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代的古代史和考古学的角度，怎样去看待我国世代相传的炎黄二帝事迹，是一个长期没有得到解决的课题。众所周知，司马迁的《史记》始于《五帝本纪》，而《五帝本纪》开端就是黄帝的史事，也提到炎黄二帝的关系。这样重要的记载，我们是不能忽略过去、不予研究的。可是在几十年来疑古思潮盛行的时期，炎黄二帝的事迹几乎被全部否定了，普遍认为是子虚乌有，屏之于历史研究的视野之外。因此，这里涉及炎黄二帝，也必须从疑古思潮的评价说起。
疑古思潮从起源上说，可追溯到上世纪末，也就是晚清的时候。当时的人们向西方寻求真理，对旧的传统观念，包括对中国上古历史的看法，产生了怀疑，开始采取批判的态度。实际上，这种疑古的思想不仅在中国出现，差不多在同样的时间，日本和欧洲也都有人对中国的古史表示怀疑。他们的见解，对中国学者也有或多或少的影响。到了辛亥革命以后，疑古思潮在中外都有进一步的发展。外国的例子，如日本的白鸟库吉有《尧舜禹抹杀论》，是很有名的。由中国当时的思想史来考察，疑古思潮肯定是有积极进步的意义的。因为这一思潮的兴起，有利于冲决封建思想的网罗，和后来“打倒孔家店”也有联系，是起了进步作用的，应给以充分的肯定。不过，我们今天加以回顾，也有必要指出，疑古思潮有其局限性和不足之处，就是说，对于古史，对于古代文化，在某些方面否定过度了，以致造成了古代历史文化的空白。在当时疑古思潮中，曾出现一种极端的说法，叫做“东周以上无史”论。过去说中国有5000年历史文化，一下子缩短了一半，以上部分统统成了空白。
不少学者曾提出克服疑古思潮不足的想法。有的认为应以释古代替疑古，提倡信古――疑古――释古的三阶段说，有的则主张应以考古取代疑古，从而重建古史。后来中国的古史是怎样得到重新认识的呢？我觉得主要依靠两点：一点是新的理论，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入。郭沫若同志1929年撰著，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重新认识中国古史的嚆矢。郭老在这本书的序言中强调，要补充恩格斯：《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所没有讲到的中国古史①。另外一点是现代考古学，从20年代开始，现代考古学在中国建立，这在传世文献以外，为人们开辟了认识古代的新的途径。这两点结合起来，才使中国古史的研究有了今天的面貌。
近人对于古史传说特别作出系统研究，有突出贡献的，应推徐炳昶（旭生）先生。他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书中指出：“传说与神话是很相邻近却互有分别的两种事情，不能混为一谈”，传说总是掺杂神话，但“很古时代的传说总有它历史方面的质素、核心，并不是向壁虚造的”②。这个观点对于祛除疑古思潮的副作用非常有益。我认为中国古代的历史传说，特别是炎黄二帝的传说，不能单纯看成是神话故事。这些传说确乎带有神话色彩，但如果否认其中的历史“质素、核心”，就会抹煞中国人的一个文化上的特点，就是中国人自古以来有着重视历史的传统。有的外国学者说中国人是一个历史的民族，这话是有道理的。中国从记载虞夏商周史事的《尚书》，一直到今天，历史记录从来没有间断。在这一点上，恐怕世界上很少有别的民族足以相比。中国历代都重视历史，也尊重史官。史官在王朝中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如《汉书？艺文志》所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看《周礼》等古书记载可以知道，太史这个官职虽然级别不高，可是在一定意义上却能和六卿平等③。中国这种重视历史的特点，其意义是不能低估的。重视历史的传统的形成，不是在几十年、几百年间所能做到，而是有着深远的根源。古代的历史传说，正是这种传统的一部分。
在历史研究所和考古研究所都做过领导工作的尹达同志，对古代历史传说的意义也给予很高的估价。他在逝世前最后一篇论文，即为《史前研究》杂志撰写的发刊词《衷心的愿望》里，指出应该揭示古史传说的历史背景和内涵，需要结合考古学作很好的研究④。我觉得尹达同志这些话不是轻易讲的，而是他几十年间从事田野考古工作和古史研究积累的重要经验。当然，怎样把考古学的成果与古史传说结合起来，是很不容易的事。我个人认为，千万不可以简单地把某一考古文化同传说中的人物联系在一起，这样每每会造成误会甚至混乱。德国学者艾伯华说过：“虽然考古学研究在中国已取得巨大进展，当以社会组织为研究主题的时候，考古学仍不是很好的研究方法。即使在欧洲，考古学研究进行了一百多年，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仍然无法把考古学文化与文献记载的文化联系起来。发掘所得遗存的分布，显然与种族的分布不相一致，中国的情形也是这样。考古学家根据物质遗存复原了若干文化，以至试论这些文化的传播和迁移。不过迄今为止，任何把这种文化同文献记载的文化与种族结合的尝试，都仅仅是难于凭信的假说。”⑤这番话是值得大家思考的。
这里我想趁机会向大家推荐一篇论文。这篇论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邵望平同志写的，叫《禹贡九州的考古学研究》⑥。论文的题目似乎有点奇怪，很多人认为《禹贡》是非常晚的作品，是战国甚至更迟时期才出现的，那么怎样对《禹贡》九州进行考古学研究？我想大家可能会有兴趣。我觉得这篇论文的贡献在于它用现代中国考古学的一种新的发展趋势，即文化区系的理论，去解释《禹贡》。换句话说，就是把中国史前文化分成若干个文化圈，以这些文化圈与《禹贡》讲的九州逐一对比。从对比的结果，可以看出《禹贡》九州绝不是想象杜撰，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的。这篇文章至少在研究方法上，可以给人们不少启发。进一步如果把较早的青铜器文化的文化圈也结合考虑，对《禹贡》的价值或许还可以有更深的认识。
这样说来，我们对于炎黄二帝的传说也应该有新的理解。如不少同志在讨论炎黄文化时所说的，古史传说从伏羲、神农到黄帝，表现了中华文明萌芽发展和形成的过程。《史记》一书沿用《大戴礼记》所收《五帝德》的观点，以黄帝为《五帝本纪》之首，可以说是中华文明形成的一种标志。本纪所说黄帝“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尚有部落时代的遗风，而设官置监，迎日推策，“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蚁），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又表现出早期文明的特点。因此，以炎黄二帝的传说作为中华文明的起源，并不是现代人创造的，乃是自古有之的说法。
《五帝本纪》受《五帝德》内容的限制，对于炎帝所论不多。《史记》三家注于此作了补充。《史记正义》佚文云：“炎帝作耒耜以利百姓，教民种五谷，故号神农；黄帝制舆服宫室等，故号轩辕氏；少昊象日月之始，能师太昊之道，故号少昊氏，此谓象其德也。”⑦可见炎帝与中华文明的起源也有密切的联系。炎帝、黄帝之间的关系，在古书中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流行的说法是讲黄帝和炎帝是兄弟两个，都是少典氏之子，如《国语》云：“少典娶有？f氏女，生黄帝、炎帝。”实际传说中的某人生某人，每每并非直接的亲子关系，这是研究中国古史传说的学者所熟知的。《史记索隐》对此有很好的考证，指出：“少典者，诸侯国号，非人名也。……炎、黄二帝虽则相承，如《帝王代（世）纪》，中间凡隔八帝，五百余年，若以少典是其父名，岂黄帝经五百余年而始代炎帝后为天子乎？何其年之长也？又按《秦本纪》云：‘颛顼氏之裔孙曰女？，吞玄鸟之卵而生大业，大业娶少典氏而生柏翳’，明少典是国号，非人名也。黄帝即少典氏后代之子孙，……故《左传》‘高阳氏有才子八人’，亦谓其后代子孙而称为子是也。”这里有两点需要注意：第一，少典不是个人，而是一个方国部族的称号，炎帝、黄帝都由少典氏衍生分化出来。第二，炎帝、黄帝相隔年代较长，而炎帝早于黄帝，据《帝王世纪》讲，其间共历八世。
还应该说明，炎帝与黄帝分别居处在不同的地区。黄帝的区域比较清楚，大家知道，传说他都于新郑。黄帝亦称有熊氏，新郑号称为有熊氏之墟，也就是黄帝居处的故址。这个地点刚好在中原的中央，所以黄帝可以代表中原地区是很清楚的。《本纪》说他“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其活动的范围即以中原为轴心。炎帝则不然，传说中他虽长于姜水，但是“本起烈山”⑧，都于陈。陈在淮阳，这乃是豫东南的地方。《山海经》说炎帝之后有祝融，祝融之后有共工，是南方的系统。所以我们看到，黄帝、炎帝代表了两个不同的地区，一个是中原的传统，一个是南方的传统。这种地区的观念对我们研究古史传说颇有意义。过去，徐炳昶先生、蒙文通先生等都有类似的见解，在此毋庸赘述。
近些年，在史前一直到文明形成时期的考古学研究上，有一项重要的成果，就是纠正了过去以中原为中心的单元论观点。以中原为中心的单元论的形成有多种多样的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当时的考古工作大多局限在中原地区。后来考古事业发展扩大，也便自然而然地开拓了人们的眼界。现在看来，中华文明的起源不能是单元的，文明起源的各个因素不是在一个地区产生，而是在若干地区分别酝酿和出现的。至于文明在什么地方形成和突破，是另外的问题，至少从起源来说，必须看到若干地区的交互作用。这就是讲，中华文明是我们辽阔幅员之上多民族共同创造的辉煌成果。
长期以来，大家讲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这句话今天仍然是正确的。特别是作为文明早期的几个朝代，确实都建都在黄河流域。可是谈到文明的起源，考虑到近年的考古成果，应该认为长江流域有着同样重要的作用。长江地区从考古文化来看，是相当进步的，绝对不是一个落后的地区。我想这一点凡是关心中国考古学发展的人都会有同样认识，所以有的学者提出中国也有一个“两河流域”，就是黄河与长江。黄河流域的文化和长江流域的文化，有联系又有区别，互相影响、沟通和融会。这个观点恰好与炎黄二帝居处的两个地区一致，看来并不是偶然的。
在黄帝以后的古史传说中，依旧可以看到黄河、长江两个地区的关系。最近我在一篇小文里曾谈到有关问题⑨。据《国语》，黄帝之子有25人，其得姓者14人，但只有12姓，即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儇、依。《大戴礼记？帝系》详细记载了黄帝二子的后裔谱系，参以《纪年》、《山海经》、《世本》、《史记》等书，可以看到古代一些重要的王朝和方国都出于这二子，试表列如下（有省略）：
《帝系》说：“青阳（玄嚣）降居？？水，昌意降居若水。”“？？水”《史记》作“江水”，是由于汉代字写草了，这个“？？”字和“江”字接近。？？水应即今河南沙河，源出鲁山西，流经叶县，入于汝河。昌意所居若水，则是今雅砻江，流经四川西部，入于金沙江。颛顼也生自若水，事见《吕氏春秋？古乐》。因此，黄帝这二子的居地也分为一北一南。玄嚣一系，如帝喾、唐尧、商、周，都在北方。昌意一系，却多在南方或与南方有关，例如虞舜“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夏禹生于石纽，崩于会稽，楚、蜀更是南方的诸侯。
我在上面提到的小文中说过：“《帝系》这种三代统出一源的谱系，在近代备受学者的讥评，以为子虚杜撰。不过既然各种古书都记有基本相合的传说，意义是不容抹杀的。我觉得如果细心推求，其中不乏启示。”这也就是说，炎黄二帝以及其后裔的种种传说都不是虚无飘渺的东西。当然我们也不认为可以确切地知道炎帝、黄帝是什么样子的人，我们不能那样去作研究。我只是说，中华文明的形成与炎黄二帝传说应当有密切的关系。
炎黄二帝事迹以及黄帝之后的传说谱系，还向人们说明了两个问题。由于篇幅限制，在这里只能简略地勾画一下。
第一，中华文明的起源要比很多论著设想的要早，甚至要早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前文曾经说过，因为有疑古思潮的影响，中国的历史一下子被缩短了差不多一半，似乎东周以上，至少西周晚期的“共和”以上，历史都成了渺茫的空白。后来由于甲骨文的发现、殷墟的发掘，商代晚期的存在是不容否认了，于是把古史的上限划到盘庚迁殷，也就是公元前1300年左右。不少外国的历史年表便是这样做的，在“殷”前面完全是空白，不管是传说的时代，还是考古学的文化，都没有列入。这与其他古国相比就不公平了。现在看来，中华文明起源时间肯定要在商代以前，究竟能推到什么时候，要看今后考古工作同古史研究的进展。
第二，中华文明在相当早的时候，包括它刚在萌生的过程中，便有了颇为广泛的分布。在考古学上，不少学者都在使用“龙山时代”这个词，这意味着从北方到南方很广大的范围里，多种文化都有其共同点。这种情况，也可譬喻为形成了一个文化的“场”，其范围之大在古代世界是罕与伦比的。我觉得，这个文化的“场”正是后来夏、商、周三代时期统一国家的基础。炎黄二帝以及黄帝有25子、得12姓的传说，与这一具有共同点的文化“场”是有联系的。结合古史传说来考察龙山时代各种文化，将对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形成过程有进一步的阐发。特别要指出的是，从这里可以看到，民族的团结统一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点。虽然在漫长的历史上有过多次分裂，但最后终归于统一。这样的民族精神，在史前时期已经露其端倪了。
注释：
①参见《郭沫若全集》历史编（一），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页。
②徐旭生：《中国古史传说时代》（增订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20～21页。
③参见李学勤：《论卿事寮、太史寮》，《松辽学刊》1989年第3期。
④参见《尹达史学论著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50页。
⑤艾伯华：《华南、华东的地区文化》（Wolfram Eberhard，The Local Cultures of South and East China），莱登，1968年，导言第10页。
⑥苏秉琦主编：《考古学文化论集》（二），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11～30页。
⑦张衍田：《史记正义佚文辑校》，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页。
⑧徐宗元：《帝王世纪辑存》，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1页。
⑨参见李学勤：《<帝系>传说与蜀文化》，《四川文物？三星堆古蜀文化研究专辑》，1992年。
（见《炎黄文化与民族精神》，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又见李学勤、张岂之总主编，郑杰祥主编《炎黄汇典？文论卷》，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12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历史学家、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李学勤
拥？_集 《刘文学<黄帝故里文献录>序》
黄帝故里系列丛书编纂委员会各位先生纂成《黄帝故里文献录》一书，来邀作序，使我深感欣幸。
黄帝的传说，集大成于《史记？五帝本纪》。司马迁作《五帝本纪》，以“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为本，两篇即今《大戴礼记》所收《五帝德》和《帝系》。《五帝德》载：“孔子曰：黄帝，少典之子也，曰轩辕”；《帝系》则云：“少典产轩辕，是为黄帝”，又说：“黄帝居轩辕之丘”，两者相合。黄帝出自少典还有更早的来源，即《国语？晋语四》司空季子所讲：“昔少典娶于有？f氏，生黄帝、炎帝。
三国时谯周《古史考》云黄帝乃“有熊国君，少典之子也”，西晋皇甫谧也说黄帝“受国于有熊，居轩辕之丘。”至于有熊及轩辕之丘的所在，亦见于皇甫谧的《帝王世纪》，其书久已散佚，但尚有以下诸书引文：
《续汉书？郡国志》刘昭注于新郑下引“皇甫谧曰：古有郑国，黄帝之所都。”
《水经？洧水注》：“皇甫士安《帝王世纪》云：或言县故有熊氏之墟，黄帝之所都也。郑氏徙居之，故曰新郑矣。”
《太平御览？州郡部》引《帝王世纪》：“或曰黄帝都有熊，今河南新郑是也。”
《通鉴外纪》卷一上引皇甫谧云：“新郑，古有熊国，黄帝之所都。受国于有熊，居轩辕之丘，故因以为名，又以为号。”
《路史？后纪五》注引《帝王世纪》：“（黄帝）有圣德，授国于有熊，郑也。”
由此足见，黄帝生于轩辕之丘，所居在新郑，其说渊源有自，凿然可据。
新郑位于中原核心，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近年考古学的新发展，使许多学者认识到古代文明的多源性。也就是说，古代文明诸因素导源于很多地区的不同文化。这样看，并不排除中原地区的重要意义。十几年前，我为陈显泗先生《中原文物丛谈》撰序，曾提到：“尽管我们对各地的（考古学的）文化发展有了新的估计，必须认识到，中原在我国古代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历程中，仍有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特殊作用。这是由于当文明产生萌长的时期，中原地区是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的中心枢纽。”这个观点，我至今并未改变。
我曾有机会来到新郑，对新郑文物遗存的繁多，有极深刻的印象。特别是有关黄帝的古迹，比比皆是，引人入胜。与黄帝时代大体相当的新郑大河村仰韶文化遗址，内涵十分丰富，同最近发现的郑州西山城址相印证，说明当时文化已有相当程度的发达。看来，以往大家对这个时代的估计恐怕是偏低了。《五帝德》称黄帝“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昆虫，历离日月星辰，极畋土石金玉，勤劳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可以说形象地描绘了古代文明开始萌生的历史阶段。新郑及其邻近地区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将会使我们更深入地认识这一阶段的文化面貌。
新郑在先秦历史上的重要地位，还不限于黄帝古迹一端。八千年前的裴李岗文化的发现，说明在那样早的时期这里已有颇为繁荣的以原始农业为基础的文化。这比黄帝要早约三千来年。黄帝以后，传说祝融氏在此为火正。到了周代，郑、韩两国相继建都于此，时间延续五百多年，故城墙垣至今屹存，令人追思当时文明的昌盛。至于秦汉以下，新郑更是名人踵出，垂于青史。这是新郑文化源远流长的明显表现。
《黄帝故里文献录》广泛辑录了有关黄帝受国有熊，生于轩辕之丘的各种记载、传说，足供稽考。我读后，认为不仅对学术研究有益，对于弘扬民族优秀文化，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也很有贡献。我们应当对编者的辛勤工作表示感谢。”
李学勤
一九九六年五月一日
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见李学勤《拥？_集》，三秦出版社，2000年10月）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古都学会名誉会长、原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
深入研究黄帝故里故都历史
大力弘扬中华炎黄文化传统
――《黄帝故里故都历代文献汇典》学术研讨会开幕词
尊敬的各位专家学者、尊敬的各位学长、尊敬的各位领导、尊敬的的各位新闻界的同志们、朋友们：
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中国古都学会、河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新郑市历史文化研究会、新郑市炎黄文化研究会、新郑市古都学会联合举办的《黄帝故里故都历代文献汇典》学术研讨会，今天在中华民族圣地轩辕故里―河南新郑隆重开幕了。我代表组委会向与会的各学术团体、各位领导、新闻媒体，向主办此次会议的郑州市人民政府、新郑市委、市政府表示衷心的感谢！
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地区的综合实力之一，在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竞争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炎黄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主体文化，而优秀的传统文化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国家的文化，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中华文明之所以能传承5000年之久，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5000年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靠的就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凝聚力、亲合力和向心力。新郑历史悠久，文化内涵底蕴丰厚。据考古发现不仅有8000年前的裴李岗文化，还有新石器时代距今约5000年前的黄帝时期文化，有2300多年前的郑国和韩国文化等等。新郑的文化是最具魅力的特色文化之一。以中国古史传说中的黄帝时代而言，新郑是中华人文始祖轩辕黄帝的诞生地、建都地，这不仅有许多系统的、明确的历史文献记载，还有大量黄帝的活动遗迹可寻，考古学文化、民俗文化、诗文、碑刻也都有很多资料可作佐证。新郑是黄帝故里故都，不仅在2000年来的历史文献上得到确认，而且在当代也得到了许多专家、学者、古都研究者和学术权威的认同。1992年、2003年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河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新郑市炎黄文化研究会两次联合召开学术研讨会，许多专家学者经过研究确认黄帝诞生地轩辕丘、黄帝故都在新郑。为此，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的三位会长都曾为黄帝故里题词。著名的历史学家、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周谷城题词“轩辕黄帝故都”；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萧克老将军题词“轩辕丘”、“中华圣地”；社会学家、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名誉主席费孝通题词“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圣地”，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还在黄帝故里树碑以作纪念。1998年，中国古都学会在新郑召开学术研讨会，也同样确认新郑是黄帝的诞生地、建都地。时任中国古都学会会长史念海教授为黄帝故里题词“中华第一古都”。上述情况说明，新郑的黄帝故里故都的历史地位得到了许多专家学者的认同。新郑市历届市委、人大、政府、政协的各位领导对新郑的历史文化研究非常重视，多次承办学术研讨会，开展全国性的学术研讨，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同时加大了黄帝故里景区、始祖山黄帝文化景区的建设力度，每年都举办大型炎黄文化节，吸引了海内外炎黄子孙来轩辕黄帝故里寻根拜祖。2003年，世界客属第十八届恳亲大会在郑州召开，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3000多名客家人来新郑黄帝故里故都举行“中原寻根”拜祖大典，这标志着河南省、郑州市、新郑市的炎黄文化事业开始走向世界。我在陕西黄陵参加了黄帝的祭陵活动后，同一些专家一起来到了新郑，对黄帝文化的研究，对它的重要意义感触很深。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绵绵不绝。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传说中的黄帝是中华民族的杰出代表人物，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奠基人和伟大的开拓者。他开创了伟大中华远古文明时代的新纪元。所以，几千年来，中华炎黄子孙，不论身居何处，都会世世代代永志纪念。同文同源，同祖同脉，血脉相连，这是任何力量都挡不住、割不断的亲情。诸位专家学者对于黄帝和黄帝文化素有研究。我想，黄帝的功绩之所以能够名垂千古，除了文献记载之外，还有大量的民间传说，几千年间代代相袭历久不断，但是如何看待黄帝这样一个人物和历史传说，人们一直对此有不同的意见和学术观点。所以，我们对于黄帝的功绩和黄帝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文明还需要多方面的科学论证。这就需要从考古学、民俗学、历史学、人类文化学等等学科的角度来研究，以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中央领导同志在组织了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又组织了中华文明的探源研究工程，这是一项很重要的学术研究。我们要探讨的另外一个现象是作为炎黄子孙，作为中国人，几千年来为什么始终要祭奠这位伟大的历史文明的开创者？我想这是我们民族认同感的突出表现，这是世界上其他民族所没有的。我们到了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看到任何一个同颜色、同语言的人，就倍感亲切，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都有一颗中国心，都是龙的传人，都是炎黄的子孙。我这次参加谒陵拜祖活动深刻感受到，尊祖敬宗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基石，是构成中华文明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自强不已，厚德载物，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原动力。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同志提出“要坚持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社会全面稳定发展，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贯彻落实这一重要指示，弘扬民族文化，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传统，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十分重要的方面。在经济全球化、市场化大潮下，正确处理人与人的人际关系、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以及处理外交事务上的以邻为善、以邻为伴等，都有民族优秀传统思想文化的深远影响。从当前实现两岸同胞和平统一大业的现实来讲，弘扬炎黄文化，振奋民族精神，搭起沟通之桥也具有重要意义。我们与台湾海峡的同胞分割已经百年，但有一点我们是割不断的，就是我们的文化同源，民族同根，血肉相连，骨肉情深。这是永远割不断的血浓于水的亲情。所以现在我们高举炎黄子孙是一家的旗帜，就是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就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发挥巨大作用。所以今天我们研究和探讨黄帝和黄帝文化，弘扬黄帝文化，传承中华文明，对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和亲和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定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在炎黄文化的学术研究中，要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黄帝是古史传说中的人物，或者说黄帝是一个时代，也可以说是一个部落联盟的领袖、是中华民族的杰出代表等。那么，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面，黄帝的传说很多，黄帝的遗迹也很多，例如有陕西的黄陵、河南灵宝的铸鼎塬、河南新郑的黄帝故里、山西晋南上党，在河北有涿鹿，北京有平谷等很多的地方。这是不奇怪的，这也说明黄帝的功绩和后代人们对黄帝时代开创文明的一种追念。在研究过程中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就要互相尊重，平等研讨，各抒己见，不要一个排斥一个，而要互相补充，共同探讨，最后得出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比较圆满的结论。这个研究过程，也就是中华文明史的深入研究和发展的过程。所以我不主张展开讨论大战，应该互相补充，互相尊重。像费孝通先生讲的那样“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只有这样，我们对于黄帝的研究和黄帝故里的研究才能深入和健康地发展。这种意见，在座的李学勤先生、罗哲文先生、黄景略先生、朱绍侯先生、许顺湛先生他们更有发言权。我作为一个后学提出这样一个初步的意见，不对的地方请各位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今天，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中国古都学会、河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和新郑市历史文化研究会、新郑市炎黄文化研究会、新郑市古都学会联合举办《黄帝故里故都历代文献汇典》学术研讨会是有重要意义的。从《汇典》的内容来看，新郑市的炎黄文化研究范围更加广泛，研究的力度正向纵深的方向发展，这是新郑炎黄文化研究取得的重要硕果。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学术研讨会议，对新郑的黄帝故里故都学术研究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如何建设好中华民族圣地，推动新郑的黄帝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产生积极影响。同时，要继续进一步做好黄帝文化知识的普及工作。当前，学术界、文化界对黄帝文化的研究有了一个新的高度和热潮，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但是对于许多群众来讲，对于黄帝文化恐怕还是不甚了解，也就是说广大群众对黄帝的历史还是不很清楚。这需要我们做一些普及的工作，特别是对黄帝时代的文明需要科学对待，既不要夸大那个时代的文明，也不要采取历史虚无主义态度，否定黄帝时代开创文明之功，而应当实事求是地去面对。在这方面，蔡柏顺同志、罗光平同志他们曾写过《中华第一大帝》、《东方大帝》这样的著作，准备把它们搬上影视影屏。但是我希望在宣传中注意科学化，要尊重历史，对一些史实，可以请教一些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民族学家，通过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民族学家、文艺家、作家的相互结合，使黄帝文化研究和宣传普及有一个新的面貌。
最后，我祝愿各位专家、学者身体健康，祝愿这次学术研讨会圆满成功，祝愿郑州市、新郑市的经济全面稳定发展，社会不断进步，文化欣欣向荣，在构建和谐社会方面取得更大的成果！谢谢大家！
（见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中国古都学会、河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新郑市历史文化研究会编《黄帝故里故都在新郑――<黄帝故里故都历代文献汇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8月）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古都学会名誉会长、原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
《黄帝故里故都历代文献汇典》序
新郑市委、市政府邀我为《黄帝故里故都历代文献汇典》一书作序，盛情难却，甚感欣幸。
古史传说中，黄帝是中华文明的始祖之一，新郑古为有熊氏之墟及轩辕之丘。据《史记？五帝本纪》：“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集解》皇甫谧曰：有熊，今河南新郑是也。历代史籍多有考证。今新郑轩辕故里，尚存有新石器时代城址，可做进一步研究。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亦曾题写“轩辕黄帝故都”碑文。总之，黄帝在奠定中华文明基石之功和开创中华文明的历史性贡献将永远铭刻在伟大中华民族发展的丰碑上。
学者赵国鼎先生同新郑的多位文史学者一道，历时数年，查阅历史典籍，精心考订，编著的《黄帝甲子纪年录》，就黄帝开创中华古国立都，做出了迄今为止较为令人信服的记录，值得岁岁纪念。现在又钩籍史籍和近年来学者专家论著，编写了《文献汇典》，无疑是研究炎黄文化的又一重大成果，谨表衷心祝贺。
我们相信，在各位专家学者共同努力下，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一定会取得更大成就。是为序。
二○○五年三月十五日
（见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中国古都学会、河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新郑市历史文化研究会编《黄帝故里故都在新郑――<黄帝故里故都历代文献汇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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