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镇方言多“苕”音

    苕者，甘薯也，北方人谓之地瓜、山薯、红薯等，为一年生或多年生草本植物，块根，皮色发红，肉黄白色，食用口感粉黏微甜。在武汉三镇市民的嘴里，不时会冒出另有含义的“苕”字，则实为一趣。
    武汉方言中的“苕”字有多种用法。通常情况下，“苕”是指某人犯傻、犯迷糊，此即为“苕里苕气”、“苕头日脑”或“糊里糊气”的专用代词。如果在“苕”的前面冠以“蛮”（与“很”同义）或“真”或“最”或“更”一类的副词，“苕”就变成了形容词。在“某某像个苕样”之类的比喻句中，“苕”又是形象具体且浅显通俗的喻体。
    “苕”字的多用，派生出了“苕货”，它大体相当于北方语音中的“傻瓜、傻子、混球、笨蛋、白痴”和上海话中的“十三点”之类的贬义词，有时也特指智商不高者或低能儿。
    不过，也有例外。旧时，有的家长迷信“给小伢取个贱名好养些”，往往将自己的小男孩的乳名（小名）也唤作“苕货”。笔者有个远房的叔叔，他的小名就是“苕货”，被亲戚们叫了七十多年，甚至有的小字辈也敢在他的正式称谓前面冠以“苕货”二字——其实他一点也不“苕”。
    “苕”和“苕货”自何时起跻身于武汉方言领域？恐怕今人已无从查考。据悉，“苕”乃源于“韶”。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二十七“薯蓣”条载：“江闽人单呼为薯，音若殊及韶。”由此可以推测，武汉话中的“苕”是据江闽音的“韶”转化演变而来。清光绪六年（1880年）《鄂垣竹枝词》中有自注云：“俗呼山薯为韶，人之蠢笨者即称为韶家伙。”
    由于“韶”不像（也不是）植物名称，于是又有人将其改用为同音字“苕”。如清宣统元年（1909），宦应清在《欢迎铁路代表纪事竹枝词》自注中就曾写道：“俗语谓大冤桶为大苕”。
    “苕”和“苕货”又何以成为武汉人的常用词呢？笔者猜测这可能与地处华中的江城及其周边自古多产甘（红）薯——苕相关。“老武汉”们大约都听过或说过这样一句流传相当广泛的顺口溜：“生苕甜，熟苕粉；夹生苕，冇得整”。若将某人比作“苕”，那或许是由于他的“缺心眼”与甘（红）薯肉质紧密、蒸（烤、煮）熟后变得黏糊的特性相似。试想，旧时武汉人若罕见或少食此物，民间会流传如此生动且既可述事又可拟人的顺口溜么？
    除上述语言环境外，“苕”字在武汉话中还有用场：比如某人对某事物一时缺乏理解或处理不当，旁人就可能会责问他“你为么事这苕？”或“你吃了苕的？”甚至会奚落他“苕脱了节”。另外，有些精明的年轻女孩往往将她的老实憨厚的男友谓之“苕”或“苕货”，有的长辈将憨头虎脑的小男孩叫作“苕儿子”，则是一种别有风趣的爱称或昵称。（曾防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