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令如
我家在花明楼镇有一栋老屋，离炭子冲少奇故居不过步行十分钟的路程。我的童年很大一部分时间在那里度过，那些有爷爷奶奶陪伴的、简朴却鲜活、野生而恣意的日子，构成了我对乡村最原始也最深刻的印象。
老屋是典型的民居制式，坐西朝东，占地约300平，居高而建。前有一畦菜地，后靠一片密匝的松竹林，郁郁苍苍如一把蒲扇，把暑气严严实实地挡在外头。堂屋居中，向两侧次第展开：一边是主卧与厨房，紧挨主卧的，是农家最看重的猪栏和鸡舍，潲水腐熟的气味时不时漫进屋里；另一边是两间客卧、农具房和粮仓，装载着一家人整年的收成与盼头。前坪不算小，沿围墙种了一溜橘树，另有一座三米来高的水塔和一口老井，算得上天然的冰箱。用吊篮往下放，便能取到沁凉的西瓜与绿豆汤。
南方的农村像一座看不见围墙的动物园，不见什么庞然大物，多的倒是夜行动物与角落小虫。春天万物生发，蜻蜓、蚱蜢、蝌蚪等都是孩子们的战利品，胆大者，还敢去抓菜花蛇和水蛇。燕子争相在屋檐下筑巢，衔泥啄草，忙碌不停，老人们笑吟吟的看着，从不驱赶；夏日则是萤火虫、青蛙、蜘蛛与各类蛾子的天下。清凉夜里，爷爷奶奶常带我去田间散步，四野漆黑，唯有星子钉满天幕，流萤在身边明灭不定。不时“扑通”一响，是青蛙跃入水中的声音。各类小虫也纷纷出巢，夜里睡时常摸到身上有东西在蠕动，拉灯一看，原是从天花板上垂丝落下的“空降兵”；秋日的欢愉绝不只属于农人，也属于那些钻草垛、捡稻穗的老鼠——它们窸窸窣窣，夜夜在粮仓边密谋，妄图不劳而获。自然，总有一二倒霉的，落入爷爷的捕鼠夹，“吱”一声锐叫划破静夜，而后归于沉寂；冬天万物敛藏，动物和昆虫大多蛰伏绝迹，唯有麻雀最不甘寂寞，成群结队地从电线杆上飞起又“呼啦啦”的落下，叽叽喳喳，为雪白寂寥的村子平添了几分生气。
九十年代中期的家乡，正处在传统农耕社会的尾声和现代化浪潮的前夜，谈不上物产丰饶，一切都讲究自给自足，勤劳成了最基本的品质。爷爷是煤矿工人，更是四邻八乡有名的木匠，靠一双巧手与勤恳踏实供送儿女读大学、吃上公家饭。奶奶则是典型的农妇，整日在菜园和灶台间忙活，偶尔也做裁缝贴补家用。即便家境在同村比起来已算中等，但我每每回想，更多的还是感觉到物质的匮乏。一台黑白电视，尺寸已记不真，总要有人转那屋顶天线才收得着信号，频道寥寥，节目也寡淡。家家户户还都是旱厕，不止气味感人，解决“三急”还得有非常强的平衡能力，稍不留神就有掉进粪坑的危险。想买点小零食要走很远的路去一个破旧的小卖部，里面多的是过期的食品和“洪六妈”之流。于是乎，一个小女孩幸运的拥有了许多“独家限定”，奶奶扯布做的衣服，爷爷一锤一钉亲手制作的书柜，那是用爱与时光细细打磨出的光亮，世间任何店铺都寻不着、买不到。
最教我难忘的，还是每年夏末秋初的“双抢”。立在屋前望向田畴，满眼都是人，如稻穗一般稠密的人！亲戚、邻居、朋友、同事——一个农民的“朋友圈”尽数汇于此。女人们弯腰执镰，又踏打谷机脱粒；男人们如工蚁穿梭，肩挑几百斤稻谷，毫不费力。孩童也不闲着，小一点的拾穗，大一点的送水。一个瓦罐，一只陶碗，众人轮着喝，谁也不嫌。再大些的，就留家晒谷，用长耙将谷推匀，垒作小金字塔形，反复翻搅，确保阳光均匀的包裹住每一颗谷粒。那是一场人与土地之间最朴素也最隆重的仪式，千百次的弯腰与起身，是对丰收最虔诚的期许。
后来，我随父母进城，回乡之日渐少。再后来，镇上起了新楼，老屋便成了偶尔路过的旧迹。细数在老家度过的年月，其实远不及后来城里读书之久，可那些记忆却崭新如初，像爷爷手下的榫卯，严丝合缝地嵌进了生命的骨架里，不知不觉间指引着我的人生路向——冥冥之中，我竟也在“三农”领域工作了十余载。
二〇二四年岁末，我因公务重回花明楼，特地去看望了这位“老朋友”。房屋已租予他人作餐饮，斑驳的外墙焕然一新，门上一把铁锁，却把我这个旧日小主人拦在了外边。我立在门前望去，童年记忆中的土路已成宽阔柏油路，邻舍也多乔迁入住新居，从前跑几里地才能买到日常物资的小村庄如今酒店、餐馆、大型超市林立，生活的便利扑面而来，周遭的一切都在争先恐后的讲着“新故事”。
只有老屋沉默如旧，如一枚嵌在往事深处的印。我虽进不得门，却恍觉一切未曾走远——井水仍甜，橘树还青，爷爷奶奶的叮咛混着虫鸣，仍在晚风中轻轻飘荡。
来源：新湖南
湖南省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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