洹园里的破嘴龟
1909年6月，袁世凯在洹上村隐居后，为联络旧部，暗通信息，坐观时变，特在洹河北岸建立了一个火车站（纱厂原东大门，道口南25米处）。1916年袁世凯在北京病逝。袁坟竣工后，根据当时大总统徐世昌的授意，又在洹上村火车站建造了一座龟驮碑，碑高15米,字面向西,周围有石栏相护，碑文是“大总统袁公神道”，竖立在铁路东侧。
由于时代的变化，岁月的流逝，袁死后没几年，这个火车站就失去了其原有作用，但这座龟驮碑尚存。
1949年安阳解放后，纱厂东道口，南北马路两侧，群众自盖简易房的住户逐年增多。1952年，居民魏××，也在此路西盖了三间住房，将那座龟驮碑也圈到了自己的房后。1953年，魏的腿部患连疮，求医无效，便请了一位神汉到家治腿疾。俗话说：“神汉进了门，两眼四处寻”，总想找个恰当的借口行骗。当他看到房后有座龟驮碑，便立即回到屋内，烧香拜佛，口念佛语，煞似神秘的说：“你家后院那个石龟，是个老鳖精，它吹出的气有毒，你腿上的连疮就是那个老鳖精吹的……”。神汗走后，魏信以为真，立即用锤头将龟嘴砸烂，并将龟驮碑推到了西面土坑里。然而，事与愿违，魏的腿疾不但没有好转，而且病情日渐加重，不到三年就病逝了。
1956年，京汉铁路由单线修为复线，在挖路基时，挖出了那座龟驮碑（此碑现存文物部门保管），但下面的碑座仍在原处。由于107国道路面逐年增高，40年后这个石龟身子被埋入地下，仅头部微露地面，像是在泥罩中争扎求救。
1990年，洹河铁桥往东洹河改道，郭家湾（在洹园土山北侧）及村南的河湾建成了洹园，园内逐年增景。1993年，这个露出地面龟头的石龟被洹园的有关人员发现，就将它运到了洹园内，洼瑭桥东头北侧的湖边，供人赏玩。在龟背上原碑槽内又添加了一块石方碑，在上面刻有约250余字的说明，此赑屃（指龟）乃是袁林遗物。
袁世凯与郭家湾庙会
大家都知道，农历九月初一，是郭家湾庙会。但要问起这个庙会的是何人何时和因何而起的，恐怕知道的人就不多了。
袁世凯在被解职前，就在辉县、彰德等地购置了大量的土地，其中含有彰德北效洹河北岸天津盐商何炳莹的一座别墅。1909年1月，袁被解职后，偕长子袁克定来到彰德，请卜占术士观看了盐商何氏的原宅，卜占术士说：“这所宅地地处天然的‘乌纱帽’口，是块藏龙卧虎的风水宝地，贵不可言……”。
所谓“乌纱帽”口，是指洹河，从西流到郭家湾村西北角后，突然向南转400米左右，旋又向东400米左右，又向北400米左右，然后又向东滚滚而去，从而形成了深、宽各400米左右的帽斗，西来和东去的洹水又保持在一条线上，恰似乌纱帽的两翅。
袁世凯听后甚为高兴，随即令长子袁克定立即修缮与拆建，并定名为“洹上村”。
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给袁世凯东山再起带来机遇……
1912年秋，袁世凯对近年来的官运享通，认为，这是住在洹上村这块风水宝地上的作用，须用适当方式或形式，表达或报达这块风水宝地给自己的回报。为此事，他特将自己的总管家徐静之召至北京，将想法告知。徐听后说：“咱在彰德已住下三年多了，据我所知，这个地区较大的村庄都有庙会，惟有郭家湾因村小地偏起不起庙会……”。袁当即同意，令徐速办。
徐回彰德后，随即到郭家湾，找到村长和管事人，把袁的想法和意图道出。大伙一听，这是件好事，就决定在每年的农历九月初一为庙会（当年公历为10月10日）。自从1912年九月初一起庙会以来，延续至今，从未断过。
第一次庙会，是两台名班剧团对演。以后的三、四年里，每年都要演上七、八台。各名班剧团都纷纷托人给徐静之送礼，想方设法想到郭家湾演出，因演出一场戏，袁世凯的妻妾都会给戏班和名角很多赏钱，当然，每次的演出费用，都由洹上村支出。
袁林守护营营长张英魁
1918年6月，袁林构建完工，北洋军派出了以张英魁为营长的一个营，到安阳守卫袁林。随着政局的演变，1924年，张英魁奉命撤离。
自袁林守卫营撤走后，袁林办事处(驻市内裴家巷东头路南袁宅内)，就让安阳桥村的殷北功、张才、张大齐、张水长等四户（袁家佃农）为护卫袁林人员，免收租粮(地收一石，交租5斗)。
由于袁林面积大，护卫人员少，因而袁林的树木、景物建筑在不同程度地不断遭到偷窃和破坏。如景仁堂室内顶部，装有若干70公分大的方形天花板，格内为绿叶黄穗的小麦印画，四角有云勾陪衬，在袁林守护营撤走后的三两年内，全部被盗走。
至于守护袁林营长张英魁，还有一个小故事呢。
1938年3月，国民党第一战区第三游击队(军一级)司令李福和，在林县公开投日，日寇委任李为黄协军第一路军军长，此时，张英魁在李部任一旅旅长。
李逆为讨得日本主子的信任，决定8月7日，在安阳曲沟举行由日本高层次的人物参加的阅兵式。
为除李逆，徐靖远、黄宇宙认为，这是个绝好的机会。
8月7日上午8时许，李福和陪同日军的长川少将，植田大佐等日伪军官16人、士兵32人，分乘大小汽车7辆，浩浩荡荡从东驶来……黄宇宙按约定暗号，举起左手，参阅队中预伏的特务队，按计划拥出。张英魁冲到李逆背后，照其臀部猛踢一脚，并对其连发数弹将其击毙……。这就是著名的“八七反正”。
徐大人跳墙
袁世凯在洹上村隐居后，在城周围购置了大量农田。在田长屯(即长青屯)、李家山、李辛庄、洪河屯、马头涧(白磁山)、安阳桥、王宁、朝冠、郭家湾、白家坟等村，均有袁家的土地。其地的数量究竟有多少，外人无从知晓。
袁氏小宅张庆云著《袁世凯及其家丁祸害安阳民众的几件事》一文中说：“当时，洹上村驻有守护袁坟的马队一营，还设有拘留所。夏季收租时，袁家派马队将欠租者拘捕，三日或五日询问一次，询问期间用棍棒拷打，并不给饭吃……”。文中例举了大量事实说明，安阳县地区的人民，因租种袁家土地而倾家荡产者，不胜枚举。
徐静之，又名东海，天津人，人们都称他为“徐大人”。袁世凯在直隶总督任上时，是袁的总管家，袁世凯和他兄弟相称。1900年，袁世凯将徐的女儿徐文英认为干女儿。多年来，袁家收租事宜一直为这位“徐大人”掌管。
随着形势的演变，安阳县远郊成为游击区，收的租也逐年减少，到安阳解放前夕，安阳县近郊的安阳桥、郭家湾、白家坟等少数村庄，在袁家的家丁威迫下，夏秋两季还缴上点租粮。
1949年5月6日安阳解放，压在中国人民头上千百年来的帝国主义、官僚主义、封建主义三座大山被推翻，人民当家作主，成为新中国的主人。然而，这个“徐大人”认不清形势的发展，竟然在人民当家作主后，还继续为地主阶级收租效劳。麦收前，“徐大人”还到郭家湾等村查看小麦长势，并对佃户刘恒山等说：“你们打了场，早点给我送(租)粮食，不要让我再来催要!”。“徐大人”当时住在裴家巷21号(袁世凯的旧宅，袁林办事处就设在这里)。这个院里住有袁克有(袁世凯第17子)和徐的妻女及女婿王伟等。
解放后的第一个麦收时，郭家湾驻上了邺县一区政府派来的工作队，袁世凯被划为大地主。当时新中国的农业税为累进制，就是谁的地多，谁缴的公粮就多。按这样算来，“徐大人”还须拿出若干粮食来缴公粮（当时佃户也很少给他交租粮了）。
在驻村工作队的授意下，郭家湾村的刘尧、田臭只等七、八个民兵，到裴家巷去找“徐大人”，让他到郭家湾当众算清农业税和剥削账。
裴家巷袁宅，是两进庭深宅大院，民兵进入前院时，“徐大人”在后院听到风声，吓的胆飞魂散，即想跳后墙逃跑，当上到墙头往地下跳时，摔伤了腿脚，不能动弹，倒在地上直喘气。当民兵赶到时，看到“徐大人”已是这样，出于仁道主义，就把他抬到三道街人民医院进行治疗，经医生检查，幸好未伤筋断骨。
“徐大人”的跳墙，也给袁世凯40多年的收租划上了句号。
战火飞纷中的袁林
北伐战争。战前，安阳地区为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所占。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令冯玉祥组织“豫北战役”，向北进军。同时以张作霖为总司令的奉直鲁五省联军，也在组织“直南战役”，企图重占河南。1928年4月5日，联军突破漳河，至4月20日，联军基本上攻占了整个洹北，惟一留下了安阳桥和袁林一带，联军停在西郡桥、三府庄一线，既不前进，也不向安阳桥和袁林发射一枪一炮。
这是怎么回事呢？
带着这个疑问，笔者曾走访了住在安阳桥西街的贾清林(1925—)老人，他说：“那次战争，北军(指奉军)没有进攻安阳桥，飞机也没有向这里投弹扫射……。”经查阅资料显示，原来，参战双方的指挥官——张学良和鹿钟麟，都下有保护袁林的命令，致此，在这次战争中安阳桥和袁林才免遭战火的催残，使袁林完整地保存下来。
4月30号，冯军发起反攻，联军一溃千里，北伐军在6月上旬先后攻入北京，使长达两年之久的北伐战争宣告结束。
照壁墙上的弹痕。1937年10月末，侵华日军迫进洹北，国民党守军为阻止日军南下，炸毁了安阳桥(南两孔，解放后复修)。但11月3日，安阳仍陷入敌手。
袁林虽在战争初期未遭战火，但日寇占领安阳后，竟将袁林的照壁墙当做射击目标——靶子，进行军事训练，肆意破坏中国的文物。日军在北边神道东侧傅学州(安阳桥西街农民)的地里，挖了几个机、步枪掩体，目标对着照壁墙上的墓徽进行打靶训练，把墙打得千疮百孔，弹痕累累。当时，笔者曾几次目睹这种场面。上世纪80年代，袁林博物馆虽对这些弹痕用水泥加以填补，但仍显其痕迹。这些弹痕是日本侵华的铁证。
袁林争夺战。抗战胜利后，我军曾三次攻打安阳。但敌军对袁林并未筑寨防守，仅是在马鞍桥一带挖沟，在马鞍桥南岸筑寨，做为安阳桥村北寨墙。1947年，我军第二次攻打安阳(未克)，敌人骄横傲慢，仅派出一个连在袁林独守。
第二野战军为解放安阳，首先得扫清外围，所以对其展开了进攻。
袁林、安阳桥之敌，是河南人民自卫军第一总队(即土匪郭清部)固守，共约1000余人。5月14日夜，我二野部队对袁林和安阳桥一带发起了进攻，由于地生夜黑，敌人利用袁林柏树作为荫蔽，有的在树后，有的在树上对我军进行射击，二野军吃了不小的亏。
第二天，我军改变战术，改为正午进攻袁林，敌人失去了有利的条件，经过激战一个小时攻下了袁林。
照壁墙东头南侧的弹孔。1949年4月14日，我解放军包围了安阳，当时，安阳桥之敌是土匪郭清部队约千余人筑寨固守。(袁林在寨外，未筑工事设防)，4月20号下午6时，解放军对安阳桥发起总攻，半夜寨墙被突破，敌我在村内进行巷战。敌人将街西头路南刘树玉家两间三层楼房占据，此楼在照壁墙东南约百米。战至次日拂晓，我军采用火攻法，将楼内之敌多数烧死，少数向西溃逃，我军在追击逃敌时，双方进行对射，在照壁墙上留下了数十个弹孔。
5月6号安阳全城解放。
西耳房内四口棺
袁世凯在安阳洹上村隐居后，先后在白家坟(离小屯西3华里)、洪河屯购置了坟地，并在两地埋过几口葬棺。袁世凯病逝后，他的妻妾子女分散到各地，留在安阳的为数不多。1938年，日本人在安阳桥村西北，洹上村北强修飞机场，袁家有四口棺就埋在此地，所以必须迁移。棺木挖出后在袁林西耳房放了三个月。
袁坟西500米处，是袁世凯四姨太之墓，此墓东边不远有两个闺女坟。袁坟西北约1500米处，有一公子坟。据安阳桥村张雨贵(1918—)等老人说，是7公子坟(袁克齐)。但健在的多数老人，只知是公子坟，究是那个公子，尚不清楚。此坟葬棺，是一个大型砖丘(外用水泥密封)。
在迁移棺木的过程中，当时太平庄的王成玉一直在现场。王成玉老人说：“当时，我去李家庄(修机场时被拆迁)姥姥家探视，见李家庄东北百米外，有人在挖墓起坟，出于好奇心，便跑去看，此棺是围在一个大型砖丘内，不知何时被人挖地道进入墓丘内盗过。四姨太太的葬棺，外边有一套棺，内棺中间灌的是松香，事后我还分了几斤松香。那两个闺女棺均是红漆棺材，也不知道是那个姨太太生的”。王老还说：“四口棺在西耳房放了约三个月，那个公子棺和一个闺女棺运到外地去了，听张才(1903—1974)说，四姨太太棺及一个闺女棺，被埋在照壁墙南侧了”。
据殷百剑(1931—，是护坟人员之一，抗战后期，曾在西耳房内住过三四年)老人说：“四口棺在西耳房停放三个月后，袁家想把这四口棺运到天津，但是火车站不允许，后来，他们就将那个公子棺和一个闺女棺棺内之骨，分别包在行李内运到天津了”。
照壁墙西头南侧，原来地势较高，临府庄人不断在这里挖土拌煤。1964年秋后，有人挖土时挖出一口红漆棺材，棺内是一位15、6岁的女子，脖胫上带着玉珠项链，在清理时，临府庄张金华(1925年—)、尚振清、席秀芹等都在现场，笔者于2005年8月，先后访问过上述三人，据张金华老人说：“清理后，我还在现场拾了些珠子，现还保存着”。
笔者在了解四口葬棺的同时，忽想起40年前，和徐文英谈话的情景。
1963年秋，发现了四姨太太之棺，8月20号我到唐子巷72号，找到袁世凯的干女儿徐文英，她曾谈道：“四姨太太的二女儿袁敬贞，15岁时在安阳因患了脑膜炎病逝，我父亲(徐静之)给他订做了一口柏棺，用红漆漆过，她的随葬品中，有不少是金属物品……”。由此想到，照壁墙南侧发现的那口闺女棺，可能是袁敬贞之葬棺。
至于运到天津那口闺女棺之骨，究竟是那个姨太太生的，就无人知晓了。
盗窃袁坟案(未逐)
1953年8月的一天，市公安局三科胡为平科长(现离休，住新乡市)来到郊区公安分局(当时，我在分局秘书股工作)，对分局局长王殿栋(现离休，住洛阳市)说：“局刑警队正在跟踪一条大鱼，这条大鱼想盗袁世凯墓，希望你们协助配合，现方略是‘宁丢勿暴’，跟一段时间再说”。之后，每天都有两三个刑警队员到分局少憩，略谈一下犯罪嫌疑人的动态。
跟踪约10天后，进行了一次综合分析：犯罪嫌疑人住北关车马店，(现安阳宾馆处)，穿的是普通衣，吃的是普通饭，经济条件不甚好，没有伙伴，单个行动，无作案工具，他曾几次到袁坟西百米外的排水沟窥测，可以看出其缺乏盗窃经验，总的印象是，他不是什么大鱼，而是一条小虾。胡科长指示，将方略改为“宁暴勿丢”，遇机会就将其拘留审查。
20天后，发现犯罪嫌疑人在车马店偷盗旅客财务，随将其拘留审查。知其是陕南某县农村人，因见到当地有人盗古墓发了财，即产生了盗墓念头，闻知袁世凯墓建成后时间不长，无人盗过，就来到安阳“踩点”。此人无前科，实属财迷心窍，也属心理不正常之例。审查一个月后，将其释放。
据我所知，90年来，袁世凯坟未曾被盗。安阳的袁坟是真实的，完好的。
照壁墙上的裂缝
1950年4月，安阳桥村由叶县划规安阳市，当时我就发现，袁林照壁墙中间上下有条裂缝，后这条缝逐年扩大，到20纪末，裂缝的宽度能伸进大拇指。
2002年4月的一天，我骑自行车因事途经照壁墙，忽见裂缝消失了，感到十分惊喜。为弄清原因，立即到照壁墙东北30米处刘风明(1928—)家询问，刘老知道我的来意后，翘起大拇指，一面笑一边着说：“那个工程师真了不起，人家真行”。这时，我才知他的大拇指是比喻那个工程师的。他继续说：“袁林博物馆请来一位工程师，指导工人将裂缝那段墙墙基边挖成坑，然后用水灌，几天后，裂缝自然消失，照壁墙恢复了原状。”
毛主席来安阳视察时到袁世凯坟游览
毛主席是1952年11月1日来安阳视察的。上午10时50分，毛主席乘坐的火车徐徐进入车站。到车站迎接的有中共安阳地委书记曹幼民，安阳专署专员程跃吾、中共安阳市委书记刘芳生、市长张汉林、宣传部长王建民、市公安局局长杨建山，此外还有市文教科科长王汉华。随同毛主席前来的有公安部部长罗瑞卿……。
毛主席与其他同志一道乘车到安阳城西北约六七里路的小屯村参观殷墟。
当中午12点的时候，由小屯村回来，乘车游览了安阳古城，观望了市容，然后到袁世凯坟游览。袁世凯是一个窃国大盗，毛主席来只是为了看一看这个窃国大盗埋葬的地方。在袁坟院内毛主席看的很仔细，从大门一直走到后院，在大殿后门的台级上停下来休息。地市委事先准备了一些水果，由周光林(现离休干部，住安阳市豆腐营干休所，当时任市公局局政治处主任，后来，我听他说：毛主席坐在台级最上一层的东头)送来让毛主席等人吃，毛主席风趣地对平原省委书记潘复生同志说：“来，大家都吃，一个人吃不好，你分嘛，平分地权嘛。”引的大家都笑了。毛主席一边吃水果，一边讲起了袁世凯的经历，他说：“袁世凯是河南项城人，善于耍两面派手法，投靠到清政府大官僚荣禄的门下，掌握了北洋海军的大权，由于出卖戊戍变法，窃取了大总统的职位，但他还不满足，又想当皇帝，只当了八十三天的洪宪皇帝，在全国人民的讨伐声中，就死去了……”。
当天下午两点，毛主席就乘车回北京了。
三台风景
安阳解放后，凡来安阳旅游者，差不多都要到袁林游览。为增加袁林景色，市文化局于1953年，在袁坟墓包南沿，新筑了一条盘旋而上的磴道，并在中上部的南面壁上镶了“三台风景”四个大字，拾级而上，可攀登墓顶，观赏安阳景色。
1969年6月29日，郭沫若来安阳视察，参观小屯后曾到袁林游览。离安前郭老留诗数首，其中一首是登袁林墓：麦收以过我方来，遍野棉苗花待开。窃国大奸今扫地，为寻春景上三台。
1958年秋末，中央组织文化界知名人士视察团到各地视察访问，视察团来到安阳时曾到袁林，我进行了陪同。这次来安视察者有80余人，其中有华罗庚、丁玲、张乃器、罗荣基等。华老行至坟包南止步不前，两眼注视着“三台风景”四个大字，两分钟后，市文化局一位同志走来，华老招手问他：“墓上刻‘三台风景’，是啥意思？”那个同志答：“这是两回事，袁坟墓冢高，是让人上到高处观赏安阳风景的。”华老点了点头，也不知他对这一解释是否满意。
上世纪50年代，毛主席，胡耀邦，习仲勋等中央领导同志，及一些大型视察，旅游团(如新疆、西藏代表团)均来过袁坟游览。
安阳解放后十多年中，凡到袁坟游览过的人，对新修磴道并刻三台风景一事，是有不同看法和意见的。1966年“文革”中，袁坟墓包被拆挖。1983年修复时，袁世凯的坟包按历史的原貌得以恢复。
文革浩劫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袁林的工作人员，为预防文物被砸、被抢，曾采取了多种保护措施。如去掉了碑亭内南墙上挂的袁世凯的戎装遗像，用石灰泥涂盖碑文等等。
运动开始不久，出现了文物、古建筑被砸、被毁事件。对此“上级”是这样指示的：文革中，涌现出很多新鲜事务，如破四旧，不破不立嘛，公安机关不要去干涉，不要给运动泼冷水……”。后来运动的深入发展，公检法也成为被砸烂的单位。
6月中旬的一天，听说袁林的石人、石马被砸，我由单位（钟楼巷派出所）骑自行车前往察看虚实，当到袁林时，见王成载（郊区派出所民警）也在那里，经过交谈，知道他三天前在袁林亲眼目睹了这一事件的经过。我俩边走边看边谈，他说：那天有十多位臂带红卫兵袖章的工人，声称是来破“四旧”的，其中一人用12磅的铁锤，先砸石马、石虎、石狮、石人，然后进入碑亭，举锤猛击龟(赑屃)的头部，连击数锤，每锤下去，龟头上均火星四溅，但龟头依然完整无损，持锤者放下锤，喘着气自嘲地说：“你这个老鳖头真硬呀，比我这铁锤还硬，我算服了，算了吧，以后再来找你算账!”这伙人在袁林内逛游一圈后，见没有其他可砸的了就离去了。
石碑石祭品躺满地。1966年7月中旬的一天，我经过袁林，看到六角形望柱、石马、石虎、石象、石人全被推翻在地，碑亭内的石碑、石龟(赑屃)也被推翻，拖到碑亭外边，地上一片狼籍。我立即到太平庄找到王成玉老人打听事情的经过，王老说：“那一天晚上，来了足有二三百人，闹腾了大半夜才走。第天早起我去看了看，石人、石马等全部被推翻了，还把几十吨重的石碑、石龟拖到碑亭外边，我想，他们早就有备而来的……”。
袁坟墓冢被挖。还是这年八月初的一天，我再次来到袁林，袁世凯的墓冢已被拆掉，拆下的石块摆放在墓台下的东侧。
露出的墓冢，是个高出地面（墓台面）90厘米的正方形水泥平台，边长约11米，西南和东北角，各露出两根16厘米的钢筋头，其中，西南角一根钢筋向下弯曲一个钩（是出厂时的原钩），钢筋头距边沿25厘米，显然，下边的墓室墙是宽50厘米。看来，是钢筋混凝土浇注封闭的墓室。估计，下边墓室门是向南开的。
旮旯里挖洞寻墓道。就在那次去袁林，看到墓台台级东侧旮旯里，有人在那里挖了一人多深的洞，形如一眼枯井。走进一看，见底部是黄色生土。忽然起1950年，我初到安阳桥工作时，曾询问过很多老人，是否知道袁坟的墓道，他们都说不知。有的说，当时建筑袁坟时，岗哨很多，当地人根本就不让靠近。但记得有一个人说（记不起姓名了），墓道口在墓台台级东边旮旯里。当看到这个洞时，想到挖洞者和我了解的墓道口，结论均不是真实的。
上述几件事，都发生在1966年的6、7、8三个月里。
文物被砸后，袁林的工作人员及时将被砸下来的碎石残片收集保存了起来，后经专家技术人员的修复，约在上世纪70年代末，石人、石马、石碑及其他才在原地复立。1983年，又将袁世凯墓冢修复。
袁林来了祭祖人
2005年6月的一天上午，我因事到袁林，朱馆长笑着对我说：“今年出了个新鲜事，就是袁家来了祭祖人，我在这里工作二十三年了，这还是第一次”。我说“是呀，安阳解放后，我在北郊工作了十多年，也没有听说过袁家后代来这里祭祖的。”
朱馆长接着说：“今年3月下旬的一天，有七八个人一块来到袁坟，说是来上坟祭祖，事毕后，他们又来到我的办公室，其中一个近40岁的男同志，自我介绍说，我叫袁小虎，袁克有是我的爷爷，这位是我的母亲，叫张素芹……，我还有个姑母，今天没来，现住在项城，她是在安阳出生长大的，知道的事儿很多，如果想了解过去的事儿可找她。我们袁家有的在国外，有的在国内，住的很分散，很难集中到一块来上坟祭祖，今天我们一家来了，今后，还是要来的。”
袁小虎还留下了他当时在新乡市的地址及电话。
朱馆长的话，引起了我的回忆……
这之前，也听说过，袁克文的儿子，美籍物理学家袁家骝先生，也曾于1973年来过安阳访问，时值批林批孔，当时袁林破败不堪，更由于当时的“形势”，他在安阳只呆了一天(在袁林只看了不到半小时)就走了。1984年他第二次回国访问时，又来到安阳，这次他看到袁林修整了，恢复了原状，很是高兴，所以上午在博物馆转了半天，下午又带了像机在博物馆内照了半天像。
文章作者：张有明 文章来源：文史资料
安阳市台办供稿
安阳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
华夏经纬网版权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