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篇】高氏三杰

    五四时期，在新文化运动的熏陶下，今阳泉市境内的盂县出了三位关心时政、追求真理和光明的青年。他们一个叫高长虹，一个叫高歌，另一个叫高远征，因为是一母同胞的亲兄弟，所以，人称“高氏三杰”。

　　长兄高长虹，乳名春海，学名仰愈，号九死。1898年3月14日出生在盂县清城堡西沟村（今路家村镇）一个耕读之家。自幼勤奋好学，博览经史，尤工诗词，小学毕业时曾荣获知县奖授的银牌。1914年，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学读书。因课内课外接触到的都是新知识、新朋友，眼界和思想境界为之大开。两年后，他撰文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抨击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统治，并有发动同学组织起来对抗政府的活动，触怒了当局，因而只得中途辍学，逃归故里。结婚以后，一度曾到北京，住在宣武门外椿树胡同的盂县会馆。先是自学了中学未念完的各门课程，然后又到京师图书馆去看书。同时，还到北京大学和高等师范等学校，旁听了一些教授的课，进一步受到了新思想、新文化及各种“主义”的洗礼和影响。

　　1921年初，高长虹又来到太原，在省立图书博物馆当书记员，并开始向北京、上海的一些报刊投稿。翌年5月15日，在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上，即发表了他的新体诗《红叶》、给该刊主编茅盾的信和一篇评论；在《国风日报》的《学汇》专刊上发表了《反诗》；同时，开始着手翻译有关自然主义的论着。其间，他结识了活跃在省城太原的一批文学青年，并于1924年8月，与高沐鸿、段复生、籍雨农、荫雨、二弟高歌等相磋，议定成立“平民艺术团”；9月1日创办了《狂飙》月刊；之后，他又赴京开展狂飙运动，在《国风日报》上主办了北京版《狂飙》周刊和《世界语》周刊，吸引了阎宗临、向培良、郑效洵、尚钺、常乃德、黄鹏基等一批青年文学爱好者，还得到鲁迅、郁达夫等人的称赞。

　　1924年12月10日晚，高长虹带了几份《狂飙》和《世界语》周刊，，去拜访鲁迅，受到鲁迅的热情接待。从此，高便成了鲁迅寓所的座上客，而且成为鲁迅在《京报》副刊上主编的《莽原》周刊的“奔走最力者”。其间，鲁迅还几次委托高为许钦文（鲁迅的同乡和学生）小说集《故乡》作序（这是鲁迅一生中仅有的一次委托“学生辈”人物给别人作序），足见高长虹当时在北京文学界的声望和地位及鲁迅对其的器重与厚爱。这一时期，高长虹除致力于狂飙运动，参加文学界的一些社会活动外，还以极大的热情创作了许多文学作品。这些作品除大部分发表在《狂飙》周刊、《莽原》周刊和袖珍读物《弦上》外，分别收入鲁迅编的诗文集《心的探险》和他自己汇编的诗集《精神与爱的女神》，以及系列爱情诗《给——》中。

　　高长虹在北京拓展狂飙运动的两年，应该说是其一生中非常重要和堪称辉煌的两年。这里需要特别提及的是：在此期间，高长虹与鲁迅的合作，是两人在反对黑暗、追求光明和社会进步，以及发扬五四精神等方面基本一致基础上的合作，也是鲁迅对高长虹的文学才能、文学成就和实干精神予以充分肯定的一种表现。他们的合作是真诚的，友谊是纯正的。他们有过分歧，也有过误会；但鲁迅不记在心里，高长虹也不去计较。对狂飙社个别人的一些过激做法（如一些人对鲁迅过分依靠和偏袒韦素园等安徽作家群，表示不满，甚至写文章攻击），高长虹曾想方设法去压服，或努力从中劝导。山西著名评论家董大中撰文称：“这是主将与战士的合作，也是主将与战士的友谊。”说得很贴切，也很中肯。

　　1926年8月，高长虹离京赴沪，继续发展他的狂飙事业。其间，他一面联络文友柯仲平、向培良、尚钺、高歌、郑效洵等编辑上海版《狂飙》周刊（先后共出17期）；一面筹措经费出书，先后出版了《狂飙丛书》、《狂飙丛书第二》和《狂飙丛书第三》，计20多种。同时，还同文友们一道分别在上海、北京两地创办了狂飙出版部，并在出版部名义下，陆续出版了《狂飙出版物》、《狂飙刊集》、《儿童丛刊》、《民间丛刊》等丛书；成立狂飙演剧部，开展狂飙演剧运动。后来，还编辑出版了22期《长虹周刊》（纯属个人刊物）。可以说，这是高长虹本人及他鼎力支撑的狂飙大厦的第二个辉煌期。

　　当时，上海文艺界愈演愈烈的革命与反动之争，以及左翼作家关于“普罗列塔利亚”（法语，意为无产阶级）的议论，使高长虹怎幺也平静不下来。他很想弄清这是怎幺一回事，于是他下了决心，于1930年初“告别”了中国，东渡日本，踏上了为期8年的国外流浪之旅。八年间，他先后辗转到过德国、法国、瑞士、荷兰等国，考察了异国的风情，但也饱尝了生活的艰辛，学到了许多新的知识。在法国时，还一度参加过当地的共产党组织，并参加了全欧华侨抗日校园联合会。“七七事变”爆发后，他立即启程回国。先到了武汉，继而又去了重庆。其间，国民党曾巨额相赠，诱其作官，他避而不就，先后在《抗战文艺》、《国民公报》和《新蜀报》等报刊上发表反蒋抗日的诗文40余篇。同时，根据他在重庆的耳闻目见、所感所想，还撰写了一本小册子，题目叫《为什幺我们的抗战还不能胜利？》，揭露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但没有哪一家出版社敢于给他出版。

　　他失望了。他听见“重庆好象在啼哭”，他高呼“这社会得换一副面孔”。回想三弟高远征在上中学时就参加了共产党，二弟高歌在狂飙运动后期也参加了共产党，他为什幺就不能到共产党领导的地方去看一看呢？于是，1941年秋，高长虹只身徒步经西安来到了延安。

　　延安文化界对于高长虹的到来高度关注，并给予了盛情款待。先是以著名文化人士、追求进步、倾向革命的知识分子的身份，将其安排在延安文协——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工作，当“驻会作家”；继而，延安文化界在文化俱乐部凉亭开会，又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翌年春天，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周扬，还领高长虹到“鲁艺”给文学系学员作学术报告，给边区文协创办的“星期文艺学园”讲授《对文学的认识》等。其间，他还先后应邀参加过延安文化界举办的“庆祝郭沫若50寿辰”、“追悼作家丘东平大会”、“延安诗会成立大会”、“纪念普希金逝世105周年大会”、“诗歌大众化座谈会”等。这一切，均对高长虹的思想以很大触动，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上的诗作《地的呼吁》和《边区是我们的家乡》即是其当时心境的真实吐露。应该说，这时的高长虹已经从各种“主义”中，经过选择相信了马克思主义，成为革命营垒中的一员了。

　　但是，由于他生性孤僻，固执自傲，加之当时延安正搞整风运动，康生制造冤假错案，高长虹也受到冲击。所以，那段时间，有几件事处置欠妥，机遇错失了。先是1942年1月29日边区文协召开二届理事会，讨论第三次代表大会事宜时，高受到特别邀请。会上“推定柯仲平、高长虹为正副主任，统筹一切”。这实际上是安排高长虹担任边区文协下一届的副主任，但高长虹自己谢绝了。他的理由是他主要研究经济学，写作只是副业。接着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高长虹同样收到了毛泽东和凯丰具名的请柬，但这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艺座谈会，高长虹却没有出席，理由仍旧是他主要研究经济学，不是主要搞文艺的。第三是1945年底，根据当时的形势，中央决定延安的文化人士要分配到各地去工作。毛泽东找了好多著名人士谈话，征求意见，也找了高长虹。据说，当毛泽东问到高准备到哪里去时，高长虹直言相告：“到美国去研究经济。”使毛泽东很失望。以后内部有通知，对高这个人绝对不能重用。这便造成了高长虹晚年的失落和悲剧。当然，高长虹本人自身的缺陷和定向上的迷失，也是个很重要的原因。

　　1946年春，在“组织没有批准去美国”的情况下，高长虹报着开发矿业为祖国建设筹措大笔资金的宏誓大愿，告别了延安，开赴东北。先是在哈尔滨，后又随东北局去了沈阳。虽然他雄心勃勃，想干一番事业，特别是想搞经济工作，去开采金矿；但由于组织内部有通知，“对高这个人绝对不能重用”的禁锢，东北局某些领导人又说“这人有问题，精神也不太正常，养起来吧。”所以，在沈阳市太原街东北大旅社二楼一间偏僻的小房子里，高长虹以此为家，默默地住到从人们的视线里消失。据一些同志回忆，在此期间，高长虹买了许多参考书，埋头在编字典和编制中国新文法的工作中。大约1949年病逝于抚顺精神病院。

　　二弟高歌，1900年生。在家乡读完小学后，于1917年考入太原省立第一师范就读。其间，与高沐鸿、高隽夫、张盘石等进步青年研读了大量新文学作品，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毕业后，回到母校盂县一高任教。受五四运动的影响，他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宣传新文化，反对旧礼教。不但利用讲台讲授鲁迅、茅盾、冰心等著名作家的作品和新文化知识，而且创作和改编新戏，利用节假日组织学生“送戏下乡”，深受民众欢迎。当时的县长张清哲看到后也很受感动，给予了支持。但他的行动却受到校长及顽固势力的反对和仇视。

　　鉴于这种情况，1924年夏，高歌来到太原投奔长兄高长虹，并和长兄及高沐鸿、段复生等一批文学青年一起，组织平民艺术团，创办《狂飙》月刊，率先在省城太原掀起了狂飙运动。接着，又跟随长兄高长虹到了北京，一边在北京外国语学校学习，一边协助长兄筹办北京版《狂飙》周刊和《世界语》周刊，并抽暇进行文学创作。其间，他结识了鲁迅先生和张稼夫等文学前辈，获益匪浅。此外，他还协助长兄办过一个名为《弦上》的“袖珍小刊物”（先后共出了24期），主持过河南《豫报》副刊、武汉《革命军日报》副刊及上海狂飙出版部工作，协助长兄高长虹编辑出版过多种狂飙出版物，堪称是狂飙运动的发起者和主要骨干。

　　1927年，高歌调到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工作；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9年不幸被捕；出狱后与党失去了联系，只身前往安徽栖身。抗战爆发后，他又孤身到了重庆，但再没有从事文学活动。解放后，他依然在重庆工作。一直独身，直到1966年前后去世（具体年代不详）。

　　三弟高远征，1908年出生。自幼受父兄影响，酷爱学习，加之天资聪颖，入小学后学习成绩优异，倍受师长钟爱。在太原进山中学读书时，便和裴丽生等青年学生组织进步文学团体“石燃社”，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所以，1925年初，学校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就接收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当时，山西地方党组织才刚刚成立半年时间，阳泉地方党组织还尚未建立，高远征堪称是今阳泉市所属盂县境内最早的共产党员）。1927年，在党组织的培养教育下，他毅然与几名同学一起去武汉参加北伐。先入贺龙的学生团，再入叶挺领导的部队，参加了举世闻名的八一南昌起义。后在撤离南昌向广东挺进中遭敌人包围，在突围中壮烈牺牲，年仅19岁。

　　一家之中，在同一个时代，兄弟三人，为了追求光明，探寻真理，慨然远离家乡，辞别父母，到省城，上京城，甚至漂泊于异国他乡，奔波于生死线上，直到奉献了余生。这是何等崇高的品格，多幺不俗之举！特别是长兄高长虹，由他在太原掀起的旨在反帝反封建的狂飙飓风，在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几乎刮遍了大半个中国；他主持出版的40余种狂飙出版物和他生前创作的数以百万计的诗歌、散文、小说和文艺批评等各类文学作品，以及他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活到老学到老的好学精神、百折不挠的顽强意志和一心想为国家为人民办点实事的高度事业心，都是留给我们的一份极其珍贵的遗产。从这个意义上说，高长虹是20世纪20年代从山西走向全国的第一个著名青年文学家。尽管他一生的旅程是艰难曲折的，但他始终没有动摇过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奋力抗争，没有停止过对真理与光明的执着追求。他对中国文化和文学事业的发展是做过重要贡献的，是有功之臣；他和他的两个胞弟，都是高家的优秀子孙，高家的骄傲，称之谓“高氏三杰”是毫不过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