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红船精神

　　1921年8月初，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胜利闭幕，从此，中国革命就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2005年6月21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光明日报》发表了5000多字的长文——《弘扬“红船精神” 走在时代前列》，把红船精神提升到“中国革命精神之源”的高度，将红船精神归纳为“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

　　毛泽东是中共一大代表，参与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在他的身上突出地体现了红船精神的首创、奋斗和奉献的内涵。

　　一、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

　　中华民族自1840年鸦片战争起，就遭遇了“亘古未有之奇变”，面临着亡国灭种之危局。在1840年到1919年的近80年间，中国人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但都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五四时期新思潮传播，一些先进分子经过分析、比较和选择，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在这个过程中，一部分进步青年也逐渐成为了早期的共产党人。在创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党过程中，他们立下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在实现自己初心和使命的过程中，毛泽东突出的展现出他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毛泽东曾从红船启航切入讲起过：“从古以来，中国没有一个集团，像共产党一样，不惜牺牲一切，牺牲多少人，干这样的大事。”干大事，就要有开天辟地的胆识，也就是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奋斗豪情;干大事，还要有敢为人先的勇气，也就是要有舍我其谁的责任担当。

　　党最初的设想是根据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走一条以城市为中心，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道路。但由于右倾路线的影响，中国共产党遭受第一次大屠杀。在这危急关头，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八七会议，在这次会上，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著名论断。“对军事方面，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八七会议后，各地武装起义的实践证明，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在大城市搞武装暴动，在中国是走不通的。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失败后带领队伍上了井冈山，开辟了我党的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创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工农武装割据局面的形成，是中国共产党人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精神的深刻而具体的体现。实践证明，照搬俄国革命经验行不通，而毛泽东等人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才是夺取革命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开辟中国革命新道路的过程中，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之际，毛泽东以民族大义为重，捐弃前嫌，竭尽全力促成了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1937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明确指出，应该使我们共产党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必须与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作斗争。会议向全国人民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这实际上是共产党全面抗战路线的具体化，符合并代表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争取抗战胜利的唯一正确路线。

　　博古在七大发言作自我批评时曾说，他们遇到革命中的实际问题，不是先考虑实际情况如何，而是先考虑马恩列斯在什么地方怎么说的，或者在欧洲在俄国革命史上有过什么类似的情况，用过什么样的口号和策略，并且把它们原封不动地搬到中国来。而毛泽东，面对“亡国论”“速胜论”等观点，冷静分析中日力量对比，从战术到战略，从军力到人心，从国内到国际，最后以一篇《论持久战》奠定了抗战胜利的理论基础。他论述的持久战的三个阶段，为鼓舞全国人民团结抗战起了重大作用。在同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他及时地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给人们指明了方向。抗战接近胜利的时候，又提出“联合政府”的口号，对于联合中间力量，孤立国民党主要当权派起了重要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试图超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在新中国成立到1976年的近30年时间里，依据中国的国情，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建设方针，如经济方面的“统筹兼顾”方针、政治方面的“团结—批评—团结”方针、科学文化方面的“双百”方针;创立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即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济和集体经济是工商业的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济是国家经济和集体经济的补充;在生产计划方面，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一定范围内的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是国家市场的补充)、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等经济体制改革思想，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2013年1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强调，毛泽东同志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苦探索。他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戒，提出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制定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思想。

　　纵观毛泽东的一生，最突出最伟大的贡献，就是领导我们党和人民找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性成就，并为我们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积累了经验和提供了条件，为我们党和人民事业胜利发展、为中华民族阔步赶上时代发展潮流创造了根本前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这些贡献，与毛泽东的个人努力密不可分，特别是他那种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在其中得到了充分展现。

　　二、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

　　创新的过程充满艰辛，创新的主体往往要付出代价，有时甚至是非常沉重的代价。在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中，还必须具有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坚定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后，在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革命生涯中，不管是“倒海翻江卷巨澜”，还是“雄关漫道真如铁”，毛泽东始终都矢志不移、执着追求，义无反顾地朝着这个目标前进。

　　早在青年时代，毛泽东就写下：“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这显露了他崇尚奋斗的性格特点。当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他更是自觉地把推翻旧世界与创建新世界、个人追求与民族未来、阶级斗争与人民团结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奋斗的道路上朝着理想的方向坚定不移地前进着。

　　井冈山时期，由于红军战士人员少，经常缺衣少食并受到国民党和地方靖卫团以及地主武装的“围剿”与封锁，这样在部分红军战士甚至个别领导干部中间产生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消极和质疑的声音，这种不良思想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红军的斗志和士气。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给予理论的释疑和指导，并积极开导广大红军战士正确认清革命形势，准备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在这些论著中，毛泽东集中从五个方面分析了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存在的最重要的原因，这成为中国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在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形势以及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后，毛泽东充满乐观地预言到：“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面对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从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第二十五军进行了伟大的长征。在长征初期，毛泽东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为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付出了艰辛的努力。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开始逐步形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这也是党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开始。此后，毛泽东以高超的作战指挥才能和杰出的领导艺术，率领中央红军实行高度机动灵活的作战方针，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毛泽东在刚到陕北时就准确地预言：“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为了这个新局面的开始，毛泽东不懈地奋斗着。抗日战争中，毛泽东强调“坚持”“努力”，只有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坚持进步，才能最终打败日本侵略者，胜利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他指出：“敌强我弱，我有灭亡的危险。但敌尚有其他缺点，我尚有其他优点。敌之优点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削弱，其缺点亦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扩大。我方反是，我之优点可因我之努力而加强，缺点则因我之努力而克服。”当中国人民正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新中国的曙光还未露端倪时，毛泽东就信心满怀地向中国人民呐喊呼吁“新中国站在每个人民的面前，我们应该迎接它。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我们应该拍掌欢迎它。举起你的双手吧，新中国是我们的。”当新中国就要诞生，而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则声称中国共产党人只能打仗、不会建设，离开他们就没法过下去时，毛泽东则说：“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吧，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人民，在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不失时机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创造性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使中国这个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东方大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毛泽东常说，“道路总是曲折的，前途总是光明的。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在社会主义事业中，要想不经过艰难曲折，不付出极大努力，总是一帆风顺，容易得到成功，这种想法，只是幻想。

　　毛泽东一生克服了许多困难，从参加建党到秋收起义、到井冈山、到长征、到陕北直至“进京赶考”夺取全国胜利，经历了许多的曲折和危险，但他始终矢志不渝，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从来就没有动摇过，从来没有在困难面前低头，他的一生都在为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

　　三、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和力量之源，是首创和奋斗的终极追求，体现的是共产党人的社会理想、价值取向和根本宗旨、道德要求。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不仅是这一主张的理论倡导者，而且是它的模范实践者，为中国共产党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要义就是为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服务。毛泽东指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他曾这样概括党的宗旨：“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早在苏维埃时期，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就规定：苏维埃全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民众的。他强调指出：柴米油盐、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只有广大党员干部“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才能“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那么毫无疑问的是，“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毛泽东不仅号召广大党员干部要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生活，而且率先垂范。他在瑞金沙洲坝了解到当地群众缺水吃，带领军民挖“红井”，切实地帮助群众解决了饮水困难。毛泽东还带领工作人员和红军战士，和群众一起修了“红军桥”。在毛泽东等人的倡导下，密切联系群众成为中央苏区的主旋律，共产党执政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初步显现。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真正践行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为党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提供了有力保障。在1944年9月8日张思德追悼大会上，毛泽东发表演讲，把“为人民服务”上升到了共产党和军队的唯一宗旨，党的七大第一次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写进了党章总纲。毛泽东不仅在纲领、路线上代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在具体的方针政策上体现人民群众的现实利益。他全面实行“三三制”政权建设组织形式，推行“减租减息、交租交息和奖励富农发展生产”等具体措施，不仅使广大农民在经济和政治上彻底翻了身，并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群众的抗日热情，把边区政府建设成为“立党为公，勤政为民”“只见公仆不见官”的廉洁政府，为老百姓塑造了一个没有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赌博、娼妓、小老婆、叫花子、结党营私之徒、萎靡不振之气、吃摩擦饭、发国难财的模范地区。

　　毛泽东本人也始终保持人民公仆的本色，真正将“为人民服务”落到实处，获得了人民群众广泛的支持。毛泽东指出：“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1941年6月3日，雷电击中了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又击中了一户农家的一头驴。这位农民逢人便说，老天爷为什么不劈死毛泽东?保卫部门闻讯，要把这件事当作反革命事件来追查。毛泽东知道这件事情后，立即加以阻止。他说：“我不怪说这个话的人，而怪我们自己征了二十万石公粮，因此我们是有责任的。”他从群众的咒骂声中深刻反思，通过精兵简政、开展大生产运动等措施切实解决了群众负担过重的问题。1945年7月，黄炎培访问延安，向毛泽东提出自盛而衰的“历史周期律”问题，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1949年3月，党在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时，中国革命处于全国胜利的前夜，党内便有人忘乎所以。毛泽东敏锐地觉察到这一点，发出警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因此，他要求，“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取得全国执政地位后，他多次告诫全党要保持人民政权的性质和宗旨。由他主持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1954年，由他主持，一届全国人大制定的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也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为了使党的政策体现执政为民的要求，毛泽东强调指出：“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共产党员要善于同群众商量办事，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在运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这一群众路线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方面，毛泽东为全党作出了表率。像制定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制定《人民公社六十条》《工业企业七十条》《高等教育六十条》《科学研究工作十四条》《商业工作四十条》，以及关于中小学教育和军队工作的一系列条例等，都是通过调查研究，从群众中来，拟出草案;又到群众中去，听取群众意见，对草案加以改进和完善，解决应该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问题，真正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落到实处。

　　对于群众痛恨的腐败问题和官僚主义问题，他都从不姑息迁就，而是告诫人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毛泽东在领导开展“三反”运动时，把贪污腐败、奢侈浪费和官僚主义等群众意见最大的各种不良作风联系起来考察，指出：“反贪污斗争和反浪费斗争的开展和深入，必将接触到各方面存在着的各种程度的官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工作作风。这种作风，是贪污和浪费现象所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从局部执政时期开始，直到去世，他一直在同这两种现象作斗争，苏维埃时期，他批准处决了谢步升等一批腐败分子，新中国成立后，又处决了刘青山、张子善等一批贪污犯，从而有效地遏止了党内贪污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身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廉洁奉公，不徇私情，对亲朋故旧始终坚持恋亲不为亲徇私、念旧不为旧谋利、济亲不为亲撑腰的“三原则”。杨开智是毛泽东夫人杨开慧的哥哥，对于这样的至亲，毛泽东坚持照章办事。1949年10月9日，他在给杨开智的信中说：“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事，不要使政府为难。”并向省委负责同志发出指示：“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文史馆成立不久，有人请求毛泽东推荐杨开慧的朋友、柳直荀烈士的妻子、时任长沙福湘女中教员的李淑一去当馆员。毛泽东就此事给秘书田家英写信说：“有人求我将她荐到北京文史馆为馆员，文史馆资格颇严，我荐了几人，没有录取，未便再荐。拟以我的稿费若干为助，解决这个问题，未知她本人愿意接受此种帮助否?”就算是对待自己的子女，他也严格要求，从不允许他们搞特殊。他的长子毛岸英，1946年从苏联学习回国后，毛泽东送他几件带补丁的衣服，让他到农村上“劳动大学”。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他又把爱子送上前线，最后毛岸英牺牲并与志愿军战士一起葬于朝鲜。毛泽东一生廉洁为民，为中国革命共奉献了10多位亲属，却没为自己和家人谋取半点私利。

　　毛泽东的一生，以惊人之举给党和人民留下了极其宝贵的财富，在中国历史丰碑上镌刻着他所创建的无数丰功伟绩，闪耀着他为党和人民事业的无私奉献，在他身上，实践着首创、奋斗、奉献的红船精神。

　　来源：中共浙江省委党史和文献研究室　作者：徐才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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