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苏轼贬谪黄州，人生道路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苏轼在困顿的黄州时期，把儒佛道的思想巧妙地融合在一起，通达地观察社会问题，解决进取与退隐、入世与出世、社会与个人的矛盾在心灵上的纠缠，并仍坚持积极的人生观，以及对美好事物的不懈追求，保持淡泊旷达的心境；黄州的山山水水，帮助苏轼的文学创作进入了高峰，成就了“旷淡、超逸、灵动、缥缈” 的文风。苏轼在黄州进行了一次愉快的休闲旅程，其心路历程，为后来在类似社会条件下生存的文人提供了一种借鉴。
关键词：苏轼；黄州；心灵历程；思想融合；旷达
踌躇满志的苏轼，由于“乌台诗案”的政治灾难而被贬黄州。苏轼的精神支柱是儒家经世济民、积极用世的思想。贬滴黄州后的生活经历和矛盾的心境丰富了他的人生视野，促使他的世界观发生深刻变化。从奉儒家而出入佛老，玄思世事人生，朴质无华、平淡自然的审美情趣和韵味。
一、谪居黄州，随遇而安
苏轼这位在政治风暴中近乎偏执的文人、常居生活中不合时宜的醉人、激情四溢忧国忧民的贬官，来到这荒野蛮夷之地，短暂的孤寂与痛苦，触动了他敏感的神经，进发出极具开拓性跳跃的思维，使他迅速融人当地的生活之中，并非常诗意地活下来，而且活得很超脱，旋风般的忙碌着，寻觅到了远离政治漩涡的人生乐趣与超脱的自由，哀伤的时候超然豁达，快乐的时候浪漫潇洒。凭着自己来黄州后的第一感觉，写下了《初到黄州》：
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
长江绕廊知鱼笑，好竹连山觉笋香。
人的最大痛苦来自自己的心灵创伤，想要获得真正的解脱，必须首先解决自身的心理问题。苏轼刚刚承受了人生中最大的灾难，经历了人生中最大的挫折，他以自嘲的口气写了到黄州后的这首诗，想在矛盾思绪中寻求解脱，在矛盾的生活中寻求生存，也是这种自我解嘲的独特方式，使他想到有时间和机会欣赏长江的“鱼美”和山中的“笋香”。
苏轼初到黄州，就遭遇着贫穷和饥寒的困扰，面临着巨大生存压力。元丰三年五月在给章子厚的信中，描绘了他初来黄州的生活处境：
黄州僻陋多雨，气象昏昏也。鱼稻薪炭颇贱，甚与穷者相宜。然轼平生未尝作活计，子厚所知之，俸人所得，随手辄尽、而子由有七女，债负山积。贱累皆在渠处，未知何日到此。见寓僧舍，布衣蔬食，随僧一餐，差为简便。以此畏其到也。穷达得丧，粗了其理，但禄廪相绝，恐年载间，遂有饥寒之忧。
元丰三年十一月和元丰四年七月，分别在给秦太虚和王定国的信中，陈述了他的生活窘况：
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百五十，每月朔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大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又。
到黄州后，苏轼启动了他节俭度日的应急预案，将每月的收人分成30份，供日常生活的正常开支。这也表明了他对新生活的一种节俭态度。黄州初期的生存状态，在他写给李端叔的一封信描述得非常清楚：
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渔樵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 自聿庶几免矣。
从中我们可以揣度苏轼当时的心境，既为远离政治斗争的中心感到轻松惬意，又为没有亲友的音信而感到孤寂，于是自然地产生了一种世态炎凉的人生体验。?我们从苏轼初到黄州时作的——首词《卜算子》中可以体会到他政治上的失意和心灵上的孤独与寂寞，在心灵上也面临着艰难的选择，即进不苟合，退不甘心的思想矛盾，他通过《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表现了这种思绪：
缺月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渺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苏轼想从矛盾的缠绕之中挣扎出来，想从痛苦的深渊之中解脱出来，随遇而安成为到黄州的生存法宝和生活态度，他说自己“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在顺境中随遇而安是不思进取的一种想法，而在苦难、险恶之中能做到随遇而安，则是人生的一种高层境界。可以说，随遇而安是“穷则独善其身”的一种表现。
初到黄州的苏轼，随遇而安的生活，其中包含着洒脱旷达的襟怀和忍耐坚毅的精神在内。安于贫困、安于微贱、安于寂寞、乐天知命、隐忍负重，是苏轼黄州时期心灵历程内涵的一个重要方面内容。同时，在黄州的岁月里，爱友、爱酒、爱肉的苏轼，喝淡酒，读闲书，交朋友，喝淡酒，成为他的必修课。江上清风，山间明月，乡下老酒，平民朋友，拓展了他的想象力。沉浸于酒中的他，在酒精的驱使下，渲泄出心中的郁闷，也依靠它暂时忘却了萦绕在身边的愁怅，创作出苍凉悲壮的千古绝唱，流芳千古的名篇。
二、尽水之变，随物赋形
《老子》第26章云：“静为躁君。”简单地说，静是人的精神的蓄善之所，静可以使人的心灵充盈；静可以使人的志向稳定；静可以使人的思虑清晰。苏轼来黄州闭门静思，思考一些人生重要问题。
(一)焚香默坐归诚佛僧
初到黄州的苏轼暂住在僧舍定惠院，很自然地使苏轼与僧人有了进一步的接触。一个心如苦胆之人，在这急需找到一个心灵支撑点的时候，礼佛问道是必然的一种选择。佛家空幻和道家的自然地进入了黄州时期苏轼的心灵。
在此期间，苏轼曾与章子厚去信，谈到他的近况时说：
见寓僧舍，布衣蔬食，随僧一餐，差为简便。……初到，一见太守， 自余杜门不出。闲居未免看书，惟佛经以遣日，不复近笔砚矣。
同道家思想一样，佛家思想对谪居黄州的苏轼影响也很明显。黄州的安国寺是成为他参禅之地，他在《黄州安国寺记》中的阐述了他黄州学佛参禅的情景：
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从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修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旦往而暮还者，五年于此矣。
谪居黄州的苏轼想在佛老思想中找到精神支柱。元丰四年，为蜀僧惟简作《成都胜相院经藏记》，吐露出“作佛事，求脱烦恼、浊恶苦海”之念；元丰五年作《中和胜相院记》，提出了“佛亡道难成”，必须“菇苦含辛，更有千万亿年而后成”的难点；在“多难畏人，不复作文字”的余悸支配下，苏轼坚持“作僧佛语”和“忏赞引，藏经碑”，可以“无疑”，能达到“说禅长笑老浮屠”(《赠黄山人》)，“任性逍遥，随缘放旷”(《论修养帖寄子由》)之养生目的。“子由为人，心不异口，口不异心，心即是口，口即是心”(《子由禅悟》)，“调气养生，难在去欲”(《记张公规论去欲》)。
元丰三年闰九月，在《答毕仲举书》中，可以看出到苏轼学佛的目的：
佛书时亦尝看，但暗塞不能通其妙，独取其粗浅假说以自洗濯。……若世之君子所谓超然悟者，仆不识也。……不知君所得于佛学者果何耶?为出生死、超三乘，遂作佛乎?抑尚与仆辈俯仰也。学佛老者，本期于静而达，静似懒，达似放，学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为无害。仆常以此自疑，故亦以为献。
苏轼对毕仲举来信中“处世得安稳无病，粗衣饱饭，不造冤业，乃为至足”的理念十分欣赏。可以看出，他学佛纯是以“焚香默坐，深自省察”的方式，进入“静而达”的随缘境界，与世无争， “物我相忘，身心皆空”，平衡心灵中无法承受的煎熬。
这种境界，这在他的文学作品中时有表现：
心困万缘空，身安一床足。(《安国寺浴》)
何处低头不见我，四方同此水中天。(《武昌的菩萨泉送王子立》)
更厌劳生能几日，莫将归思扰衰年。片云会得无心否，南北东西只一天。(《蜀僧明操思归书龙丘子壁》)
苏轼在黄州，用礼佛问道的方式来保护自身，同时也吸收了佛家之中与儒家思想冲突不大，而能向辅而行的思想，形成了自己的处事之道，生存之法，改变了自己的世界观，充实了自己的艺术观。
(二)调心净气厚自养炼
苏轼与道家很有渊源，他的启蒙老师张易简就是一位道士。青年时代，苏轼主要接受的是传统儒学的教育，但老庄思想同样吸引着他。年轻时读《庄子》，“叹曰：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宋史?本传》)，但忙于仕途，无暇深究道家玄奥。贬谪黄州后，道家思想为他的“出世”提供了理论依据，所以他很注重学道，将其作为抚慰自己心灵的良药，在《答秦太虚书》中，他全面阐述了自己斋居天庆观四十九天，黄州学道的过程和目的：
吾侪渐衰，不可复作少年调度，当速用道书方士之言，厚自养炼。谪居无事，颇窥其一二。已借得本州天庆观道堂三间，冬至后，当入此室，四十九日乃出。 自非废放，安得就此?
他告诉我们，在“废放”、“为仕宦所縻”的境况下，调节自我心理，摆脱功名羁绊，净化心灵，抖掉世俗的纠缠，维持心灵的和谐，从自然中得到精神自由。从其在黄州的作品中时有所见：
噫!归去来兮，我今忘我兼忘世。(《哨遍》)
逢人欲觅安心法，到处先为问道庵。(《和子由寄题孔平仲草庵次韵》)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临江仙?夜归临皋》)
人之为患以有身， 身之为患以有心。(《雪堂记》)
谪居黄州的苏轼还热衷于瑜伽和炼丹，开始关注修炼时身心微妙的变化：通过信函与弟弟苏辙、好友张方平探讨。在与朋友的书信之中多次及修炼之事，向朋友访求修炼方法，求取丹砂，并将自己所知道的修炼方法和炼丹秘方告诉给好友，并让其注重修炼。元丰三年十月冬至日，苏轼作《阳丹阴炼》、 《阴丹阳炼》，具体介绍了两种炼丹术。
道家修炼以清净无为为主旨，追求达到心灵的平静，通过修身养性而使人内心空明，使人仁慈谦逊。苏轼想借此超然物我，寻求精神慰藉和解脱，无忧无虑的心境。
他从老庄哲学、佛禅玄理中追求超越的解脱，把老庄哲学从无限的时间与空间的立场看待人生的苦难与欢乐，与禅宗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结合起来，求得个人心灵的平静。当种种不幸袭来之时，他都以一种随缘旷达的心理来对待，把这一切视为世间万物流转变化中的短暂现象。苏轼贬谪黄州后，尽管他还以儒家的忠义自励，胸存浩然正气，但已参人了大量的佛老思想，以求身处逆境的精神解脱，他以儒家积极人世之精神，融合佛、道放旷达观之襟怀，执著人生，善处人生，能以出世的态度做人世的事业，无论穷达都能在精神领域保持人格独立和思想自由。他那种直面生死的旷达情怀，那种经历磨难而始终乐观向上的精神，和放旷逍遥，随缘自适的创作个性，是在贬谪黄州之后逐渐建立起来的。他拾佛老的哲学思想渗入儒家济世为民的精神中，佛老的静达旷放，用儒家道德人格的浩然正气来支撑，成就虚静高洁的心灵和淡泊超逸的人格。就这样以他特有的方式达到了矛盾的统一。
(三)悲歌为黎元道理贯心肝
儒家积极有为于世的“人世”思想是苏轼终生追求的目标。“乌台诗案”几乎断送了他的政治生命，但是，在以佛老思想来抚慰自己的同时，儒家以人为本的仁爱思想从未泯灭。
从他在黄州的作品之中，可以看出苏轼有济世为民之心：
伫立望原野，悲歌为黎元。(《正月十八日蔡州道上遇雪次子由韵二首?其二》)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虽怀坎壈，于时遇享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于造物。(《与李公择书》)
当他得知鄂黄之间农民因贫穷而溺婴的时，“闻之酸辛，为食不下”，写信给鄂州太守朱寿昌，希望他能革除陋习，并身体力行，表示“若岁活得百个小儿，亦闲居一乐事。吾虽贫，亦当出十千。”(《上鄂州太守朱康叔书》)
黄州流行瘟疫，他毅然将向巢谷苦求得来的治疫秘方“圣散子”公诸于众，“合此药散之，所活不可胜数。”在《鱼蛮子》中展现了新政下的渔民悲苦的生存现状，甚至含沙射影地讽刺，了王安石推行的新政。
在《陈季常所蓄朱陈村嫁娶图》中，对“县令催钱夜打门”的野蛮施政方法进行了抨击。
“西羌解仇隙，猛士忧塞儒!”则表达了作者的爱国热忱， “西事得其详乎?虽废弃，未忘为国家虑也。”(《与滕达道书》)。
苏轼在听说官军收复失地，大破西夏军的消息，内心燃烧起儒家志士的爱国热情，作《闻洮西捷报》，纵情高歌：“放臣不见天颜喜，但惊草木回春容。”甚至幻想着自己能为国征战，“臂弓腰箭何时去，直上阴山取可汗”(《谢陈季常惠一揞巾》)，而且在《答李琮书》信末对李琮坦言：“此非公职事，然孜孜寻访如此，以见忠臣体国，知无不为之义也。轼其可以罪废不当言而止乎?虽然，亦不可使知我者见，以为诟病也。”这种“不当言”而言，实是苏轼对宋王朝极其关心而发出的肺腑之言。
他在《黄州上文潞公书》中仍然冒死“复言天下事”，说自己“宿昔之心扫除未尽”，又在《与滕达道书》其十二中向滕询问：“西事得其详平?虽废弃，未忘为国家虑也。”苏轼在恶劣的生活条件和政治境遇下仍不忘关心人民、关心国事，精神品质实在令敬仰。
苏轼虽是放逐之臣，人不在其位，可心在谋其政。在国家有难、朝廷有事的时刻，苏轼把贬谪看得很轻，表现出一种典型的仁爱宽厚的儒家风范，而这正是他安心定性的最根本所在。同时，苏轼在黄州时期，自强不息，在文艺创作上取得了新的突破。写下了大量名篇佳作流传千古。他手抄了《金刚经》、又第3次手抄了《汉书》，同时继承了父亲苏洵之志写下了《易传》九卷、《论语说》五卷。
三、东坡躬耕，随缘自适
元丰四年二月，蒙友人马正卿相助，求得黄州城东门外“故营地”50亩，以此解决了苏轼一家人吃饱肚子的问题。生活的压力和生命的尊严需要抉择，此时的苏轼明白，唯有靠自己的双手，躬耕于阡陌之上，养活自己和家人。同时，在躬耕地东坡之侧建堂五间。房子落成之日，大雪纷飞，苏轼自书“东坡雪堂”，悬挂为匾额，并在堂内四壁满绘雪景。
在东坡躬耕的苏轼，经常读陶渊明的《归去来辞》等诗作，从中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在田间干活的时候，将其配上民歌的曲调，教农人唱，有时还用竹杖敲牛角打拍子。他虽深感垦荒之苦，但也体会到劳动最快乐，体会到粗茶淡饭有益健康。苏轼在东坡雪堂的墙壁和门板上的书写三十二字警句告诫自己：
出舆入辇，蹶瘘之机；洞房清宫，寒热之媒；
皓齿峨眉，伐性之斧；甘脆肥农，腐肠之药。
苏轼躬耕东坡之时，黄州的农夫们以减相待，并倾其所能，教其技艺，助其耕种，在耕作中，苏轼获得了短暂的安逸，并写下《东坡八首》记之，小叙为：
余至黄州二年， 日以困匮，故人马正卿哀余乏食，为余郡中请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地既久荒，为茨棘瓦砾之场，而岁又大旱，垦辟之劳，筋力殆尽。释耒而叹，乃作是诗，自愍其勤，庶来岁之入以忘其劳焉。
因躬耕之地名曰“东坡”，与白居易种花种树的“东坡”名称相同。此时的苏轼遂以 “东坡”作为自己的别号，亦仿效白居易 “香山居士”之称，称自己为“东坡居士”，后人尊称其为“东坡先生”。苏轼由子瞻变为东坡，不仅是字号的改变，更是心灵的转变。当苏轼还叫苏子瞻的时候，他向往功名，追求成就；而在他变成苏东坡后，他淡
视功名，热爱生活。
此时的苏轼心态已经比较平和了，尽管生活穷困，但颇能随缘自适，保持一颗平常心： “某凡百粗遣，厄困既久，遂能安之。昔时杂念浮好，扫地尽矣。”(《答苏子平先辈二首?一》)。他尝尽了农人的苦和乐： “风从南来非雨侯，且为疲人洗蒸郁。褰裳一和快哉谣，未暇饥寒念明日。”(《次韵孔毅父久旱已而甚雨三首?其一》)回归田园，苏轼更加贴近大自然，心胸为之豁达。
他充分享受着农人的生活：“定省之下，稍葺闲轩，箪瓢鸡黍，有以自娱，想无所慕于外也。”(《与徐得之十四首》之八)“自惟罪大罚轻，馀生所得，君父之赐也。躬耕渔樵，真有馀乐。”(《答范蜀公十——首》之三)其《东坡八首》其八注云：“八篇皆田中乐易之语，如陶渊明。”说“田中乐易”者，更有《东坡》一首：
雨洗东坡月色清，市人行尽野人行。
莫嫌荦却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
在这种乡村安宁的环境里生活，他自食其力，心灵很充实，他写道：
某现在东坡种稻，劳苦之中亦自有乐事。有屋五间，果丈十数畦，桑百余本。身耕妻蚕，聊以卒岁也。
我们可以看出苏轼的心境逐渐平复，更加心平气和地直面人生，深得田园躬耕之趣。从另一个侧面可以看出，苏轼是一个有生活情趣的人，是一个喜爱享受美食的人。在谪居黄州期间，他创造性烹烩出可口的食物，选择的食材自不名贵，烹饪方法自己创新，在他黄州的诗文中，如《猪肉颂》、《送牛尾狸与徐使君》、《煮鱼法》、《元修菜》、《东坡羹颂》、《二红饭》、《饮酒说》、《蜜酒法》、《蜜酒歌》，我们可以见其端倪。
苏轼躬耕东坡，随缘自适。在黄州找到了一批好朋友。他们都和苏轼一样地悠闲无比、一样地才华横溢。黄州太守徐大受、隐士陈季常、诗人潘大临、穷生古耕道、店主郭兴宗、名医庞安时、武昌太守朱寿昌，好友马梦得、安国寺的继连长老，等等。
他“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友人从观赏大自然的美景中，感受宇宙生命的律动，体味人生的“适境”，从山石风月上获得解脱和超越。在四年多的时间里，黄州赤壁、安国寺、浠水兰溪，麻城歧亭、蕲春天峰麓、黄梅五祖寺、武昌西山等地，都留下他与友人携酒共游的足迹。
苏轼通过游山玩水释放心灵的压力。“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他随时随刻地将个人的忧愁烦恼丢人大自然中去。他在黄州时创作的一些文学作品都是在悲愤中突显出人生哲理。
综上所述，在黄州的经历，使他能够直接面对普通的百姓，接触到社会的最底层，并通过自食其力的躬耕，体味到劳动的乐趣。这些都是促成苏轼心灵提升的要素。他自评道：“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
苏轼在黄州的谪居生活，也算是一次愉快的休闲旅程，把他从政治斗争的炽热和矛盾的漩涡中解脱出来，善变的他，与和尚、道人、美女打交道，将佛、道、儒的哲学思想融为一体，能在自强不息，自娱自乐中找到了他生命中的爱人；找到了他的诗、词、文、赋；他自由自在地遨游在浩大的精神世界里；找到了他的美食，采撷了饮食文化的浓醇芬芳，感悟出人生的真谛。贫穷而荒寂的古黄州，以女性的温柔与宽厚，接纳了苏轼，使他有一段独放异彩的人生之旅，他的灵与肉在黄州赤壁历千年而生生不息。
参考文献：
[1] 范军．苏东坡：旷达人生[M)．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
[2] 刘国君．苏轼文艺理论研究[M)．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
[3] 陶文鹏．苏轼诗词艺术论[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4] 王水照．苏轼[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5] 史良昭． 浪迹东坡路[M)．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6] 常振国，降云．历代诗话论作家[M] 湖南文艺出版社，1982．
[7] 丁永淮，梅大圣，张社教．苏东坡黄州作品全编[M)．武汉出版社，1996．
[8] 梅大圣．苏轼黄州诗文评注[M)．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9] 臧克家．学诗断想[M)．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
[10] 李庆皋，王桂芝．豪放词宗苏东坡[M)．长春出版社，2003．
[11] 林语堂．苏东坡传[M)． 海南出版社，1992．
[12] 刘树勋，唐宋律诗选释[M)．长江文艺出版社，1981．
[13] 冯天瑜，何哓明，周积明．中华文化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14] 龚鹏飞．文学名篇欣赏[M)．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
[15] 丁永淮．大江东去一苏东坡在黄州[M)．中国文学出版社，1993．
[16] 孔凡礼校．苏轼文集[M)．中华书局，1986．
[17] 冯应榴辑注，黄任轲、朱怀春校点．苏轼诗集合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18] 周振甫．文学风格例话[M)．上海教育出版社，1989．
[19] 夏承焘．唐宋词欣赏[M)．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
[20] 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
[21] 饶学刚．苏东坡在黄州[M)．京华出版社，1999．
[22] 颜中其．苏东坡[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
[23] 于培杰，孙言诚．苏东坡词选[M)．花山文艺出版社，1984．
李 林 黄冈市东坡赤壁管理处，黄冈市东坡文化研究会理事，东坡文化专家。
湖北省黄冈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
华夏经纬网版权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