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雪压冬云:20世纪60年代中国内政外交遇到绝大的困难
1959年至1961中国国内经济发生严重的困难。粮食、棉花、钢等主要产品产量下降，工农业经济遭遇极大困难，市场供应紧缺，人民实际生活水平大幅下降。更为严重的是，由于生活消费品的严重短缺导致非正常死亡人数增加。1962年，中国农业形势才略有好转。
1959年3月19日，与台湾的国民党准备“反攻计划”东西呼应，中国西藏发生武装叛乱，达赖喇嘛逃往印度。4月27日，印度总理尼赫鲁在人民院就西藏局势发表讲话，鼓吹召开新德里、北京、拉萨三方的所谓“圆桌会议”。
中苏两党两国关系严重恶化。1959年6月，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了中苏于1957年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与此同时，中印边境军事磨擦日增。9月9日塔斯社发表一篇关于中国和印度边界武装冲突的声明，公开偏袒印度一方，并随后给印度15亿卢布的贷款。9月30日至10月2日，赫鲁晓夫访问北京，指责中国共产党，干涉中国内部事务。两党两国关系恶化。1960年7月始，苏联不断在中苏边界寻衅。1961年，正值中国经济最困难的时期，苏联要求中国本息一起偿还抗美援朝时苏联援华军事物资的贷款。1962年4、5月间，苏联当局通过其驻中国新疆的机构和人员，在伊犁、塔城地区引诱和胁迫数万名中国公民流入苏联境内。1963年起，苏联大量增兵中苏边境，对中国北疆形成新的军事压力。
在西南方面，1962年4月21日、30日，中国政府先后两次照会印度政府，强烈抗议印度军队连续侵入中国新疆地区并设立新的军事据点。5月11日至28日，印度军队不断入侵中国西藏西部地区和东部朗久地区，并在中国境内增设军事据点。中国政府于11日、19日、28日照会印度政府，提出严重抗议。7月22日，中国政府就印度军队侵入中国新疆奇普恰河谷地区，并向中国边防哨所发动武装攻击一事，向印度提出强烈抗议。9月13日至27日，印度军队又越过“麦克马洪线”，在中国西藏扯东地区设立军事据点，并不断向中国边防部队开火，打死打伤中国边防战士多人，9月21日，中国政府向印度政府提出强烈抗议。
在东南方面，美澳新条约组织在堪培拉举行部长理事会，决定出兵泰国，以对越南和老挝施加军事压力。5月15日，美国总统肯尼迪命令派5000名海军陆战队员往泰国。与之配合，台湾蒋介石也调兵遣将，积极准备“反攻大陆”。
一时，新中国周边险象环生，从东南、西南、北方三面安全骤然形成共振性恶化形势。美国学者费正清在书中说:“在北京看来，在1962年夏天融汇成了一种互相配合的威胁。”中华人民共和国遇到“万花纷谢一时稀”的艰难处境。
这迫使正在经历经济困难的中国政府不得不将军事斗争，尤其是西南方向的军事自卫反击工作提到议事日程。面对印度的咄咄攻势，西南战争迫在眉睫。
二、毛泽东在东南明修 “栈道”，美即对蒋施加压力
为了保障西线自卫战胜利，中共中央在东南台海一带增兵布防。毛泽东这一仅用于声东击西的军事调动立即使美国紧张，认为它是“自朝鲜战争以来此种类型最大规模的军事调动”。1962年6月18日，情报和研究局局长希尔斯曼就“中共的军队调动”写报告要“严肃看待中共的意图”，认为“不能排除中共正为突然地竭尽全力地夺取金门或马祖，或两者兼而有之而做准备，大概使用他们在1958年所没有的装备”。
现在回头来看，毛泽东布兵东南只是为西南军事斗争准备而作的“虚晃”动作。6月19日，也就是接到希尔斯曼的报告的第二天，美国驻台“大使”约见蒋介石，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最重要的是中华民国政府不能以中华民国政府官员发表的任何公开声明、或以中华民国政府的任何行动给这种进攻提供任何借口”。
大陆在东南福建省大规模的军事调动，使美国风声鹤唳，各部门忙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但始终也搞不清中共的意图。
6月27日，美国总统肯尼迪就台湾海峡局势发表声明，表示不支持蒋介石进攻中国大陆。6月28日，美国国务院致驻台“使馆”，让他们转告蒋介石美国总统的“强烈愿望”，“即美国和台湾政府在此时避免显示出正在计划攻打大陆的迹象，是至关重要的”。
7月2日，赫鲁晓夫发表讲演，强烈谴责美国支持蒋介石当局对中国大陆的挑衅，称中国人民将得到社会主义阵营的坚决支持。
7月4日，美国驻台“大使”柯克致电国务院称蒋已“保证台湾不会首先在金门和马祖地区发动任何反对大陆的行动”，“保证不会再给总统增添新的问题”。
三、毛泽东引而不发，美蒋已势同水火
进入7月份后，中国西南边界冲突日益升级，中国备战日急。
7月5日，印军侵入加勒万河谷地区，这一地区是印度进入中国阿克赛钦的通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7月7日和11日，周恩来接连听取中印边界情况汇报并向毛泽东作了汇报。7月14日，中央军委派总参作战部负责同志专程赶到新疆，向新疆军区和西线边防部队传达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关于在中印边界西段开展反蚕食斗争的指示并具体指导这一斗争。毛泽东认为:“印度在我境内设点，我们完全有理由打，但是现在还要克制，不能急于打。”
与此同时，毛泽东仍在东南方向大造声势，搅得美国与蒋介石当局鸡飞狗跳，矛盾升级。
9月6日，柯克与蒋介石在阳明山会谈。这次蒋介石在会谈一开始就对美方强烈不满。蒋对美国充满怨恨以至于要“重新考虑”美台《共同防御条约》。
四、毛泽东西南“敲山”，中国对印自卫反击战与美苏古巴导弹危机同起同落
1962年9月始，加勒比海战云骤起。
9月2日，苏联将手直插美国腹下，宣布已与古巴达成向古巴供应武器和提供技术专家的协议。9月4日，肯尼迪发表对古巴的政策声明，称必要时将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9月5日和8日，两艘运送一批中程弹道导弹的苏联货轮抵达哈瓦那。9月12日，塔斯社发表授权声明，谴责美国蓄谋入侵古巴，并警告说:入侵古巴意味着战争。第二天，肯尼迪针锋相对声明重申:只要威胁到美国的安全，美国将采取行动。9月25日，古巴总理卡斯特罗宣布:苏联将帮助古巴在哈瓦那建立一个“渔业基地”。
就在肯尼迪声明的同一天(9月13日)，印度军队也开始大举越过“麦克马洪线”，在中国西藏扯东地区设立军事据点，不断向中国边防部队开火，打死打伤中国边防战士多人。此时毛泽东考虑组织西南自卫反击战役的时机已经成熟。
10月16日，肯尼迪接到了经过核实的确凿情报称美国发现苏联开往古巴的船只中有进攻性导弹后立即表示:必须对这种来自古巴的威胁作出反应，导弹必须撤除。因为对美国构成重大威胁。肯尼迪及其同僚最后商定“对古巴沿海实行封锁，辅以其他军事和外交措施，迫苏联主步；如不能奏效，再采取进一步措施”。
10月17日下午13点30分，毛泽东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陈毅、贺龙、聂荣臻、罗瑞卿等开会，讨论对印度军队的进攻进行自卫反击问题，从7月份的“现在还要克制，不能急于打”的方案迅速转为“亮剑”西南的决定。晚11时，签发中共中央军委《歼灭入侵印军的作战命令》。
10月20日清晨7时30分，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在塔格拉山脊下达了对印反击的作战命令。顿时中方阵地万炮齐发，天摇地动。中午即占领了克节朗河正面的印军各阵地。
10月22日，肯尼迪决定封锁古巴，古巴导弹危机随即爆发。当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言人发表声明，由于印度军队越过麦克马洪线，进一步侵占中国的大片领土，向中国边防部队发动大规模进攻，中国方面现在正式宣布:“为了防止印度军队卷土重来，再度发动进攻，我边防部队在自卫战斗中，没有必要再受这条非法的麦克马洪线的约束。”由此，中方的自卫反击从守势转入攻势。
中方对印作战不到三天，印度的王牌军第七旅便全军覆灭，旅长约翰•达尔维准将于10月22日被俘。在克节朗河以南驻守的印度三个步兵营和一个炮兵旅约4000人，得知第七旅覆灭后，立即南逃。10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了东新桥，10月25日进入达旺。在中印边界东段东端，中国军队从昌都、林芝、山南军分区的大约五个营的兵力，从察隅、瓦弄方向越过麦克马洪线，向印军发起攻击，驻守在这个地区的五营印军均闻风而逃。中国军队顺利进入哥里西娘、马尼风、呷林公等地。在中印边界西段，中国边防军只用一个多团的兵力，集中力量从北向南，经过几天连续作战，消灭印军近300人，随即进入休整。10月26日，印度总统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
10月24日下午2时，美国海军宣布封锁古巴。美国在古巴领海周围设置了警戒线，近百艘舰艇在空军和航空母舰的护卫下，驶入警戒海域。与此同时，在佛罗里达及邻近各州，美国集结了强大的登陆部队，虎视眈眈。同一天，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向美苏双方建议停止向古巴运输军火三周，同时暂停封锁。10月25日，赫鲁晓夫表示接受吴丹的建议，肯尼迪则重申在古巴撤走苏联的武器。10月26日上午，美国强行检查第一艘苏联租用的驶往古巴的船只。10月28日，莫斯科电台广播了赫鲁晓夫同意撤走导弹的答复。11月20日，肯尼迪宣布结束封锁，11月21日，苏联也对军队“解除”了动员令。至此，古巴导弹危机结束。
与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向美苏双方提出建议的同一天(10月24日)，周恩来也向尼赫鲁提出三项停火建议，为尼赫鲁拒绝。同时印度积极增调两个师九个旅，全线加强边界兵力。到11月上旬，在东段印军仍归第四军指挥，又增加了第二师，兵力达两个师十个旅共22000人，西段又增加了七个旅，总兵力达8000余人。
11月14日，也就是在古巴导弹危机结束的前六天，中国军队开始第二轮反击。当天印军先向中国军队发起攻击，遭到失败。11月16日，中国军队三个团进占瓦弄镇，印军第四军军长考尔在惊慌之中丢掉部队，乘运输机逃走，其所率印军第十一旅纷纷溃散。11月19日晚，尼赫鲁向全国发表了紧急讲话。
11月20日深夜，尼赫鲁急忙亲笔写信给美国总统肯尼迪，呼吁美国紧急军事援助。11月21日中国追击部队到达中印传统习惯线即奉命停止前进。就在印度下令从东北各邦紧急疏散人口，撤退侨民的一片混乱之际，中国政府于11月21日零时发表声明，宣布于11月22日零时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印度对此没有接受也没有拒绝。
中国宣布停火的时间比古巴导弹危机结束的时间只多了一天。
五、毛泽东在东南“震虎”，美对蒋“反攻”计划更加悲观
印度军队对中国边界的蚕食性进攻，是对中国的“抗震”力的检验，美国、苏联乃至台湾蒋介石都在密切关注中国的反应及其结果。因此，印度的惨败对美国的台湾政策影响是重大的。
就在中国对印反击战进行期间，蒋介石也同期启动了反攻大陆的行动。1962年10月1日到12月6日间，蒋介石先后派出九股特务由高雄乘船，偷渡到广州沿海的海丰、惠阳、惠来、电白、台山五县登陆。
毛泽东在中国西南方向指挥反击战的同时，在东南方向也对蒋介石进行了干净、彻底的痛击，令蒋介石在东南的反攻行动血本无归。从10月1日到12月6日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共歼美蒋特务172人，其中有七个特务纵队“司令”、14个“副司令”。击沉运送特务的机帆船3艘，缴获一批美制电台、手枪、冲锋枪等。蒋介石派出的九股特务除一股未敢登陆外，其余全部被歼。
蒋介石的登陆惨败使美蒋之间埋怨升级。自此，“动用美国的军事力量去干涉”的对象已不是中国大陆而是台湾蒋介石。这说明中印战争后，美国对台湾的“反攻计划”产生了蔑视和不耐烦。事实上，1962年底毛泽东的西南“亮剑”不仅使美国也使蒋介石集团内部对其军事干涉中国大陆政治的效果有了更加悲观的评估。
此后，蒋介石反攻大陆已心有余而力不足，日渐式微。1968年4月30日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詹金斯在给助理国务卿罗斯托的信中说“蒋介石已重新估价了他在历史上的地位，他可能接受了无法重返大陆的现实(尽管他不能这样说)”。
六、1962:中国、美国、苏联三大国博弈及其后果的基本总结
现在看来，毛泽东当时在处理压力四逼的诸矛盾中充满高度的辩证和艺术的眼光。
当时东南是蒋介石反攻，从形式上看是主要矛盾，但这个主要矛盾是长期的和战略性的，蒋介石对大陆的反攻是有限的，且属内战残余性质，其矛盾属敌我矛盾；从西南方向看，尼赫鲁对中国的蚕食是无时限、无止境的和入侵性质的，其矛盾却属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的矛盾；从西北方向看，苏联在中国新疆制造的群众外逃事件是制造动乱并对中国施压的社会帝国主义性质，其中既有意识形态冲突的内容又有苏联霸权主义的内容。
这三方面的矛盾的共同点都是借中国的暂时困难制造国内政治动乱，动摇中国共产党的政权。通盘再看，东南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主要矛盾，但只是战略层面的主要矛盾；西南则是对中国危害最直接因而需要立即制止的主要矛盾，但它只是战术层面的主要矛盾。在这两种矛盾中，前一种在战术层面是有限的，在战略层面是无限的；后一种矛盾在战略层面是有限的，却在战术层面是无限的。为此，毛泽东采用虚实相兼的方法，即东南虚打，造国际声势；西南实打，一面讲理忍让，一面积极准备，等待后发制人且又易于控制战争规模的机会:开战的前提是不能有大国的介入。
恰好古巴导弹危机为中国解决西南矛盾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1962年10月20日，就在美国宣布封锁古巴的当天，中国宣布对印反击战开始，其攻势之猛若排山倒海，摧枯拉朽。11月20日，肯尼迪宣布最后结束封锁，11月21日，苏联也对军队下了“解除”动员令。当天中国政府宣布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此后，中国军队又静若处子。
一月之内这一动一静，保证了战争的有限性，也保证了反击战的战术性，最终还保证了对周边各种对中共政权不轨企图的震慑性。最重要的更是中国适时启合战机，既赢得了战争又赢得了和平；在国际舆论中既是胜利者又是和平的使者。
毛泽东全赢这场战争基于对东南两个方向力量对比的客观估计。毛泽东将东南蒋介石来敌进犯的最大规模作了“最多来十五万”的极限估计，尽管这在毛泽东看来也没什么了不起。但如果从东南、西南两个战场同时作战考虑，这也是尽量要避免的。
为此，毛泽东在东南、西南两方面战场中选择西南方面，同时又用再次启用1948年10月解放战争中用过以文退敌的巧计，从心理上弱化美蒋大规模东南进犯的企图。6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审阅定稿的新华社电讯稿《全国军民要提高警惕准备粉碎蒋匪帮军事冒险》，6月27日美国总统肯尼迪就台湾海峡局势发表声明，表示不支持蒋介石进攻中国大陆。紧接着，英国、法国、苏联都对蒋介石反攻的计划施加了国际压力。
毛泽东东虚南实的策略收到出奇的效果。
在确认东南无虞后，毛泽东7月开始在西南认真布局。1962年10月毛泽东在一次军方高层会议结束时说:
中印两国开战，美苏两大国不用说，许多不明真相的国家也会站到他们一边，蒋介石也可能要搞点动作。我们是有点孤立了，我看，不怕。只要前线打得好，我们就会处于主动地位。我还是那句话，与其跪着死，不如站着死。想要我们死，也不那么容易。这一仗不打则已，打，就打出威风，起码要保持30年的和平。
结果毛泽东虚势于东南，调动了全局，在国际舆论中又孤立了美国，同时又出其不意“亮剑”西南，速张速合，既考虑到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有限矛盾性质，同时又在中国国内最困难的时候震慑了美苏企图干涉中国事务的各种试探。仔细研究，与20世纪50年代初出兵朝鲜相比，毛泽东西南对印度出手是手下留情的，此役与诸葛亮“七擒孟获”曲异而工同。在1950年毛泽东在东北方向是要与美帝国主义争打出新中国起码应有的战略地位，而1962年毛泽东在西南要的则是长时段的稳定与和平。
关于1962年中印战争，美国学者费正清在其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一书中以赞赏的口气评价道:
从战斗的特点看，中国的损失无疑小得多……在政治上，北京给新德里以最后的羞辱，不仅无偿归还全部东北边境特区，而且归还全部战俘以及开列出详细清单的卡车、大炮和弹药。最后的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在同赫鲁晓夫处理古巴问题的暗中对比中，毛既不是“冒险主义”，也不是“投降主义”。他独一无二的结束战争行动的做法，排除了“帝国主义”或“修正主义”替尼赫鲁采取任何行动的可能，而同时保住了具有战略意义的阿克赛钦高原，新疆至西藏公路就从那里通过。
反观赫鲁晓夫则整个一副“欲学鲲鹏无大翼”的样子，没“金刚钻”却在古巴楞要“揽瓷器活”，充好汉，结果弄得苏联在1962年底的世界大国政治博弈中风头出尽后便是洋相十足。同期的国际政治，在赫氏手中玩成了外交包袱和国家耻辱，而在毛泽东的手中则玩出了艺术和哲学。1972年2月22日，在访华途中的美国总统尼克松说:毛和周都是“有哲学头脑的人物”，“他们是一些眼光看得很远的人”。
观察1962年的苏联外交和中国外交及其后果，我们也会得到启发。基辛格说“赫鲁晓夫在柏林、古巴两个事件上失败的最后结果是，苏联此后不再向美国直接挑战”。更为重要的是，苏联1962年的外交还失去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信任，赫鲁晓夫由此也失去了国内政治的支持并导致他1964年下台。从中国方面看，如果不计美、苏等国的“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外，毛泽东西南一次“亮剑”，不仅东南逼退了美蒋，西南也达到了“起码要保持30年的和平”的战略目标。
1962年，尤其是1964年中国核试验成功后，中国西南就只有战声而无战事，东南美蒋只有进犯“贼心”而无“贼胆”，美国对台湾蒋介石“反攻”计划压制更加严厉。1963年6月，蒋介石又派六批武装人员登陆并遭全歼；1965年5月和8月，国共两次海战，蒋介石除了喊喊外，再没有大的军事行动。
转自：天下韶山网
长沙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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