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事篇】阳泉的“农业学大寨”运动

    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后期，在中国各省、地、县特别是广大农村，曾大张旗鼓地搞过十几年的“农业学大寨”运动。阳泉是大寨的近邻，今阳泉所属的3个农业县区中，平定和盂县在学大寨的年代里，同昔阳县一起均属晋中专区管辖，所以，较之其它县区来说，学大寨的步伐要早，而且更快一些。

　　1963年8月，大寨遭受了百年不遇的特大自然灾害。但大寨的干部群众，在灾情面前没有悲观失望，没有退缩，而是以“人定胜天”的英雄气概，与自然灾害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并响亮地提出了“三不要”和“三不少”的口号（即不要国家救济粮、救济款和救济物资，并要做到统购粮不少、社员的口粮不少、收入不少）。为此，中共山西省委在总结大寨经验的基础上，于1963年11月9日发出通知，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向大寨学习。当时，盂县以大寨为榜样，通过照镜子，找差距，寻对策，苦干两年，1964年全县粮食总产达到6600多万公斤，比1963年增产1050万公斤，被省委称为“大范围学大寨的样板”。1965年8月，国家农业部在盂县召开了太行山区农田基本建设现场会；《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题为《盂县——农业学大寨的一个先进典型》、《大寨之花》等文章，对盂县学大寨的情况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报道。同年10月1日，盂县学大寨的经验和成就参加了北京举办的全国“农业学大寨”展览。平定县和阳泉郊区的学大寨运动搞得也有声有色，通过“学大寨树标兵，一带二一片红”等竞赛活动，有效夯实了农业生产基础，山河面貌大为改观，粮食生产连年取得丰收。

　　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长篇通讯《大寨之路》，向全国广泛宣传了大寨群众自力更生、战天斗地的事迹，并配发了题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榜样》的社论。同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将大寨精神高度概括为“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毛泽东也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之后，阳泉地区的“农业学大寨”运动更加深入持久地开展起来，并取得了显着成绩。1966年10月，在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农业会议上，盂县人民学大寨，劈山治河、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靠科技发展农业的经验，再次受到大会的表扬和与会人员的普遍好评。但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展，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大寨逐步由生产典型转变为政治典型，并被林彪、“四人帮”所利用，和全国一样，阳泉地区的“农业学大寨”也随之偏离了正确的轨道。虽然广大干部群众，针对阳泉的实际，连续多年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实行科学种田，推广农业科学技术，农村自然面貌和生产条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粮食产量有了较大提高，人民生活也有所改善。据统计，到1978年，全市农村（包括平定县和盂县）经济总收入达1.84亿元，比1962年的4695万元增长290.95%，年均增8.89%；上缴国家税金697万元，比1962年的222万元增长213.96%，年均增7.41%；集体提留2420万元，比1962年的427万元增长466.74%，年均增11.45%；人均收入达112元，比1962年的51元增长119.61%，年均增5.04%；粮食总产量为2.53亿公斤，比学大寨前的1961、1962年平均的0.98亿公斤增长157.75%，年均增6.7%；粮食单产平均220.75公斤，比1961、1962平均的86公斤增长156.69%，年均增6.07。然而，由于“文革”中的“农业学大寨”运动被纳入了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轨道，贯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搞“七斗八斗”，伤害了一大批干部群众；同时，脱离客观实际，搞所谓穷过渡，取消社员自留地、取消集市贸易，片面强调“以粮为纲”，批判“重副轻农”、“重钱轻粮”，忽视林、牧、副业和家庭副业，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加之长期强调大干、苦干，不注重群众的物质利益，把生产和生活完全对立起来，使农民生活多年处于贫困和勉强维持温饱的状态。更重要的是，在学大寨的后期，大搞形而上学，将大寨看作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典型，把“农业学大寨”运动庸俗化，提出了各行各业都要学大寨的口号和任务，要求各项工作都要照搬大寨的具体做法，强制推行，限期实现。因而，在政治上造成了恶劣影响，许多干部群众被戴上了“右倾”、“走资本主义道路”、甚至“反大寨”的帽子。这些历史曲折和经验教训是值得我们永远记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