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篇】视死如归的抗日区长——岳勇

    60多年前，当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的时候，平定县路北有一位抗日战士的名字传遍了千家万户，并为日伪军政府所震慑。他，就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优秀的共产党员、革命烈士岳勇同志。这里追叙的，就是有关岳勇烈士身前的一些斗争片断。

　　幼志不凡  勤于文武

　　岳勇，原名张步瀛，字仙洲，号老农，山西省平定县岳家庄人。1902年，出生在一个普通农民的家里。他自幼酷爱读书，但父亲是个俭朴的农民，辛勤耕作，连衣食都难得温饱，哪有多余的钱供他上学？无奈，他只好“半耕半读”，农忙耕地，闲暇上学。晚上，家里点不起油灯，他就去月亮底下借着月光看书；买不起纸笔，他就用树枝沾着泥水在方砖上练字。村里人都夸他是个有出息的孩子。年龄稍大以后，村里的旧学已不能满足他的求知欲望，他听说城里的学堂讲授的是新学，很符合时代的需要，于是，便产生了到城里上学的念头，父亲拗不过他，只好同意。这一年，他背了五升芝麻去城里考中学，因不懂数学和化学，未能考中。可是，他并不甘心。回来后，就关起门攻数学。算不来，就拿上算盘对着学，直到学会、弄懂为止……

　　步瀛不仅酷爱读书，还特别喜欢习武。闲暇，常邀集村里的青年人挥刀舞棍，演练拳艺。他生就的浓眉大眼，膀阔腰圆，嗓门洪亮，加之其为人忠厚、朴实，讲究义气，乐以助人，因此，村里无论男女老少都很敬重他。他本人虽然能文善武，但从不自恃欺人，他常说：“打架骂人，以强凌弱是最没本事的，讲道理才是真本事。”一次，村里有人偷了别人家的倭瓜，被村警逮住，要吊在台子上打，他见了后马上从家里抱了一个倭瓜跑去说：“不要打他，他是饿得不行了才偷的，偷了谁的，我替他还。”那个偷倭瓜的很羞愧，之后，便再不干那种丢人的事了。

　　学习岳飞  精忠报国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张步瀛在本村当了小学教员。他眼见国民党军队望风败退，大好河山任日军铁蹄践踏，心中无限忧愤。当时，城里一些进步青年主张抗日，并酝酿组织各种抗日活动。这一切，对他感染很大。他觉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日军有亡我之心，我中华儿女焉能无动于衷！于是，1937年春，为了追求抗日救国，他说服了父亲，毅然离乡，与王培效（平定巨城人）、王云（平定郝家庄人）、邵成瑞（又名林一新，平定北庄头村人）、段芝亭（平定段家庄人）等人，一同来到太原市东岗村大营盘，参加了国民兵军官教导团第七团，受军政训练。国民兵军官教导团，是山西新军的前身，也是由我党直接领导和掌握的一支新的革命武装。受训期间，在太原，他曾见到过负责北方局党的工作的刘少奇、杨尚昆等同志，还聆听过周恩来动员抗日的讲话，并同受训的人一起加入了薄一波组织领导的抗日牺牲救国同盟会。由于受到了党的教育，耳闻目睹了党领导下的一系列抗日活动，他真正懂得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所以，“七七”事变后，随着战火的蔓延，他和王培效等人，结束了教导团的训练，返回了故乡，自动组织了“抗日游击队”，发动群众起来抗日。这时，共产党人王子华（平定郝家庄人）、梁晋平（今阳泉市郊区上烟村人）等已在路北（石太铁路北面）组织了“战地工作委员会”。几支力量汇合后，便形成了平定路北抗日的中坚，群众性的抗日烈火因之也就在广大地区燃烧起来了。

　　青少年时代，张步瀛曾读过许多演义小说，《说岳全传》中岳飞精忠报国的形象尤其给他以不可磨灭的印象。他的故里叫岳家庄，为了表抒其对岳飞的敬慕，学习岳飞，献身祖国，参加革命后，他便改名岳勇；此后，凡从岳家庄动员出来的抗日干部，不少人也都从“岳”字上改姓，起名岳忠、岳真……很多人后来都成了党的活动骨干、抗日英烈。

　　1938年4月24日，经王培效介绍，岳勇同志加入了党的组织，并担任了村里的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在他的领导下，乡里开展了减租减息、优待抗属、废除苛捐杂税等工作，从而使岳家庄成了全县的抗日模范村。

　　不辞劳苦  勇挑重担

　　入党不久，岳勇就调到县里，担任了县农会主任。那时，农民的觉悟还不高，部分人思想上有“恐日”情绪。为了消除群众的疑虑，动员群众参加抗日，他有时要跑好几个村，小会、大会开个不停。工作中，他十分注意抓典型，树样板，以点带面。1938年到1939年春，遵照县委指示，他发动群众，斗争了岳家庄民愤很大的恶霸地主张先存；接着，又斗了郝家庄大地主王希让和冯家峪大地主赵子良（此三人当时在路北一带称为“三大家族”），于是，整个平定路北的农会工作便有声有色地开展了起来。

　　1939年5月，党派岳勇到河北省阜平县抗大二分校学习。当时，罗瑞卿同志是校长。在那里，他如饥似渴地钻研革命理论，更加坚定了抗日必胜的信心。抗大学习回来后，他担任了县地征科科长，兼协助一、四区工作。1940年7月，县委派他到一区任区长，进行“百团大战”的战役准备。他二话没说，欣然就任，并带领民兵亲自参加了聂荣臻指挥的娘子关战斗；次年，县委调他到形势更为险恶的四区任区长，他仍以革命利益为重，听从组织的安排，愉快地走上新的岗位，而且，一到岗位，他就扑下身子投入了紧张的工作。

　　四区，紧靠阳泉，敌人的魔爪随时可以伸入，特务汉奸活动异常频繁；而我们党的组织和群众工作的基础却很薄弱。但是，其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那时，从阳泉、白泉、荫营一带搞到的煤、铁和粮食，需通过四区才能转运到晋察冀的腹地，制造枪炮子弹，换取棉花布匹，供应部队、机关。因此，四区成为敌我都注目的战略要地，工作困难不小，风险很大。岳勇同志却毫不介意，经常率领武工队和民兵主动出击，甚至深入到敌区的交通线上，去破铁路，割电线，开展游击活动。同志们有时开玩笑地说：“老岳，你真是吃了豹子胆！你常常出入于敌人的眼皮底下，难道就不怕掉脑袋？”他嘿嘿一笑说：“打皇军可不是打蝗虫，没有点牺牲精神哪能行？”由于岳勇同志的积极努力，以及其与区委书记高智卿同志的密切配合，四区的工作很快打开了新的局面。

　　智勇双全  灭敌除歼

　　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苦的阶段。在那种环境下工作，是既需要勇，又需要智的。否则，随时随地都有丧身之险。但是，恶劣的环境考验人的意志，也锻炼英雄的虎胆。岳勇同志正是在抗日斗争的这种腥风血雨中成长起来的。他担任一区和四区长的时候，经常化装成放羊的、赶牲口的，肩上背着鞭子，身上穿着老羊皮袄，深入到村里去建立组织，发展党员，开辟工作。有时遇上敌人，便顺手牵羊，以智周旋，或以勇克之。一次，烟里村的民兵到区上报告，有五个宪兵队的特务来村里胡作非为，岳勇同志闻讯后，带了几个武工队员就到村公所去抓。特务见势不好，撒腿就跑，他们追上去，几下便把这伙坏蛋干掉了。又一次，岳勇同张所小同志下乡。走到千亩坪的路上，忽然发现两个汉奸鬼鬼祟祟迎面走来。当他们脸打照面的时候，那两个家伙误以为岳、张二人是商人，邪念顿起，企图敲诈，岳、张交换了一下眼色，三下五去二，便把两个贪财之徒消灭在了千亩坪路上。还有一次，为了给被汉奸武装“棒棒队”杀害的县青救会主任云鸣同志报仇，他带领四区部分武装配合一区民兵奋勇参战，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一人就打死两个汉奸。

　　1941年9月，日军向我晋察冀边区大举“扫荡”，县级机关把三30多名妇女和体弱有病的工作人员转移到了岳家庄。当时，岳勇同志正患疟疾，在家养病。一天中午，他的病刚发作不久，村干部便跑来找他，说村里来了四个便衣特务，要吃、要喝，要八路军，动员他马上转移。他却胸有成竹，不慌不忙地说：“只有四个，用不着转移。”当即决定，让民兵包围了村公所，自己亲自带领几个同志也参与了战斗。结果，一枪未发，就把四个汉奸消灭了。这件事在当时震动很大，不但受到上级的表彰，而且在晋察冀日报上予以详尽的报道。

　　岳勇的活动给敌以巨大的威胁，所以，敌人对之视为“眼中钉”，一心要活捉他，除掉他。1941年11月，在阳泉的许多村镇，便张贴了“悬赏缉拿岳勇”的石印布告。岳勇面临着新的更严峻的考验。

　　钢筋铁骨  视死如归

　　1941年12月3日，阳泉宪兵队包围了岳勇同志任区长的四区所在地——辛庄。为了不连累乡亲，他决定化装突围，但在过第三道封锁线时，被叛徒杨茂忠指认，不幸被捕。

　　岳勇被捕后，敌人把他押到了北庄头，先是用软办法劝降，给他好吃好待，好铺好盖，要他“扶助大日本皇军，共谋建设东亚共荣的事业。”而且妄想放长线，钓大鱼，把他争取过来后，同共产党打一场政治仗。受党教育多年的岳勇一眼便把敌人的用心看穿了。他对宪兵队副队长、汉奸李如新说：“你们宣传的扶助日本人，建设共荣圈，纯粹是骗人的鬼话！明明是日本人杀我们的人，占我们的地，侵略我们的国家，有什幺共荣之处呢？我倒想奉劝你几句：你是中国人，是吃着中国的小米长大的，你放着堂堂的中华儿女不当，为什幺偏要认贼作父，甘当卖国贼呢？”

　　一计不成，又施一计。第二天，敌人把岳勇同志的父亲、岳母、妻子和两个孩子都抓来，妄图用骨肉之情劝其投降。但他们长期受岳勇同志的感染，深明大义，爱憎分明，所以，谁也不听敌人的那一套。岳勇的父亲张惇老汉眼见敌人抓了自己的独生子，又那样百般折磨，早就把他们恨透了，他忿忿不平地对敌人说：“劝什幺！各人有各人的心，我劝你们投降八路军，你们去不去？”敌人失望了。此后，就又派岳勇未出五服的侄儿、汉奸张瑛、张琇，岳勇的大姐夫、国民党团长李堂松，叛徒、走狗杨凯、段真、魏荣华、杨茂忠等轮番来劝降，并现身说法，讲投降了的好处。依旧无效。

　　几次劝降都失败后，敌人改用了诱降手段——让岳勇的内兄把他“保”了出去，还专门派了一个服务员、一个大师傅专门伺候他，声称是让他“恢复自由”、“保养身体”。为此，“皇军”特意给他配备了大米、白面、猪肉、海参等好吃的，衣服、帽子、鞋袜等好穿的，留声机、大正琴等好玩的，以及一千元日伪“联合票”。同时，还给他送了不少“皇军”的宣传品，以图借此来软化岳勇。一个多月过去了，当宪兵队副队长李如新再次对岳勇劝降时，他泰然自若地回答说：“请你转告八木队长，就说他想得很周到，但我还是那五个字，誓死不投降！”在此期间，岳勇同志利用敌人让他写“自首书”而提供的纸墨笔砚写下了许多表抒心志的短诗。敌人的诱降阴谋也失败了。

　　1942年1月1日，敌人又把岳勇收回监狱，他们抱着“就是铁打钢铸的也要把他熔化”了的信心，开始了逼降工作。

　　收回监狱的当天夜里，敌人就搞了一次假枪毙。他们把岳勇和另外两个同志一起带到巨城村外的三角河口，枪声过后，两名同志英勇牺牲了，但岳勇同志并没有被吓倒，他坚定地对敌人说：“共产党是誓死不投降的，请你们不要异想天开了！”敌人恼羞成怒，把他全身衣服脱掉，只留一件短裤，头朝下吊在院里的梯子上，往他身上泼凉水。这时已是十冬腊月滴水成冰的季节，岳勇同志浑身发抖，语不成声，却仍不屈服。敌人又从屋里端来烧得正旺的火盆，放到他的头下，他的头发烧焦了，脸上冒着豆大的汗珠。后来面部逐渐肿大，双眼难睁，昏死了过去。敌人把他抬回屋里，打强心针进行抢救。刚刚清醒一点，他们便迫不及待地追问：“是否回心转意，有话要说？” 岳勇声音微弱地说：“任你们刑法再多，老子是绝不会投降你们这群野兽的！”宪兵队长八木听到“野兽”二字，暴跳如雷，夺过一根烧红的铁火柱，“嘿”的一声捅进岳勇的左胸，他又昏了过去……

　　岳勇同志被抬回狱后，一家人紧紧地围着他。他清醒后拉着父亲的手说：“看样子鬼子要下毒手了，我死了以后，请把我的情况报告县、区和村里的同志们。咱们家里，留下老的老的活，留下小的小的长，只要还有一个人，也要和鬼子干到底！”

　　十几天后，岳勇的伤势有所减轻，敌人便把他和他的一家叫到离巨城三里地的万子足村去“谈话”。宪兵队长八木的屋里站着四个持枪的日军，三、四个彪形大汉，炕上放着门板，地上放着各种刑具。岳勇同志看了看刑具冷笑着说：“这些东西只能吓唬胆小鬼，对我是不起作用的。”八木见他毫无惧色，一拍桌子，命令刽子手：“绑起来！”两个日军正要动手，猛不防被他一拳打到一个，一脚又踢翻一个，其它敌人见状，一拥而上，把他按到在地捆了起来，接着，便用皮鞭、皮带和沾水麻绳，在他身上、脸上乱抽、乱打，他咬紧牙关，一声不吭。进而，敌人又往他嘴里灌煤油、辣椒水，往手指里钉竹签。不管敌人怎样用刑，他只是一迭连声地“不投降，不投降，坚决不投降！”敌人知道难以征服他，就使出最后一着，用十根七寸长的大铁钉把他的双手钉在门板上，一群日军、汉奸用刀子、剪子在他身上乱刺、乱扎，一个日军还恶毒地割掉了他的左耳，血从每个伤口像泉涌般涌出……当敌人第五次用凉水把昏迷过去的岳勇冲醒时，他用尽最后的气力喊道：“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八木见状，气急败坏，拿起钉钉子的铁锤朝他的头部狠命一击，岳勇同志壮烈地牺牲了，时年仅三十八岁。那是1942年1月18日的凌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