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在线记者 魏冯
“周义容自愿为国服务，已得家庭同意”“张进维自愿从军，已取得家长同意，此据为证”……四川省内江市档案馆的展柜里,13张泛黄的手写字据，背后藏着一段热血往事——
1944年秋冬，抗日战争进入最关键的阶段，在资中县罗泉镇（时称罗泉井）的四维初级中学里，女五班的13名女生——周义容、刘眉清、张进维、杨俊明、卢崇阶、曹达容、罗念伦、姚志纯、李兴彬、李兴蕙、钟开慧、姚仕竹、王志云，最大的16岁，最小的仅13岁，她们恳请家人签下从军字据，成为后人眼中可敬的“女娃兵”。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为了让这段隐匿的历史重见天日、铭记这群少女的无畏，内江市委党史地方志研究室联合媒体发起“寻找资中抗战‘女娃兵’及后人”行动，翻找出13张家长亲笔书写的“投笔从戎”字据、3份户籍档案、13份学籍档案、1张集体合照，还有10张“女娃兵”的个人寸照。
如今，寻访行动已传来好消息——钟开慧、卢崇阶、曹达容三位“女娃兵”的线索被成功锁定。
8月31日，记者采访了其中部分女娃兵的后人，意外听到了相似的心声：“我们从没听长辈提过，1944年，她们是‘女娃兵’。”
“女娃兵”后人
“儒雅幺姑不简单，人小志气大”
“没想到幺姑还有这样的经历，在那个年代，能放下安稳投身抗日，太不简单了。”提及“女娃兵”卢崇阶，已退休的资中县第二中学原校长卢忠泽至今仍难掩内心的触动。
卢崇阶生于1927年4月，作为“女娃兵”，她的事迹此前不为家人所知。据卢崇阶女儿回忆，她母亲在罗泉四维初级中学毕业后，先赴成都学护理，后转入职业女中，后于1949年参军，后从部队转业回到新都县（现新都区）的检察院工作，再随丈夫远赴云南，直至退休。
直到两三年前，卢忠泽在资中县罗泉会议会址陈列馆内，偶然看到了卢崇阶的名字与相关记载。“当时第一反应就是震惊，脑子里瞬间闪过‘这不是我的幺姑吗’，怎么也没想到她还有这样一段特殊经历。”卢忠泽回忆。
卢忠泽印象里，卢崇阶是一位“儒雅温柔、平易近人”的长辈。他记得，卢崇阶常年在云南昆明生活，偶尔回资中时，会与家人小聚。“她说话很平和，从不摆架子，跟人聊天也都是家常话，一点看不出有过那样热血的经历。”卢忠泽说。
将这段往事与教育工作紧密联结的，是卢忠泽的女儿、资中县教师发展中心教师卢春英。作为一名从事教师培训工作的教育者，卢春英对卢崇阶的事迹有着更深的感悟。“13岁的孩子，放在现在还懵懵懂懂，可当时她却能投笔从戎，这不仅是勇气，更是家国情怀的体现。”卢春英说，她曾在上世纪80年代初多次见过卢崇阶，记忆中的幺姑婆“斯文温婉”，是位热心肠的长辈——不仅曾为生活困难的亲属奔走申请遗属补助，还在90年代初，每月资助家庭困难的晚辈求学。
“幺姑婆资助的一个孩子，后来成了一名优秀的公务员，这或许就是‘女娃兵’精神的一种传承。”卢春英说，得知卢崇阶的“女娃兵”身份后，她第一时间将相关资料与图片分享到家族群，也跟已工作的孩子聊起这段往事。“孩子也觉得在那个年代，她能有这样的觉悟太难得了，是值得所有人学习的榜样。”
“在国难当头的时候，幺姑人小志气大，选择为国家挺身而出，这份勇气与担当，是留给我们后人宝贵的精神财富。”卢忠泽说。
同样被岁月藏起的，还有钟开慧的“女娃兵”往事。1926年出生的她在家排行第三，在晚辈钟国斌的记忆里，“三姑”只是家族里一个模糊的名字，直到志愿者带着从军字据和老照片找到他，尘封的历史才重见天日。
“心好、肯帮人”，这是钟开慧的幺弟钟开勇对姐姐最深的印象；年过九旬的四妹钟兰彬，也从未从长辈口中听过姐姐“女娃兵”的故事。钟兰彬的女儿郑丽说，一想到那个年代，一个年轻姑娘能成为女娃兵，就觉得这本身就是一种勇气的证明。
让钟国斌尤为感慨的，是爷爷当年为三姑签下从军字据的决定。“如果换成现在，遇到这样的事，我们也会像爷爷当年一样，坚定地支持。”
“女娃兵”见证人
或未赴抗战一线，但仍具精神价值
“1944年，13名资中少女在抗战关键时期自愿参军并征得家长同意立下字据，这份勇气即便跨越80多年，依然让人动容。”近日，资中县委党史地方志研究室主任朱兴勇回忆，今年8月由内江市委党史地方志研究室正式发起“寻找资中抗战‘女娃兵’及后人”行动。“党史专题研究是我们部门的重点工作，今年结合纪念节点，我们特别关注到‘女娃兵’这一特殊群体——她们既是学生，也是女性，在抗战最激烈的时期主动响应动员，这份家国情怀极具研究价值。”
朱兴勇介绍，“女娃兵”这一称呼并非历史原称，而是今年7月当地有关部门单位召开联席会议，结合群体特征共同确定的表述。此前，资中县史志部门在梳理地方抗战史料时，已在内江市档案馆发现13名资中少女家长写下的参军字据，这成为研究工作的核心依据。
“寻找‘女娃兵’及其后人，我们发动各方力量特别是全县史志爱好者的力量。”朱兴勇透露，资中县史志部门长期与本地史志爱好者保持联络，这支队伍约有数十人，涵盖退休干部、教师、史志研究者、文物保护志愿者等。“我们通过史志工作群及时向史志爱好者传递寻找需求与线索方向，大家凭借对地方历史的熟悉度，主动关注相关信息，有线索都第一时间反馈。”
史料考证过程中，一个关键结论逐渐清晰——一部分“女娃兵”大概率未奔赴抗战一线。朱兴勇从两方面给出依据：其一，档案资料显示罗泉四维初级中学女五班在1946年毕业时，13名“女娃兵”中有10人有毕业成绩、3人没有毕业成绩，若当年参军，大概率无法完成学业，不排除没有毕业成绩的3人参军；其二，“女娃兵”是在1944年11月至12月自愿参军，若通过应征入伍，通常需3个月至6个月训练，而中国远征军于1945年5月结束任务回国，时间线难以衔接。
“她们是当时储备的后备力量，响应动员是出于爱国热忱，即使未上战场，但这份勇气仍值得铭记。”朱兴勇表示，即便如此，“女娃兵”群体的研究价值依然很大。“1944年抗战进入关键阶段，她们年龄小、又是女性，却能主动征得家长同意写下参军字据，这份突破年龄与性别的担当，本身就是地方抗战史中极具温度的篇章。”
对于后续工作，朱兴勇明确表示，“女娃兵”寻找不会止步。“只要有新线索，我们就会继续跟进，不仅是这13人，也不排除未来挖掘出更多未被记载的‘女娃兵’。”此外，资中县史志部门的抗战史研究范围还将扩展，包括本地远征军将士等群体的史料梳理，力求全面还原地方抗战图景。
“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工作，让更多人知道，资中曾有这样一群青春少女，在国家危难时挺身而出。她们的故事，既是对历史的补充，更是对当下的激励——让年轻一代明白，爱国从来不是抽象的，而是危难时刻的挺身而出，是平凡生活里的精神传承。”朱兴勇说。
来源：四川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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