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军航
吴廷(1555—1626),字用卿,号江村,是明末西溪南村的一个古董商人兼大收藏家。《快雪时晴帖》和《伯远帖》曾是其余清斋的镇斋之宝,入清后辗转流入清宫,为乾隆三希堂法帖中的两件稀世珍宝。此外,像王羲之的《十七帖》《官奴帖》,王献之的《鸭头丸帖》,米芾的《蜀素帖》也曾是余清斋的藏品。由此可见其收藏之富,藏品之精。
《官奴帖》又名《玉润帖》,是王羲之晚年行书的代表作。此帖实为唐人的双钩摹本,但仍存王书的风神面目。全帖共11行,116字,行楷书,这是一封晋代王羲之问讯孙女玉润病情的尺牍。内容如下:
官奴小女玉润病来十余日,了不令民知。昨来忽发痼,至今转笃,又苦头痈,头痈以溃,尚不足忧。痼病少有差,忧之燋心,良不可言。顷者艰疾,未之有良由。民为家长,不能克己勤修,训化上下,多犯科诫,以至于此。民唯归诚待罪而已,此非复常言常辞。想官奴辞以具,不复多白。上负道德,下愧先生,夫复何言。
琅琊王氏世代信奉道教五斗米道,教徒逢灾殃,必上章首过,忏悔自己以往的罪过。帖文陈述王献之(小名官奴)小女玉润病危,羲之忧心如焚,上章告天祈哀,向天神陈述自己所犯的过失,以求消灾。类似的信笺尺牍在晋人法帖中很常见。
此帖的艺术价值很高。用笔沉静闲雅,笔势凝滞收敛,章法疏朗,切合书写时略显沉重压抑的心境。若隐含自省自肃之意。宋代米芾称赞此帖可媲美《兰亭序》。清末杨守敬在《激素飞清阁评帖记》中跋称:“真迹明时藏许文穆家,后归吴用卿。项子京、香光极重之,自云得此悟用笔之法。今观香光所书,果得力于此不少。右军真、行最少,今所存者惟此与《快雪时晴帖》耳。”
董其昌在此帖末尾的题跋,透露了吴廷收藏《官奴帖》的始末缘由,以及此帖在明末的流传线索。万历七年(1579),董赴南京参加江南乡试,在一官宦家里首次见到唐人摹本《官奴帖》,大为震撼,“为阁笔不书者三年”。此帖后归太仓王世贞。万历十七年(1589),董向王世贞之子询问此帖的下落,得知它已被转赠新都许少保即许国。许国是董其昌万历十七年会试的座师。许国死后,此帖归其长子许立言,许立言是溪南吴养都的女婿。约在万历三十年左右,《官奴帖》为吴廷所藏。
董其昌在其《容台别集》中,至少有两次谈到吴廷收藏《官奴帖》的情况。
一次是万历三十二年(1604),吴廷携米芾的《蜀素帖》至杭州西湖,会见董其昌。董其昌用几幅法书真迹交换吴廷的《蜀素帖》。董其昌书于《蜀素帖》的跋尾记录了这次交换过程:“……时徐茂吴方诣吴观书画,知余得此卷,叹曰:已探骊龙珠,馀皆长物矣,吴太学书画船为之减色。然复自宽曰:米家书得所归。太学吴廷,尚有右军《官奴帖》真本。”可见《官奴帖》当时被吴廷所藏。
另一次是董其昌向吴廷借《官奴帖》临习。他在《临官奴帖真迹》中提到吴廷所藏《官奴帖》一事:“……今为吴太学用卿所藏,顷于吴门出示余,快余二十馀年积想,遂临此本云。”
董其昌对吴廷收藏《官奴帖》的原委始末作了简要梳理:“闻为海上潘方伯所得,又复归王元美,王以贻余座师新安许文穆公,文穆传之少子胄君,一武弁借观,因转售之。今为吴太学用卿所藏……”董其昌告诉了明代末期《官奴帖》真迹在收藏家中的流转过程及轨迹。
董其昌又在《临官奴帖后》写有感言,再一次证实了《官奴帖》真迹的去向:
右军《官奴帖》,事五斗米道上章语也。己卯秋,余试留都,见真迹,盖唐冷金笺摹者,为阁笔不书者三年。此帖后归娄江王元美。予于己丑询之王澹生,则已赠新都许少保矣。此帖类《禊叙》,因背临及之。
董其昌精于鉴赏,所览历代法书名画甚多,尤其对《官奴帖》青眼有加,赞不绝口,叹为右军书法之神品。吴廷虽然只是一个太学生,与董地位悬殊,但他因收藏之富而名闻江南,与董交游甚密,董其昌称其为“新安吴太学用卿”,以示尊崇。吴廷欲将历代名人法书摹勒上石,汇刻为一帖,以流传艺林后世。他多次邀请董其昌、陈继儒二人来溪南,为其藏品鉴定题跋,为汇刻《余清斋法帖》殚精竭虑,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和财力。这一工作从万历二十四年(1596)开始,至四十二年(1614)才完工,成为明代私家刻帖的精品,存世至今的原刻本已极少。《余清斋法帖》正帖16卷,续帖8卷,共24卷。流传全本多裱成8册(亦有裱成10册者),第1~6册为正帖,收入18帖,续帖2册,收入8帖。
笔者仔细查阅了安徽省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余清斋法帖》,却未见有《官奴帖》。吴廷精心编刻《余清斋法帖》,为何偏偏遗漏《官奴帖》?有一种可能是今传《余清斋法帖》有缺佚,另一种可能是吴廷汇刻《余清斋法帖》时,《官奴帖》已转手他人,因而留下了遗珠之憾。历史的真相成了一个费解之谜。
事也凑巧,十几年前,莘墟村村民金先荣在西溪南村北下宅一户人家碾坊里,意外发现了一块王羲之《二谢·官奴》的合刻碑碑石。歙县博物馆闻讯后,就派人购买了此刻石。《二谢·官奴》的合刻碑现藏在新安碑园内。此碑体积为七十乘三十二点五乘六厘米。石质及体积均和《余清斋帖》刻石相符。帖前均有帖目小楷书,与《余清斋法帖》细目一致。有人据此判定这块碑石就是吴廷《余清斋法帖》之一。笔者认为,我们还不能武断地下结论。王力说:“例不十论不立”。因为莘墟与溪南只有一河之隔,实同为一村。莘墟村的吴桢与吴廷同族同时,两人都是当时的大收藏家。吴桢也汇刻有《清鉴堂法帖》,今藏新安碑园。新发现的《二谢·官奴》很可能是《清鉴堂法帖》的刻石。这只有留待后人找到新的证据后继续研究。
董其昌在《评法书》一文中自述其学书经历:“吾学书在十七岁时。先是吾家仲子伯长名传绪与余同试于郡,郡守江西衷洪溪以余书拙置第二,自是始发愤临池矣。初师颜平原《多宝塔》,又改学虞永兴。以为唐书不如晋魏,遂仿《黄庭经》及钟元常《宣示表》《力命表》《还示帖》《丙舍帖》,凡三年,自谓逼古,不复以文徵仲。祝希哲置之眼角。乃于书家之神理,实未有入处,徒守格辙耳。比游嘉兴,得尽睹项子京家藏真迹,又见右军《官奴帖》于金陵,方悟从前妄自标许,譬如香严和尚一经洞山问倒,愿一生做粥饭僧,余亦愿焚笔研矣。然自此渐有小得。进将二十七年,犹作随波逐浪书家。翰墨小道,其难如是,何况学道乎。”
董其昌《临官奴帖真迹》坦言:“怀素有言:壑然心胸,頓释凝滞。今日之谓也。时戊申十月十有三日。舟行朱泾道中,日书《兰亭》及此帖一过。以《官奴》笔意书《禊帖》,尤为得门而入。”
董其昌自言“吾书无所不临仿”。他尤工《兰亭序》,称之为《禊帖》,日书一遍,心摹手追。但是他打开《兰亭序》大门的就是依靠《官奴帖》。他把《官奴帖》比作开启《兰亭序》大门的钥匙。欲学《兰亭序》,先学《官奴帖》,这就是董其昌的临池心得。该帖“字字骞翥,势奇而反正;藏锋裹铁,遒劲萧远。”董其昌从《官奴帖》中找到了学习《兰亭序》的门径,由此日后收获多多,成为有明一代的大书法家。
以上我们从《官奴帖》与西溪南村的历史因缘,引申出新发现的《官奴·二谢》刻石,意在说明西溪南村悠久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丰溪古村人杰地灵,蕴藏深厚,不愧为千年文化艺术古镇。
信息来源:黄山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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