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匠

　　铜匠，顾名思义，是以替人打制铜器具为生的匠人，在旧日手工匠作行当“九佬十八匠”里占有一席。铜匠作业，之所以称之为“打制”或我们武汉简称为“打”，是因为铜匠并不炼铜，只是以铜板或铜片为原材料，用锤子之类工具敲打出诸如铜壶、铜锅、铜瓢、铜铲、铜锣、铜茶盘、铜锁之类的器皿来，而与冶炼浇注之类的工艺无关。
　　铜匠按营业方式分，有两种，一种是没有作坊店铺的铜匠，通常就是挑一副铜匠的挑子，早晨出门，走街串乡，持由五块铜片串成的“铜串子”，到那烟火稠密处了，手一抖，铜串子抖开了，一阵哗啦啦叮铃铃脆响；手再一抖，铜串子立马收成一叠铜片，那做派，仿佛唱戏的甩水袖一般，煞是有味。那铜串子既是游方铜匠的行当招牌，那叮铃铃的铜串声，也算是铜匠行当的特色吆喝。听到这铜串声，有那需要的，就将脑壳探出门来，招呼一声：“换个脸盆吧！”或者“给铜瓢接个把咧！”一般来说，游方铜匠，打制的多是居家过日子的小器皿，且以修修补补为主。有店铺作坊的铜匠，经营就有规模了，打制物件，往往是成批量的，那生意做得好的，还往往有较为固定的客户。
　　说起铜器作坊，我们这城市里，汉口的打铜街当是最有名的了——听听这街名吧：打——铜——街！很明确，就是以聚集着众多以打制铜器为生的铜匠的街。
　　“请铜匠？到打铜街唦！”
　　“买烛台？是要锡的咧还是铜的咧？铜的？到打铜街唦！”
　　“做铜脸盆？给姑娘做陪嫁？哪里做得顶好？打铜街唦！那里的手艺，硬是两个哑巴一头睡——冇得话说哇您家！”
　　这样的对话，在百十年前的汉口市井，是经常撞耳朵的。就相当现如今，打官司首先想到的是找个好律师、有疑难杂症首先想的是找个专家医生之类的一样，打铜街的铜器手艺活，绝对是有口碑的。
　　百十年前的花楼街，最是汉口的繁华地，说它是销金窟、享乐窝或者冒险家的乐园、黑社会的天堂，似乎都可以——总之，花楼街是个做生意容易赚钱、过日子容易花钱的地方，于是，为做生意过日子相配合的各式手艺作坊五行八作，就在花楼街周边的街巷里衍生出来了。这些小街巷，如同花楼街的毛细血管，承担着充实或抵消花楼街盈亏消长的作用，打铜街即其一。
　　打铜街出铜活，几乎无所不能，文具、玩器、日用品、祭器，只要木头、铁、石头别的材料能做的，打铜街的铜匠都能用铜给您家打出来，且出的活无所不精，无论是脸盆、墨盒、烟袋、蜡台、香炉、锁具，用起来顺手，看起来悦目。
　　老汉口另一样有名的铜器——铜锣，打制得最好的要算坐落在汉口长堤街的“高洪太”。此铜器作坊创办于1914年，经过30多年的创业经营，认准了以打制白锣、京镲一类“响器”为主，且定音精准，工艺独到。想当年，梅兰芳抗战胜利后重出江湖，在上海登台献艺，一时间轰动华夏。可演罢几场下来，梅老板总遗憾剧情中官老爷出场时那衙役的吆喝声既不整齐，也缺乏声威，很想用一种声音浑厚似虎吼的锣来引领吆喝声，造成威风凛凛的效果。可梅大师寻遍全上海，连当地名头最响的“老德泰”响器铺都不敢承接。最后，见梅大师和老乐师王亵元猴急的样子，老德泰的老板推荐了汉口的“高洪太”。人说同行是冤家，“高洪太”接到“老德泰”的推荐信，很是感动，收下订单。当年的老板高青庵，带领最得力的定音师日夜攻关，几经时日，终于在“太古锣”的基础上打制出一面音质清纯、音域宽广、音色洪壮的铜锣，送到上海一试用，梅兰芳和乐师王亵元赞不绝口，并定名曰“虎音锣”——从此，高洪太的虎音锣，成为京剧舞台不可或缺的响器！后来，“高洪太”铜器作坊，还在虎音锣的基础上另有创新，打制出了直径2米的大响锣，出口国外，让华夏的特色响器成为欧美西洋乐队里的新成员……
　　近年来，打铜街已经基本没有铜匠，也没有铜匠作坊了。花楼街一带的城市改造，手脚动得很大。交通路早就没有了，旁边站起个佳丽广场；花楼街近江汉路的这一段，近年来又冒出个“沃尔玛”。不知靠民生路上段的花楼街，还留不留得住？如果花楼街还在，打铜街还在，或许，打铜街上叮叮当当的打铜声，还可能作为城市的记忆，偶尔从城市历史文化积淀的深处，被人们回忆起来……
　　老手艺活像旗帜，曾在打铜街招摇。（彭建新／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