异和科学文化语境的变化。
五、理想主义的新形态：在实用主义时代的坚守
《纠缠》中的王习加，可被视为新时代的理想主义者。在一个强调实用、效率和即时回报的时代，他的宇宙连续统理论研究，几乎没有任何功利价值。
然而，正是这种“无用之学”，却承载着最为纯粹的科学精神。易介南通过王习加的故事，向读者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在高度功利化的社会中，我们该如何为那些看似“不切实际”的科学梦想保留空间？
那位研究《红楼梦》的老先生形象，与王习加形成了有趣的对照。两者都是理想主义的坚守者，却走向了不同的结局。这种对比，增加了作品的思辨深度，也体现了易介南对理想主义复杂性的深刻理解。
《纠缠》在《新湖南》客户端超过30万的阅读量，不仅仅是文学现象，更是文化现象。它表明，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公众依然渴望了解科学背后的故事，渴望感受那些超越功利的精神追求。
如果说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激励了一代人投身科学，那么易介南的《纠缠》则向我们展示了科学探索在新时代的多元形态。它告诉我们，科学不仅是实验室里的精确数据，也是人类对宇宙万物永不枯竭的好奇心。
在专业分工日益精细的今天，《纠缠》犹如一束光，照亮了科学回归大众的可能之路。当宇宙的奥秘可以在地方志办公室被探讨，当科学的火种可以在任何人心中点燃，这本身就是对科学精神最美好的致敬。
（莫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一级导演、教授）
来源：新湖南
湖南省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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