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僧大德载史册

　　朝阳佛教历史源远流长，孕育了无数仁人志士，涌现出众多大德高僧。除昙无竭在前面已祥细介绍外，还有许多大德高僧青史有名，享誉海内外。现就10位具有代表性的著名高僧作以简介。

　　佛事

　　昙无成

　　昙无成事迹载于《高僧传》卷七《宋淮南中寺释昙无成传》。昙无成，俗姓马，扶风人。据记载，东汉末年中原战乱频繁，而辽西则相对稳定，吸引了大批中原流民，昙无成祖辈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因"家世避难，移居黄龙"。

　　昙无成13岁时出家当了沙弥。他严守教规，身、口、意"三业"清静，举止端正，悟性超常，无与伦比，还未受具足戒，就能精究往而复来、生死轮回之道。

　　他听说佛学大师鸠摩罗什住在关中长安，就背负佛经前往，要拜什公为师。到了长安，拜见什公，什公问："沙弥为何远道而来？" 昙无成回答说："是为了听大师讲说佛法才到这里来的。"什公听后非常高兴，对昙无成大加称赞，便收他为弟子。昙无成专门致力于佛教经典的研读，在戒、定、慧"三学"的修行上更加精深。昙无成死于宋文帝元嘉（424-453年）中期。

　　僧诠

　　僧诠事迹见于《高僧传》卷七《宋余杭方显寺释僧诠传》。僧诠，俗姓张，北燕辽西郡海阳人。少年时期在燕齐地区云游，学遍了除佛教以外的各类书籍，20岁才出家。

　　僧诠出家后，"精练三藏"，专心学习佛学，精通经、律、论"三藏"，受到北方地区求学和做学问者的尊崇。后来，渡过长江，居住在建康某寺院。他铺上竹席就大讲佛经，"化洽江南"，使佛法在广大的江南地区传播，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的思想习俗。姑苏地区各界人士，都仰慕僧诠的德才，心悦诚服地归附他，愿意跟他学法。

　　僧诠"性好檀施，周赡贫乏"，即喜欢施舍，救济和帮助贫困之人，而自己却"居无缣币"，坚守清贫的生活，连几个铜钱的积蓄都没有。后来，平昌人孟顗在余杭创建方显寺，请僧诠当住持。僧诠率领寺内众僧，"禅礼无辍"，勤奋学法，不停地坐禅礼佛，聚精会神的看书，钻研义理，极端辛苦，造成双目失明。然而，失明更加激励他精究佛法，讲经授课照常进行。当时很多名士，都仰慕僧诠的德才，和他结交朋友，并且用老师的礼节尊崇他。

　　昙弘

　　昙弘事迹载于《高僧传》卷十二《齐交趾仙山释昙弘传》。昙弘，北燕国都龙城人。南朝宋武帝永初（420-422年）中，昙弘从龙城往南云游到番禺，住在台寺。晚年又来到宋朝交趾郡的仙山寺。他除"香火之外，了无他事"，一心念诵《无量寿经》和《观世音经》，"不知其数"。每次念经时总是说："一身万绪，正念难守，可乘正念，早见弥陀。"发誓不慕荣利，安心修养，希望早日往生极乐净土，见到阿弥陀佛。

　　宋武帝孝建二年（455年），昙弘在山上堆积柴草，坐在柴草堆中，自语："愿谢此报，速奉金颜，无于三界，以堕诸有。"就是说，我愿以此身，奉献给阿弥陀佛，以报谢佛恩，脱离欲界、色界、无色界，毁坏生住异灭诸相，不再轮回。然后，引火自焚。昙弘弟子们闻讯追赶到山上从火堆里把师傅抢救出来，可是半个身子已经烧伤，经过一个月的调治，才稍稍好转。

　　后来，附近村子举办法会，全寺僧人都去参加。昙弘就在这一天，又进入山谷，自行烧身，弟子们在收拾昙弘的遗骨时，得到数百颗舍利，用石头敲击，舍利放射光焰，却无损伤。次日，村里有人看见昙弘全身金黄色，乘一只金鹿，急急忙忙向西走去，有人问他，他也没时间答话。再三问之，昙弘只是举起一只手，指向西方而已。有人急迫追赶，相去越来越远，终不能赶上。僧俗众人这才恍然大悟，知道昙弘奇异莫测，并非常人，于是共同收敛昙弘骨灰，建塔安葬。

　　昙顺

　　昙顺事迹见于《高僧传》卷六《晋吴台寺释道祖传》后。昙顺，北燕国都龙城人。昙顺生于晋永和三年（347年），于刘宋元嘉二年（425年）去世，享年七十九岁，昙顺出生那年正当前燕慕容皝去世前一年。小传说"顺本黄龙人，少受业什公"，又说"幼而出家，亲承罗什之训"。表明昙顺在幼年时期便出家了，开始在罗什门下接受佛学教育。

　　他从小吃素，有德行。幼年出家，亲受鸠摩罗什大师的教诲。对于佛学里面过去有疑义和滞泥不通之处，大多都能透彻明了的认识，分析、阐明义理深入广博，讲授、阐释佛教诸经，推演、赞颂大乘佛法，能深刻领会佛教深奥玄妙的义理，不染着色、空二理。鸠摩罗什曾叹道："昙顺真是奇才呀！"

　　昙顺的志向和道法与众不同，他以利益众生、济困扶危为本。他先后从师中国佛教历史上著名的佛学大师鸠摩罗什和慧远，因而在佛教义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并因此而受到赞许。

　　宝安

　　据《续高僧传》卷二十六《释宝安传》记载，释宝安，今山东兖州地区人。他家境贫寒，安心学习儒经佛典，受敬佩。

　　宝安先拜著名佛学大师、隋都长安净影寺慧远为师。在慧远师座下听讲《涅盘经》，能博览群经，推究宗旨，领悟真谛，在北方颇有声誉。北周和北齐灭亡（581年）后他远走江南，来到南朝的陈国继续探究佛典。

　　隋文帝仁寿二年（602年），奉皇帝诏命，奉送舍利至营州梵幢寺。营州原有一座17级佛塔，在梵幢寺内，舍利就准备安置在此塔里。当一切准备就绪后，按照皇帝诏命，准时于四月初八午时，将舍利封入石函，葬入地宫。

　　安葬舍利之后，宝安就住在营州梵幢寺，诵经礼佛，为营州四众讲经说法。释宝安住持营州梵幢寺讲经说法，大概有20来年的时间，对于营州佛法的兴隆实在是有贡献的。直到晚年，才返回京都净影寺。

　　苏住克图

　　据清诺岷撰《佑顺寺碑记》记载，苏住克图早年"听法于西域达赖喇嘛师座下"，曾为北京白塔寺住持喇嘛，后来到朝廷讲经，"出入所在，宠礼优渥"，受到清廷很高的礼遇，康熙皇帝封他为"绰尔济喇嘛"。

　　苏住克图即绰尔济喇嘛。因年迈并患有眼病，奏请于塞外静养，获得准许。他先是在土默特东部的台吉营子居住四五年之久，后又到北京向康熙皇帝奏请，拟于朝阳建立寺庙。康熙皇帝允其所请，命他选择建寺之地。他经过认真挑选，决定于三座塔即今朝阳这个地方建立寺庙。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八月觐见康熙皇帝时获得皇帝批准，经过精心准备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八月大兴土木，陆续修建了山门殿、天王殿、大雄宝殿、戏楼、关帝殿、钟鼓楼、藏经阁、宝座殿、武佛殿以及白塔、斋房等建筑，历时8年，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正月十一告竣。此庙便是现在朝阳佑顺寺。

　　佑顺寺建成后，苏住克图便成为该寺第一任住持喇嘛。他"暮鼓晨钟，寒暑不辍。每逢圣诞之期及诸佛降辰，则统帅僧徒俗属，虔心祈祷，倍切当时"。他克服各种困难，创建了辽西较大的藏传佛教寺庙佑顺寺，为朝阳乃至辽西地区藏传佛教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哈穆嘎巴雅斯古朗图

　　哈穆嘎巴雅斯古朗图，成吉思汗后裔阿拉坦汗的第三世孙鄂木布楚琥尔的第四代孙，土默特右旗贝子，所以也称其为哈贝子。

　　乾隆三年（1738年），哈贝子在其住宅附近修建了四方殿即密宗殿，和东、西厢庙。乾隆十五年（1750年），续建大殿81间，东西厢庙各5间、二门庙3间。大殿竣工后，开始广收教徒。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乾隆亲赐寺名为惠宁寺，并题写了匾额。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修建钟楼、讲经亭、山门和四周红墙。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哈贝子按皇帝旨意，携带大量金银珠宝去西藏拜请活佛，向达赖、班禅献礼，并向比日泵寺、色丹寺、嘎拉坦寺舍了饭。西藏方面作为答谢，向他赠送了释迦牟尼佛、麦德日佛、雅曼达嘎佛、查格萨佛等佛像还有佛经等礼物。他从西藏回来后，大办法会，颂经舍饭，以示庆贺。此行，他还从西藏请来了扎木杨•沙达巴活佛为惠宁寺传诵经典。

　　哈贝子回到下府，在四方殿前修建了一座富丽堂皇的大殿。望着大殿，他兴奋地说："太好了，能比上京城的金銮殿啦!"这话传到雍正皇帝的耳里。于是，便暗暗派了他的心腹剑侠为钦差赶赴下府巡察。钦差没到寺院察看，便向哈贝子大声喝道："听说你盖了一座比雍和宫还好的金銮殿，真是胆大包天，暗怀反意，给我拿下解京问斩!"正在哈贝子求饶时，是章袈活佛出面相救，指出修的是庙，不是金銮殿。后来雍正又谕旨哈贝子亲自去西藏拜请活佛，求取真经。乾隆皇帝登基后，仍是时时戒备他。于是，哈贝子毅然带领全家男女削发为僧，在惠宁寺出家当了喇嘛。为了敬奉这位修建大庙并为建庙而引来磨难的哈贝子，人们在四方殿的后壁右上方彩绘了他的全身坐像，至今仍清晰可见。

　　罗布桑却丹

　　蒙古族，蒙古名为宝音陶克陶，汉名白云峰，字罗子珍，因在兄弟4人中排行第三，乡里人称他"白三喇嘛"，罗布桑却丹是其学名。光绪元年（1875年）生于凌源市热水汤。

　　罗布桑却丹幼年家境贫寒，只念过几天私塾。10岁时，到当地汇善寺出家当了喇嘛，学经诵典并看守汤泉。他勤学好问，靠自学精通了蒙文，17岁时被旗扎萨克破格擢用，担任苏木章京一职。光绪二十年(1894年)，被旗扎萨克委派，到哲里木盟所属各旗查丁造册，同时进行一些调查研究，认识到社会的腐朽与蒙古族的落后状态。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他决定去西藏的寺院当喇嘛，由于缺少路费，便先在北京雍和宫学习经书，准备有钱后再去西藏。他拜了教经书的老师，阅读了很多经书，并掌握了满、蒙、汉、藏4种文字。

　　光绪二十六年 (1900年)，北京及全国各地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义和团"爱国运动。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进行烧杀抢掠，罗布桑却丹挺身而出，同驻在那里的外国军官两次交涉，保护了雍和宫及附近建筑，使祖国的珍贵文物免遭破坏。

　　光绪二十八年 (1902 年)，他在理藩院应试，获"四种语言固师"职称。之后他在理藩院做了几年翻译，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又应清廷翰林院所聘，在北京满蒙高等学堂任教。

　　罗布桑却丹是蒙古民族历史上的一位伟大学者和进步思想家。他利用4年时间，用蒙文写成了长达50万字的民俗著作《蒙古风俗鉴》，记叙了蒙古族衣食住行等各方面的风俗习惯，以及历史沿革情况，并对如何实现蒙古民族振兴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这部书被后人称为蒙古族的"百科全书"，它全面地反映了蒙古族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习惯及其历史沿革，是蒙古学研究的珍贵文献。

朝阳市台办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