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少君“新的美学原则”及其实践意义

文/邹茜

摘要：李少君在其一系列诗歌批评中，集中探讨了新时代诗歌的本质、路径与方法。他认为，主体性、自然性、人民性、当代性以及草根性是其最为重要的特征，它正是中国诗歌发展进入第四阶段——“向上超越”阶段的时代要求的体现。为了实现新时代诗歌的创作目标，必须建立起一种“新的审美价值体系”，并体现“新的美学原则”的存在与作用。李少君所提出的“新的美学原则”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已经对当代中国的诗歌创作与诗歌批评产生了深刻影响。

关键词：新时代诗歌；新的审美价值体系；新的美学原则；向上超越

诗人李少君不仅创作了众多优秀的诗作，还发表了诸多具有创见的诗歌理论与批评文章。《诗歌维新：新时代之新》（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21 年11 月） 不仅汇集了他近年来的13 篇诗歌理论，还包含几个重要附录，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李少君在此书中所提出的关于新时代诗歌的新的美学原则，在诗坛上产生了重要影响，为推动中国当代诗歌的变革与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新的美学原则是李少君在相关论文中多次使用的表述，表明他一直在深入思考当代诗歌的走向以及诗歌艺术的本质问题。他说：“向上，确立新的现代的美学原则，创造新的美学形象，建立现代意义世界，是一个有待完成的目标。”①他提出了以下三个要点：一是“创造新的美学形象”，二是“建立现代意义世界”，三是“确立新的现代的美学原则”。他又说： “新诗在经历向外学习、向内寻找、向下挖掘的阶段之后，开始本能地呼唤向上超越，诗歌界普遍在呼吁确立新的美学原则，创造新的美学形象，建立现代意义世界。”在重申上述三个目标之外，他进一步明确新诗发展的四个阶段：经历过“向外学习”“向内寻找”和“向下挖掘”，当下则已经进入了“向上超越”的阶段，体现了为当代中国诗歌提出新的现代的美学原则问题的历史背景与时代原因。“新的现代的美学原则”不仅是他近年来诗歌批评的核心内容，更是其诗学观念的核心与诗学思想的主轴。

什么才是新的美学原则呢？对此，他本人有一个总体上的说明：“现代意义世界，应在天地人神的不断循环之中建立，兼具自然性、人性、神性三位一体。”李少君在这里主要讨论了“现代意义世界”及其建构的问题：首先，要在“天地人神”的不断循环中建立。其次，这个世界是“自然性” “人性”“神性”三位一体的存在形态。再次，只有建立了这样的世界，当代诗歌才有“高度”和“高峰”。由此可见，李少君的“新的美学原则”主要是体现在“现代意义世界”的建立之上，甚至于两者可能是一种同一性的存在。

李少君所提出和一再探讨的“ 新的美学原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具体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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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诗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对诗歌创作的基本要求。新时代这一概念，首先具有政治性和经济性特征。李少君说：“这首先是一个政治概念，宣布中国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同时是一个经济概念，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这个概念要落实转化为一个文化的概念、文学的概念、诗歌的概念，转化落实为文化意识、文学意识、诗歌意识。”新时代首先是政治概念、经济概念，也可以转化为文化概念、文学概念和诗歌概念，经过努力更可以落实为一种文化意识、文学意识和诗歌意识。由此可见，新时代诗歌是李少君根据党的政策与国家的战略而提出的，并不是一种跟随潮流的举动，体现了时代发展对诗歌提出的要求。关于什么是新时代诗歌及其产生的背景，他说：“21世纪诗歌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个历史时期的出现，是由诗歌内在艺术规律决定的。百年新诗寻求突破，同时也有外在历史契机推动，那就是新时代的到来。”⑤在此，他进一步解释新时代诗歌概念是如何被提出的：一是由于外在的历史机遇的到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要经过这个特殊时代；二是由百年新诗寻求突破的艺术规律所决定的。李少君根据诗歌之内与诗歌之外相结合所形成的张力，认为新时代诗歌概念具有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新的美学原则的首要内涵，就体现在新时代诗歌的概念及其所体现的美学理念上。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诗歌，因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要求，而新时代诗歌及其所体现的思想，正是对新世纪以来形势的回应，反映了新时代对中国诗人的要求与期盼。

为什么要提出新的美学原则？因为新时代诗歌并非仅是一个时兴的口号，而应具备全新的思想与艺术创造，推出具有实质性突破的诗歌作品，能够与旧时代的诗歌拉开距离，从而产生出划时代的美学力量。在新旧交替的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朦胧诗新诗潮的崛起而提出的新的美学原则，体现了那个时代对于诗歌的要求；而在进入21 世纪之初，我们面对的是新的时代任务，同时当代诗歌也在原来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因此，将新时代诗歌作为一种诗潮来提倡，并以新的美学原则加以统摄是适当的，也体现了李少君所具有的时代高度与历史深度。

二

主体性是新时代诗歌的主要特征。李少君指出：“主体性是新时代诗歌的关键词，既包含个人性、人民性，又包含天下性。中国心学照亮人的内心世界，康德美学让启蒙理性的主体之光照亮现代的意义世界。但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化，工具理性正在消解人的自我意识及自我存在的价值。如何重构价值体系，抵御异化，复归人、人心，是时代提出的新问题。”⑥ 首先，他指出了新时代“工具理性”过于强大的问题，这一现象对重构新的价值体系提出了严峻挑战；而所谓的“工具理性”，是指那些外在于人性与人心的因素，强调效率、技术和功能，却忽视了人的内在情感与精神需求。其次，他认为主体性是解决“工具理性”的主要途径，包括了人性、人民性和天下性，成为新时代诗歌必不可少的关键词。再次，在这一历史性的进程中，“中国心学”和“康德美学”可以为建构“现代的意义世界”发挥重要作用。他认为，在主体性的理论体系中，人性是最重要的内容，优于人民性和天下性，所以将人性置于首位。

李少君进一步指出：“根据主体性观点，人应该按自己的意愿设计自己的独特生活，规划自己的人生，决定自己的未来，自我发现、自我寻找、自我实现，这才是人生的意义。”⑦在他看来，“主体性”的思想强调人的自我存在、自我意义和自我价值的实现，主张一切应符合自我的意愿；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自己决定自己的未来，而不受外在力量的限制。“自我”居于核心地位，没有“自我”就没有“人性”，没有自我就没有主体性。在《21世纪与新时代诗歌》一文中，李少君对其观点展开了更为具体的论述：“主体性确立是政治诗学的基础。政治敏感是人之最重要的感受感觉，政治就是最大的感受，比如五四运动，比如改革开放，比如爱国热情，比如正义与公平，政治感觉可以转化为最伟大的艺术感觉。历史已无数次证明这一点。”⑧他把主体性理解为政治诗学的基础，“政治感觉”则可以转化为伟大的“艺术感觉”，而所谓的“政治感觉”就是对时代所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的具体感受。李少君认为主体性与政治有着重要的关联。许多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诗歌作品，正是对政治运动与政治事件的表现，许多杰出诗人也因书写政治运动与政治事件而闻名。郭沫若、艾青、郭小川与贺敬之等杰出诗人的创作，在美学上无疑也是具有创造性的。

事实上，诗歌的主体性始终是诗坛反复讨论的核心议题。李少君之所以再次提出这一问题，并加以深入探讨，正是因为他认为当代中国诗歌尤为欠缺主体性，并且这种缺失已经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他明确地指出：“主体性欠缺是无法产生伟大艺术的最主要原因。诗歌的本质是心灵的呈现，个性的展示，主体性闪耀的光辉，这也才是诗歌和艺术真正打动人心，让人印象深刻、记忆长久的原因。华丽的辞藻、技巧的修辞可以炫人耳目，但难以深入人心。”⑨在部分诗人与批评家看来，当代诗人并不缺少主体性，相反，由于主体性太强，导致其创作呈现出过于自我与封闭的倾向，并且自说自话的诗人不在少数。然而，李少君持有不同观点，他认为当代中国诗歌正是因为主体性的欠缺，才一直未能产生真正伟大的作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仅凭华丽的外表是无法成就伟大作品的，因为这样的作品无法深入读者的内心。真正能够深入人心的，是那些具备“心灵的呈现”“个性的展示”和“主体性闪耀的光辉”的作品。在他看来，新时代诗歌应与时代紧密相连，关注政治事件与政治运动，同时兼具个性与气质。只有当这类诗歌作品大量涌现时，才有可能构建起“新时代”的诗歌美学体系。可见，李少君诗歌理论批评中的主体性，与既往的主体性理论相比，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二者不可同日而语。李少君在一系列论文中对于主体性的构成、来历与价值，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讨论，这成为他新的美学原则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三

自然性是新时代诗歌另一个主要的特征，其不仅指诗歌在艺术表达上的自然流畅，更是要求诗人们以自然世界为主要表现对象，通过对自然中的人以及人中的自然的描绘，着重探索人与自然之间的内在结构关系。诗人正是从名山大川中获得独特的感受与丰富的启迪，创作出《抒怀》《南山吟》《神降临的小站》《夜晚，一个人的海湾》《山中》《在海上》等一系列杰出的作品。

诗人曾经这样回忆在珞珈山求学时，这座文化名山对他及其诗歌创作所产生的影响：“那时的武大，是自由的、开放的、充满激情的，是诗意的。我们向自然、向美丽的珞珈山、向春华秋实学习诗的意境，也向时代的人文精神和巨大的传统里汲取诗的精华和气质。我们后来都走上了诗的道路，或者过上了一种尽量接近诗意的生活，不为世俗同化，保持着当年的激情和理想。”⑩如此看来，若无当年的珞珈山生活及其所给予的启示，便不会有如今的诗人及其作品的诞生。珞珈山正是他诗歌创作的开始，是他从事自然诗写作的情感基础与美学标的。在谈及境界一词时，李少君讲到了自然这个概念本身所具有的意义：“何谓境界？我的理解就是指个人对自然的领悟并最终与自然相融，和谐共处。”他将境界归结为诗人对于自然的领悟以及与自然的融合，这不仅是准确的，同时是科学的。如果没有自然的存在，没有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 也就不会出现中国古典诗歌中所谓的“ 境界”。不论是诗人自我人生中的“境界”，还是诗歌作品中所呈现的“境界”，若没有人与“自然”的相遇与相生，都是不可能出现的。最后，诗人总结性地指出：“自然是庙堂，大地是道场，山水是导师，而诗歌就是宗教。”诗人的思考显然已经达到了一种哲学与美学的高度。“自然”也好、“大地”也好、“山水”也好，都是自然界的代名词而已，对于他自己及其诗歌创作而言都是不可分离的，甚至达到了神圣的地步，所以才又用“庙堂”“道场”“导师”“宗教”等这样庄严的词语，强调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自然性本是中国古典诗词的重要传统，所谓田园诗与山水诗皆具有深厚的文化根基。然而近代以来，这一传统逐渐被诗人们遗落，甚至在全社会范围内被遗忘殆尽，导致当代诗歌，尤其是自由体新诗，出现了严重的“病变”现象。李少君以对自然性的追求为准则来要求诗人们的创作实践，正是看到了问题的实质及其产生的根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四

人民性是新时代诗歌第三个主要的特征。什么是“人民性”呢？就是我们在诗歌作品中，要表现出人民的心声、人民的情感和人民的气质，强调诗歌要有为人民代言的功能。李少君指出：“新中国的诗歌是发源于延安时期的，当然五四时期也有一些，但是真正成了气候，还是与延安有关，一些是受延安风气影响，比如艾青、臧克家、何其芳等这些诗人。”不论是五四时期还是延安时期，都产生了一批与人民相关，并且敢于为人民代言的诗人群体。具有“人民性”的诗人，其创作往往与时代紧密相连，他们不仅代表了所处的时代，更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人民，通过作品表达人民的心声，并反映出人民的前途与愿景。

李少君以贺敬之的诗歌《回延安》为例，指出其采用“信天游”的民间叙事方式，正是一种来源于人民，又服务于人民的诗歌追求。他指出：“艾青等则开辟了新的道路，政治上有一种主体性，艺术上也有独特性，比如对民歌民谣的学习吸取，跟朗诵结合得比较好，具有大众化的特点。”由此可见，李少君对于“人民性”这一概念及其来源，不仅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理解，同时也有对其具体的论述：一是来自延安时期大量人民诗歌的传统；二是那个时代的诗人们采用了民间的叙事方式；三是那个时代的诗歌总是服务于人民的艺术追求。在李少君看来，“人民性”并非仅指诗歌以人民生活为题材，更为重要的是体现在其创作的来源、目的和方式上，即来自于人民、服务于人民、以人民为中 心，并采用民间叙事方式等。这种认识使“人民性”不再是一种抽象的概念，而成为一种具体、直观且形象化的可把握的特质。也只有这样的理论观照，才可以成为一种真正的“新的美学原则”，而不只是流于一种空洞的文学理念和美学思路。“人民性”并不等同于“为工农兵服务”，也不等同于 “群众”观点，而是从根本上符合人民的要求、体现人民的心愿、代表人民的利益、表达人民的心声。人民才是时代的主体、国家的主体与文化的主体，只有体现了人民意志的诗歌才会受到人民的关注与欣赏，才是真正的具有“人民性”的诗歌。这正是对“新的美学原则”的正确理解，“新的美学原则”也因此才得以成立。不论是从理论体系而言，还是从创作实践而言，“新时代诗歌”如果没有体现 “以人民为核心”的思想，都是建构不起来的。

五

当代性是新时代诗歌第四个主要的特征。李少君指出：“中国当代诗歌，其实始终在世界之中，是世界诗歌中最活跃的部分，也是最有可能带来新 的惊喜与新的创造性的部分。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保持这种激情、同步感与持续性，在相互交流、相互对话、相互激发、相互融合之中，创造当代新诗的辉煌时刻， 推动世界诗歌掀起新的激流与浪潮。”李少君在这里所说的“当代性”，其实是指与世界诗歌的“同步感”与“持续性”，也指中国当代诗歌正发展出的新的激流与浪潮，与保守性、封闭性和静态性相对立。如果诗歌创作仅局限于自我封闭的模式，不仅难以实现发展，反而可能逐渐落后，与“新时代诗歌”所肩负的使命背道而驰。 “当代性”也并非是一个新的术语，然而在李少君这里具有了新的意义，那就是当代中国诗歌应具备与传统诗歌不同的特质，能够体现出与当今世界的同步性与共鸣性。

李少君同时指出：“ 所以， 中华诗词的当代性，其实就是抒发个人当下情感，描述百姓日常生活，呈现个体主体在新的时代的微妙感受和细微心理，提升审美体验、社会经验和时代精神的诗意表现。”他这里所讲的“中华诗词”，主要指中国古典诗词作品，也涵盖一部分当代人创作的诗词作品，所谓“中华诗词”的“当代性”，是指超越中国古典诗词的新的特质，这种特质主要源于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与情感，具体体现在“抒发个人当下情感”“描述百姓日常生活”“呈现个体主体”的诗意生活等方面。“当代性”离不开当下的人生与生活，离不开个体生命的“微妙感受”与“微妙心理”，外在的当代性与内在的当代性都很重要，在具体的诗歌作品中是高度统一的。

他还进一步解说了什么才是中国现代诗歌的方向：“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并不只有以西方为标准的那种现代性，还可能有一种立足自身传统的具有主体性且具有包容性开放性的现代性，这种美学标准和艺术标准是我们自身可以判断的，具有自主性和自觉意识的，这也许还是真正的中国现代诗歌的方向。”李少君在此提出的“中国式”的现代性，并非简单地依附于西方的“现代性”标准，而是基于中国自身传统所具有的主体性，从中国现代诗歌的包容性中所展现出的独特 “现代性”。这里所讨论的“现代性”实则是前面所说的“当代性”，构成了“新的美学原则”的重要内容之一。“现代性”也好、“当代性”也好，都是 “新的美学原则”中不可缺少的要素，一首诗之所以能够成立，首先是因为诗人对于生活与时代的新的发现，既包括前人未曾发现或表现过的内容，也涉及前人未曾使用过的形式与技术。如果从内在内容到外在形式都是新的，并且可以与世界其他各国的诗人产生共鸣，甚至走在了世界诗歌艺术的前端，就可以为建立“新的美学原则”做出重要的贡献。

六

草根性是新时代诗歌第五个主要的特征。什么是诗的草根性？什么样的诗歌才具有草根性？李少君有着不同于他人的解释，明确地指出了草根性所蕴含的四个维度：“一、针对全球化，它强调本土性；二、针对西方化，它强调传统；三、针对观念写作，它强调经验感受；四，针对公共化，它强调个人性。”他自早年便强调草根性，主张自己的写作具有草根性特质，因此一直追求从自我生活、自我经验、自我时代以及自我本土出发，创作出了不少优秀诗歌作品。李少君自大学时代便创办社团、编辑民刊，成为那个时代“珞珈诗派”的代表性诗人。而在这篇与诗人吴投文的对话中，他根据自身的人生经历与经验，对“草根性”进行了清晰且透彻的阐释。他强调诗歌创作自然、自发、自由、自觉的状态，强调诗人要有立足于本土的创造性，强调一种充满活力的原创性写作，强调草根性所具有的四个维度，那就是本土性、传统性、个人性、经验感受。其所论述的草根写作，和新红颜写作、知识分子写作、先锋写作具有同样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草根性之所以能够成为新的美学原则的重要内容，是因为新时代诗歌必须接地气。所谓的地气就是自然的原形状态、生活的原始状态、人生的原初状态，诗人如果一直高高在上、不关心民生疾苦、远离自己所处的时代与政治，就难以形成基本的草根性，也必然与新时代诗歌的要求相背离。

七

中国当代诗歌发展四个阶段论，是李少君提出新时代诗歌主张的主要根据。他曾将20世纪70年代末直至进入新时代以前的时期划分为朦胧诗时期、文学寻根时期、诗歌的“草根性”时期三个阶段。其中，朦胧诗时期主要是向外学习的阶段。他说：“朦胧诗是‘文革’后期出现的一种诗歌新潮，追求个性，寻找自我，呼唤人性的回归和真善美，具有强烈的启蒙精神、批判思想和时代意识，是一种新的诗歌表达方式和美学追求。”李少君对朦胧诗提出了具有概括性的认识，这种认识不仅是准确的而且是科学的，在当代具有很强的代表性。文学寻根时期是向内寻找传统的阶段，他认为“朦胧诗和第三代诗人中已有部分诗人开始具有自觉地将传统进行现代性转换的创造意识。这个时期也可以说是一个文学自觉的时期，民族本土性主体性意识开始觉醒。”在向内寻找的阶段，由于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文化语境，这是一个真正的文学自觉的时代，也是本土性主体意识开始产生的时代。而诗歌的“草根性”时期则被认为出现在21 世纪诗歌开初，以互联网及自媒体的快速普及，以及全球化的加速为背景。他指出：“这是向下挖掘的阶段，也是接地气和将诗歌基础夯实将视野开阔的阶段。”可以说，第三个阶段是中西文化大交流、大融合的时期，网络技术的兴起和新媒体的产生，极大地推动了诗歌向下挖掘的力度，从而进入了作者所说的 “草根性”时期。

然而，李少君所着重强调的还是在三个阶段之后的第四个时期，也就是他一再论述的新时代诗歌。他说：“第三个阶段之后，我觉得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一个向上超越的阶段，这个阶段刚刚开始。在这个阶段，有可能确立新的美学原则，创造新的美学形象，建立现代意义世界。”在他看来这个向上超越的阶段才刚刚开始，但确立新的美学原则已成为可能。李少君的第四阶段说是相当明确而具体的，体现了他对于中国新诗史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他的这种历史性认知是基于诗人的主观感受而形成的。他明确地指出：“百年新诗，也恰好走到了‘青春回眸’的时刻，在经历向外学习消化西方现代诗歌、向内寻找吸收自己古典诗歌传统精华之后，又经历了向下的接地气的夯实基础的草根化阶段。如今， 是到了融会贯通向上超越的时刻！”可见他对于“新时代诗歌”的出现与其发展道路，有着相当清醒的认识和深刻的理解。

李少君对中国新诗发展四个阶段的论述极为精准、深刻。他提出的“四自”（自由、自然，自觉、自发）理论亦极具视野与内涵，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则是中国新诗发展道路的必然选择与重要体现。然而，新时代诗歌到底如何才能发展，还缺少一些具体的、可操作性的方案。四个阶段论之所以成为新的美学原则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因为在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之后，如果没有向上超越的阶段，就不可能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新时代诗歌的历史性任务也就不可能完成。有了四个阶段的历史性内容之后，新的美学原则的时间性因素与空间性因素都被容纳进来，形成了一个时空相交的科学坐标，诗人们就会看得更清、认得更准，把握起来就会更加容易，操作起来也会更加自如。

八

李少君所提出的新时代诗歌的美学原则不是作为一个新的口号，也不是作为时代对于诗歌的新要求，而是作为一种新的诗歌理念和诗学思想加以建构的。新时代诗歌的美学建构，应当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其一，是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主体意识，让新时代的诗人提高自身的思想境界。李少君指出：“新时代诗歌，应该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主体意识，这种主体意识里面本身就包含了个体意识和民族意识，是建立于个体和民族基础上又超越具体的个人和民族的。”他倡导以“以人民为中心”的 “主体意识”引领新时代诗歌创作，从而使新时代诗歌从一开始就站在一个高的起点上。而他所谓的主体意识论，包括了个体意识和民族意识，又超越具体的个人和民族之上。在过去，我们常常将个体意识与民族意识割裂，未能将其统一于主体意识之中。这种割裂导致了理解上的支离破碎，也使得我们难以妥善处理个体与民族之间的关系，往往误以为两者之间是相互对立、彼此分离的。李少君还指出：“兼具思想能力和感受能力的优秀诗人，最终会将人民的主体性、民族的主体性、国家的主体性和个人的主体性融为一体，加以不断肯定、不断强化和不断超越，提炼出新时代的核心价值，建构出强大的具有普世性的主体性精神力量，打动人心，感染世界，改变风气，影响社会。”他所理解的主体性并非只是诗人的自我主体性，而是包括了人民的主体性、民族的主体性、国家的主体性和个人的主体性，并且把个人的主体性放在了最后，因为只有通过个人的主体性存在，才能有效统摄前面提到的三个主体性，否则前面三个主体性可能会沦为一种概念化的存在，而无法真正落实到具体的创作中。这体现了其对于诗的主体性问题的独到认识和深刻理解，而他提出的“主体精神力量”则是“新时代诗歌”最重要的特征与标志。

其二，是建构起自己的审美体系，创造美学新意象新形象。李少君指出：“我们这个时代恰恰是一个新意象新形象不断被创造出来的时代，新的经验、新的感受与全新的视野，都和以往大不相同，以一种加速度的形式在迅速产生着。”对于新时代诗歌所必要的新的审美体系，诗人再次进行了全面的、具体的、科学的论述，即“新的”“美的”和“典型的”。所谓“新的”，是指诗歌作品中要有新意象、新形象、新经验、新感受和新视野；所谓 “美的”，是指诗歌作品中要有山河之美、生活之美和诗性之美；所谓典型的，是指诗歌作品要成为时代的典范性、艺术的典范性。由此可见，李少君所提出并论述的新的审美价值体系，是一个具有丰富而具体的内容、生动形象且处于不断发展之中的观念与思想，体现的正是一种新的美学原则，与以往时代的诗学观念相比，展现出了很大的不同。审美价值体系的建立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并非一提倡就可以立竿见影，而是要经过好几代诗人的共同努力，从理论上与实践上进行多年的探索，才有可能生成并系统地建立起来。而新时代诗歌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建立起新的审美价值体系，从而体现出一种新的美学原则。那么从理论上而言，新时代诗歌与旧时代诗歌有什么不同呢？恐怕最为根本的就在于一种新的美学原则的建立，具体体现在一种全新的审美价值体系的完整建立及其对于整个诗歌创作群体的示范作用。

李少君在大量的诗歌理论与批评文章中，以新的美学原则为目标，通过对中国古典诗歌、中国古代诗论和中国新诗史的研究，以新时代诗歌的建设为突破口，提出了新时代诗歌的几个重要的特征，即主体性、自然性、人民性、当代性和草根性，并将其放在中国新诗发展的四个阶段中进行论述，讨论了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成为当代中国的一面镜子、当今世界的一盏明灯、未来道路的一个方向。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诗歌，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理论，李少君所提出的以建立新的美学原则为核心与目标的新时代诗歌，体现了中国新诗未来发展的要求，成就了一种新的诗学思想与美学观念，可以解决当代诗歌所面临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未来一百年中国诗歌的发展历程，也将反过来印证李少君诗歌理论中所体现的美学思想与诗学理念的合理性、前沿性以及先锋性。同时，他所提出的新的美学原则也具有强大的实践意义，对于中国新诗的创作与批评，尤其是对于诗人们的写作实验与探索，具有具体而切实的指导价值。新时代诗歌并不只是一个口号，也并不只是一种新的概念，而是一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诗歌主张。李少君关于新的美学原则的论述，既是探讨如何实现新时代诗歌历史性任务的美学纲领，同时也是关于新时代诗歌的诗学纲要。

（本文刊发于2025年5期《西部文艺研究》，作者系武汉理工大学讲师）

来源：新湖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