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将詹才芳首任解放军第四十六军军长

　　木兰山上，陈锡联两次找到詹才芳要求参加红军 

　　詹才芳的身世与众多将军有所不同，他是孪生双胞胎中的哥哥。1907年9月12日，詹才芳出生在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高桥区黑石咀村。詹才芳比弟弟詹才银早两分钟出生。1924年，詹才芳兄弟俩参加了革命，都在武汉董必武身边工作。 

　　1927年9月，詹才芳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时，郑位三、戴克敏、陈定侯等人带着党的“八七”会议精神，来到黄安县七里坪文昌宫。中共黄安县委在这里召开会议，决定进行武装暴动。詹才芳从武汉回到黄安县，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是詹才芳与弟弟詹才银第一次分手，也是诀别性的分手，兄弟俩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面，直到詹才芳当上了解放军第四十六军军长，率部南下，回到黄安县时，才知道弟弟已成为共和国的一名烈士。 

　　根据七里坪会议决定，詹才芳率领农民自卫队和100多位农民，冲进沙河王家地主大院，开仓放粮，救济贫民。获得成功后，詹才芳一不做二不休，在9月、10月两个月中，连续没收了十多户地主家的财产，在黄麻地区形成了气候。 

　　1927年11月3日，中共黄安、麻城两县县委在七里坪召开会议，决定进行更大规模的武装暴动。会后，詹才芳、詹献庭、王秀松和李先念等人，深入高桥、桃花等地，进行了武装起义的发动宣传工作。11月13日夜，在中共黄麻特委的领导下，黄安、麻城农民自卫军和广大农民群众2万余人，开始攻打黄安县城。 

　　詹才芳、詹献庭、王秀松和李先念等人指挥高桥、桃花等地的农民自卫队，进攻黄安城的南门。攻城前，詹才芳作了动员。詹才芳说:“按照总指挥部的命令，今天晚上我们就要出发夺取黄安县城了。这是我们穷人想要当家作主，不再做奴隶的大事。我们要把对国民党反动派、地主豪绅的千年大恨凝聚在刀口上、枪尖上。大家要团结一致，奋勇冲杀，把红旗插到黄安城上!” 

　　这一仗，活捉了国民党黄安县县长贺守忠，缴获步枪30余支，子弹90箱，并在城内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黄安农民自卫军为第一路军，麻城农民自卫军为第二路军。潘忠汝任总指挥兼第一路军司令，戴克敏为党代表，吴光浩任副总指挥兼第二路军司令。詹才芳被任命为第二路军特务大队大队长。 

　　12月5日，国民党军一个师袭击黄安县城，工农革命军鄂东军被迫突围，潘忠汝牺牲。12月下旬，鄂东军72人在吴光浩的带领下，昼伏夜行，转移到湖北黄陂的木兰山。这72人中便有詹才芳、陈再道等人。从此，72名指战员就像72颗不灭的星火，在木兰山上熊熊燃烧。詹才芳成了木兰山上的72位游击英雄之一。 

　　詹才芳在木兰山时，发生了一段令人津津乐道的故事:后来成为共和国上将、国务院副总理的陈锡联，当年两次跑到詹才芳部要求当红军。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詹才芳每次率领游击队下山活动时，都要先到一个秘密联络点——陈永厚家。陈永厚是陈锡联的父亲。一来二往，不到13岁的陈锡联便想当红军了。 

　　1928年4月，正在为地主家放牛的陈锡联，突然感到肚子痛，捂着肚子在地上打滚。这时，地主的儿子恰巧经过这里，见状，硬说陈锡联偷懒，上来就是一顿暴打。 

　　这天夜晚，饿着肚子的陈锡联躺在又黑又脏的牛棚里，抚摸着身上的伤痕，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着。陈锡联想去找詹才芳。于是，他翻身爬起来，摸黑到了四里多远的肖家寺，找到詹才芳要求参加红军。 

　　望着陈锡联坚毅的神情和幼小的身躯，詹才芳拿过一支步枪往他身边一靠，笑着说:“人还没有枪高，怎么能当红军，在家再长一年吧，明年我们再来接你。” 

　　陈锡联坚定地说:“我一定要参加红军。” 

　　詹才芳抚摸着陈锡联的头问:“你为什么一定要当红军?” 

　　“为什么?”陈锡联一把扯开身上破旧的衣服，露出满身伤痕泣不成声地说，“我八岁就给地主放牛，放了六年牛，挨了六年打，我再不愿过这种日子了，听说你们是专门打富人、帮穷人的队伍，我坚决要求参加你们的队伍。” 

　　沉默了半晌之后，詹才芳缓缓地说:“好孩子，你是一条汉子，我也想留下你，但是，你实在是太小了。你先回去，明年我们一定来接你。” 

　　几天后，詹才芳带着游击队潜回到黄安后，把陈锡联送回家交给陈锡联的母亲雷敏。 

　　一家人正为陈锡联失踪寝食难安，见到陈锡联平安归来是又惊又喜。雷敏搂着陈锡联，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任眼泪尽情地流淌。从此以后，雷敏害怕陈锡联再次跑去参军，每天夜晚睡觉前都要把一根麻绳一头系在陈锡联的脚上，一头系在自己的手上，一有动静就连忙察看。 

　　1929年4月，红七军第三十一师扩编了八个大队，詹才芳被任命为第八大队大队长。就在这时，陈锡联跑来了。原来，在家又呆了一年的陈锡联，想起了詹才芳的话，再也呆不住了。因此，陈锡联趁外出干农活的机会，偷偷地躲了起来。天黑后，他跑到七里坪找到了詹才芳。詹才芳终于答应陈锡联参加红军的请求。当时，两人谁也没有料到，在1955年授衔时，詹才芳是中将，而陈锡联却是上将。尽管陈锡联的军衔高于詹才芳，但每每见面时，陈锡联总是称詹才芳为老首长。 

　　长征途中，詹才芳救下了日后的成都军区和广州军区司令员尤太忠 

　　1930年4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整编，成立红一军，军长许继慎，政委曹大骏，下辖一师、二师、三师和独立旅。詹才芳任红一军一师三团政委。起初，詹才芳不愿当政委，副军长徐向前对詹才芳说:“你要当个会打仗的政委!”这样，詹才芳的思想才转过弯来。1931年1月，红一军与红十五军会合，合编为红四军，詹才芳任三十团政委。1931年11月上旬，红四方面军成立。1933年1月，詹才芳被提升为红四方面军第十二师政委。6月，红十二师扩编成红九军。何畏任军长，詹才芳任军政委，许世友任副军长。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川西懋功会师后，詹才芳调任红三十一军政委，军长由红四方面军副司令员王树声兼任。实际指挥红三十一军行军打仗等具体工作，就由詹才芳一个人负责了。 

　　北上过草地时，詹才芳救了后来成为著名战将的尤太忠。那天，詹才芳见几个士兵抬着一个重病号，欲弃之在草地上，急忙下马询问怎么回事。战士答道:“他病得太重了，怕是活不成了。” 

　　詹才芳仔细观察了一下，沉思片刻说:“不要扔，这么年轻，个子又大，扛机枪是把好手。你们给他一个马尾巴试试。” 

　　这个重病号就是尤太忠，后来成为成都军区和广州军区司令员。 

　　享受拉马尾巴待遇后，尤太忠靠着自己坚强的毅力竟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随大部队走出了草地。因此，尤太忠常常念叨詹才芳的救命之恩，说:“我这条命是拉马尾巴拉出来的!” 

　　1936年6月，红二、四方面军会师。7月，两个方面军开始共同北上，詹才芳奉命率红三十一军一部疾速前进。当部队抵达毛儿盖时，詹才芳接到命令，就地停留两天，准备过草地需要的粮食。 

　　毛儿盖一带是藏民居住区，红三十一军临时驻扎在这里，发生了一件至今仍为当地群众争相传颂的爱民故事——詹才芳和一只银碗的故事。 

　　当时，红三十一军刚到毛儿盖，詹才芳召开完了营以上干部会议，布置好了筹粮任务。这时，一位名叫扎布的藏族青年闯进军部，哀求道:“大军!我的女人快完啦!快救救她吧!快救救我的孩子吧!” 

　　当詹才芳听完扎布用不大熟练的汉语叙述完之后，猜想扎布的妻子可能是难产。于是，詹才芳马上让通信员找来医生、卫生员、担架员和警卫战士，组成急救小组，并亲自率领，连夜策马赶到15公里外扎布的家中。 

　　果然，当詹才芳进到扎布家里时，见到一个孕妇正躺在铺上，痛得呼天喊地，脸上堆满豆大的汗珠，衣裳全被汗水浸透。 

　　“快，赶快抢救!”詹才芳吩咐道。 

　　经过近两个小时的紧急抢救，大人和小孩都平安了。听到婴儿的哭声，产妇也宽慰地笑了，扎布舒开了紧蹙的眉头。屋里屋外，寨内寨外，藏民们奔走相告。 

　　第三天，红三十一军要出发了。扎布、“通司”(藏语翻译)和几个乡亲一起，带着几袋青稞面，赶到军部道谢。扎布还手捧一只精美的银碗，送给詹才芳做纪念，说:“我的家很穷，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这只银碗是我家祖辈传下来的。今天，我代表全家把它献给尊敬的红军首长，我们的救命恩人!” 

　　詹才芳怎么也不肯收下这么珍贵的礼物，说:“藏汉一家，军民一家，何必客气!我们红军来自人民，为人民而战，为人民而死，都是应该的!”说着，詹才芳把早已准备好的一小包红糖、一包盐、一包烟草送给扎布，说:“原来我们想路过你们家时，送给你的，现在就由你带回去!” 

　　扎布收下礼物后，一定要詹才芳收下那只银碗，而詹才芳怎么也不肯收。结果，扎布趁红军不注意，悄悄地把银碗藏进了青稞面里。次日，部队远离毛儿盖后，炊事班长在青稞面里发现了那只银碗。全国解放后，詹才芳把这只凝聚汉藏军民情谊的银碗，捐献给中国革命博物馆。 

　　1936年10月，詹才芳到达陕北，走完长征，进入红军大学学习。 

　　詹才芳谈恋爱，写情书比打仗还难 

　　1938年4月，詹才芳被任命为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分校(位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一大队大队长。上任不久，他看中了一个人，确切地说是爱上了一个人，但詹才芳不知道怎么才能把爱的信号传递给对方。会打仗的将军未必会谈恋爱，此话一点也不假。詹才芳恨自己书读得少，很是苦恼。 

　　詹才芳的苦恼让热心的童广生大姐看了出来。童广生笑着对詹才芳说:“我去会一会你的意中人!” 

　　童广生找到詹才芳的意中人——冀中阜平县康家峪妇救会主任杨静，把她约到小河边，向她介绍起了詹才芳…… 

　　第二天傍晚，杨静来到詹才芳的住处见了面，谈了许多。最后，杨静对詹才芳“约法三章”:一个月见一次面，写两封信。 

　　詹才芳答应了，一个月见一次面还好说，可写两封信，简直比打仗还难。事后，詹才芳说:“我识不得几个字，从未见过情书是啥样子的，而且杨静是南京大学的高材生，真是让我为难啊!” 

　　杨静的信都来了两天了，詹才芳的回信却只字未动。正犯难时，詹才芳想起了刘昌毅的爱人徐坚。徐坚是一大队的才女，字写得漂亮，又和詹才芳在一个党小组。詹才芳请徐坚代笔写情书。徐坚听了詹才芳的情况，抿嘴笑答，可以为詹才芳代写情书。詹才芳的第一封情书，就如此炮制了出来。 

　　杨静接到第一封情书，顿生疑惑:不是说没有文化吗?哪来这样一笔秀丽的字体和颇具文采的信呢?为解疑惑，杨静赶到詹才芳住处。詹才芳是个老实人，便把如何请人代写情书的事一五一十“坦白”了。 

　　杨静没有生气，而是一本正经地告诉詹才芳:“天下什么都可以找人写，唯有情书不可请人代笔，哪怕写几个字，那是自己写的，表示对爱情的珍重!” 

　　于是，詹才芳开始学习写情书。杨静当老师，不时地批改詹才芳的情书。一来二去，詹才芳的文化水平提高了，爱情也开花结果了，真是一举两得的好事! 

　　詹才芳和杨静的感情很快到了谈论婚期的时候，按詹才芳的话来说，就是要有“定情物”作为婚姻的见证，但革命队伍中又不兴这一套，怎么办?詹才芳想，一定要给杨静送一样东西。 

　　恰在这时，长征时的警卫员谭志耕来看望詹才芳。谭志耕现在已是营长了。詹才芳一眼就瞅见谭志耕上衣左上方口袋里别着两支钢笔，便问:“小谭，你的口袋里是‘派克’钢笔吗?” 

　　谭志耕有点奇怪，从口袋里抽出黑色钢笔，说:“这支是‘派克’牌的，不过只有笔尖是‘派克’，其他都是国产货。” 

　　“‘派克’笔尖也行!送给我吧!”詹才芳说完伸手就要拿。 

　　谭志耕把拿“派克”笔的手往后一缩，说:“老首长，你要这笔干什么?” 

　　“你小子忘本了是不是?跟你要支钢笔都不情愿了!”詹才芳激将了一句。 

　　“那也得说清楚。”谭志耕仍然有点舍不得。 

　　詹才芳只得把自己的心事说了出来。谭志耕听完，高兴地说:“老首长，若是为娶嫂子用，别说是钢笔，就是金元宝也得献出来啊!” 

　　说完，谭志耕双手把钢笔送到詹才芳面前。后来，这支钢笔就成了詹才芳给杨静的信物，一直珍藏在杨静身边。 

　　与李中权搭档，辽沈、平津战役中显神威 

　　詹才芳在抗大二分校一大队当大队长时，还结识了一大队政委李中权。于是，詹才芳和李中权便开始了搭档，而且时间长达20多年。 

　　1940年9月，詹才芳调任晋察冀军区冀东军分区副司令员;不久，李中权也调该军分区任政治部主任。1945年11月，詹才芳调任晋察冀军区冀东纵队司令员，与李中权短暂分手后，两人再次走到一块。 

　　在解放战争中，詹才芳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九纵队司令员时，李中权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九纵队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詹才芳和李中权这对老搭档，率九纵指战员英勇善战的故事非常多，其中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是在辽沈战役中，九纵攻克锦州，活捉国民党军高级将领范汉杰。 

　　1948年9月9日深夜，詹才芳接到林彪、罗荣桓密令:“以隐蔽、迅速、突然动作插向锦州、义县之间，切断锦义敌人联系，包围义县守敌，阻击锦州之敌北援。切不可走漏消息!” 

　　詹才芳接到密令后，立即召开了军事会议。会上，詹才芳传达了野战军首长的密令和作战意图。在政委李中权和参谋长袁渊分别讲话之后，詹才芳强调说:“毛主席过去常教导我们，声东击西，出其不意。这一次，我们不仅在战术上声东击西，而且在战役上也声东击西。我们过去说要打长春，一直迷惑着敌人，现在一把刀子插向锦州，拦腰斩断，完全出乎敌人意料之外，所以要保守秘密，不能走漏半点风声，以免前功尽弃!” 

　　9月11日，九纵在詹才芳和李中权率领下，对外以演习行军为名，向西轻装前进，经过18个小时的急行军，走了130里路，于9月12日，到达指定地域，迅速切断了国民党军第六兵团等部队的退路。 

　　这时，国民党军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方知上当了。他一边向蒋介石请求增援，一边命令第九十三军2个师、新编第八军3个师、第六十军1个师收缩至锦州城内，固守待援。 

　　东北野战军于10月4日确定了攻打锦州的部署，组成三个攻城突击集团:南突击集团由邓华和吴富善指挥的第七纵队、詹才芳和李中权指挥的第九纵队组成，邓华统一指挥;北突击集团由刘震和吴法宪指挥的第二纵队、韩先楚和罗舜初指挥的第三纵队组成，韩先楚统一指挥;东突击集团由段苏权和邱会作指挥的第八纵队及第一纵队炮兵团组成。 

　　各攻城部队经过充分准备后，于10月14日10时，向锦州发起了总攻。在炮火打开缺口后，南突击集团率先发起进攻。詹才芳和李中权率九纵指战员涉过齐腰深的小凌河，冒着枪林弹雨进了城。 

　　范汉杰岂肯俯首就擒，他指挥城内10万兵力进行阻击，每个街口都堆起沙袋工事，组成交叉火力点。 

　　詹才芳和李中权现场指挥，制定了新的攻击方案:把街道两旁的建筑物，用铁镐和炸药掏开一个个洞口，连成一条通道，以一部兵力佯攻，让主力通过“通道”插到敌后分割围歼。这一招，很管用。邓华命令南突击集团全面采用此战术，进行巷战。10月15日凌晨3时，九纵包围了国民党军第六兵团司令部。 

　　锦州攻坚战在10月15日胜利结束了，但俘虏和敌军尸体中都没有发现范汉杰。原来，锦州打得最激烈的时候，眼看大势已去的范汉杰，换上了老百姓的衣服，脚上拖着一双破旧布鞋，带着家眷和贴身警卫，溜出锦州城，向东南方向的海边逃去，准备从海路乘船去上海。 

　　说来也巧，攻城前，詹才芳在东南方向放了一个机动营。机动营的指战员盘问急于赶路的范汉杰一行时，看到这个貌似老百姓又不像老百姓的人有点可疑，便把他带回来审问。范汉杰的妻子承认了自己的身份，但范汉杰硬撑着不承认。 

　　范汉杰和他的妻子，很快就从机动营押到九纵指挥部。詹才芳和李中权拿出照片一对，没错，他就是范汉杰。李中权客气地问:“范汉杰将军，你现在还有什么话可说?” 

　　报纸上的照片都在眼前了，范汉杰只得承认。于是，他说:“我们一直认为贵军必然开始先打长春，万料不到先打锦州，打在我的头上。像这样的作战决策，没有伟大的战略家的头脑，是绝然作不出来的。” 

　　詹才芳问:“你对当前形势有什么想法?” 

　　范汉杰回答说:“仗是你们打胜了，贵军是很有战斗力的，我佩服。但我们还有广大的国土，还有美国援助，因此，还有力量，仗还是要打下去的。” 

　　詹才芳说:“你这种想法是不成的，下去好好考虑考虑吧!”说完，詹才芳看了看李中权，让警卫人员把范汉杰带了下去。 

　　审问完毕，九纵立即以詹才芳和李中权的名义给野战军总部发了电报，称活捉范汉杰。东北野战军总部很快回电:武装捆绑押送，并需要拍审问电影。 

　　都审问过了，现在还需要电影镜头，怎么办?詹才芳和李中权商量，再严肃地审问一次。于是，布置好审问室，拍电影的人员也到位了，詹才芳和李中权威严地坐在那里。不一会儿，几名战士把范汉杰带了进来。李中权先开了口:“范汉杰，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范汉杰一看气氛有点不对劲儿，惊诧得不敢说话。 

　　詹才芳厉声说:“多年来，你替蒋介石卖力，与人民为敌，你是有罪的!” 

　　范汉杰喃喃地回答:“我有罪，我有罪!” 

　　这时，李中权站了起来，大喊一声道:“你是人民的罪人，把他绑起来!” 

　　早已准备好的战士一下子冲了进来，把范汉杰绑了起来。摄影师把这些镜头都拍了下来。因此，人们在纪实电影中看到审问范汉杰的镜头，是第二次重审的镜头;至于第一次拿照片对人的那段审问事实，却鲜为人知了。 

　　辽沈战役结束后，詹才芳和李中权率九纵挥师入关，奔赴冀东，向平津战场挺进。途中，于11月17日接到中央军委命令，全军统一编制序列，东北野战军第九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六军，詹才芳任军长、李中权任政委，辖第一三六师(原二十五师)、第一三七师(原二十六师)、第一三八师(原二十七师)、第一五九师(原冀察热辽军区独立七师)。詹才芳成了第四十六军首任军长。 

　　詹才芳、李中权率第四十六军参加了平津战役。平津战役的关键一仗是攻打天津城。攻打天津的任务是由七个军担当的。在1949年1月3日至12日扫清天津外围后，于1月14日10时发起了总攻，次日5时结束战斗。这种用战斗消灭拒绝和平解放的敌人的方法，被毛泽东誉为“天津方式”。第四十六军活捉了国民党天津市市长杜建时。庆功会后，四野参谋长兼天津前线总指挥刘亚楼请各军军长、政委吃饭。席间，刘亚楼对詹才芳和李中权说:“想不到，你们也打进市中心来了。” 

　　李中权笑笑说:“参谋长，打不进来，那是要吃批评的。” 

　　刘亚楼说:“我们可担心着呢!” 

　　詹才芳问:“担心什么啊?” 

　　“你想，敌人如果逃跑，十几万人一下子压到津南，你们吃得消吗?”刘亚楼确实担心天津攻坚战中部署在津南的四十六军的压力，“我们的意图是，只要你们能顶住，不让敌人溜掉就算完成任务。真的没有想到，你们还突破了南边这样坚强的工事，还参加了纵深战斗，还俘虏了市长大人!” 

　　詹才芳和李中权异口同声地说:“在这样的大战面前，谁甘落后呀!” 

　　平津战役后，詹才芳和李中权又率四十六军南下，进军中南，解放了任丘、献县、武邑、南宫、威县、清丰、兰封、信阳等63座城镇。 

　　1950年5月，詹才芳任湖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四十六军军长。10月，詹才芳奉命组建中南公安部队，任司令员一直到1955年3月。1955年10月，詹才芳被授予中将军衔，李中权被授予少将军衔。1955年3月至1975年8月，詹才芳调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1977年12月至1983年5月，詹才芳担任广州军区顾问。1992年12月2日，詹才芳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