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潭历史

　　先秦时代

　　湘潭历史悠久，文化发达。其可考历史可追溯到远古。

　　2002年，在湘乡牛形山发现了２０万年前古人类使用过的石质砍削器，这是目前已知的湘江流域最早的属于旧石器时代的人类活动遗迹。2007年12月湘潭县杨嘉桥镇蛟托村发现的石制砍砸器被确认距今有30万年以上历史。这一发现将湘江流域人类活动史向前推进了10万年。

　　湘潭又是新石器时代长江流域最有代表性的大溪文化遗址的集中发现地。这里拥有湘潭县杨嘉桥金棋村荆州老虎坑、湘潭县锦石堆子山、湘乡龙潭岱子坪三大遗址，其出土的器物表明，境内先民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湘乡市龙潭岱子坪遗址距今约4500年的文化层和湘潭县白竹湾、杨家岭遗址，属于屈家岭文化和龙山文化形态，反映湘潭先民历经跋涉，已过渡到原始社会后期。从大溪文化晚期到屈家岭文化这两千多年时间里，有迹象表明，先民们是沿着涟、涓二水由东向西逐渐向上游推进，在这里创造了这方土地的早期文明。

　　在这里，留下了中华初祖远古美丽的神话传说。炎帝南迁，溯湘江而上，入洣水去茶陵，途经这里。舜帝南巡，在韶山奏响韶乐。

　　夏商周时代，这里逐渐演化成西越、荆蛮、虎方诸部族，创造了灿烂的文化。

　　湘潭出土过原始陶瓷釜、罐等生活用品。今湘潭县九华出土的商代豕尊，以其独特的形制和精湛的制作工艺，在我国青铜器文化中占有崇高的地位。在湘潭还出土了商提梁卣、商兽面云雷纹铜戈。

　　周昭王南巡，在昭山留下了地名。由旅父甲尊、爵、觯、臿、西周鼎、西周铜钟等组成的青山桥窖藏青铜器显示了周代湘潭的生产、生活与工艺所达到的高超水平。

　　春秋时期的文物，湘潭出土了鬲、钵、斗等墓葬陶器组合，出土了铜削、越式鼎、铜甬钟等青铜器。战国时期，出土了鼎、敦、壶等墓葬陶器组合和鼎、敦、壶等青瓷器，还出土了一批铜铲、素面青铜镜、龙纹铜镜、铜戈尊、青铜剑、青铜矛、青铜斧、铜戈、铜箭簇等。1975-1976年湘乡牛形山发掘的战国时期两座大墓，拥有长长的墓道、巨大的封土堆、九级台阶的墓室，出土了数百件文物。2007年12月8日从湘潭县杨嘉桥镇蛟托村一座战国中晚期楚国墓中发现了一块琉璃璧。该璧直径13.6厘米、内径4.5厘米，厚度为0.3厘米，通体具浮云花纹，精美绝伦，代表了当时最高制造水平。

　　中古文明

　　秦伐南越，由湘江入灵渠，湘潭是重要的军需转输站。秦统一天下，实行郡县制，分三十六郡，在这方土地上始建湘南县，隶属长沙郡。其地域，北以涟口（河口）为界，跨涓水与湘江，直达耒水，并包含涟水流域，今湘乡、双峰均在其境内。湘南县治所在地则是今湘潭县之石潭古城。遗址位于古城村墹子组，目前护城河格局依稀可见，城墙基址亦略有遗存，并曾出土过刁斗与编钟。

　　汉代，湘乡分治，湘南县名又屡有更变。湘潭、湘乡自古以来分别又代称为中湘、上湘，与下湘湘阴共同构成另一“三湘”之称。

　　这里产生的第一个本土著名人物，为三国时湘乡籍的政治家蒋琬。它早年便被誉为“非百里之材”，后来更被蜀相诸葛亮选作自己的接班人，任大将军，录尚书事，尽忠王事。

　　晋代，荆州刺史、都督湘州军事陶侃驻节壶山，其高风亮节深远地影响着湘潭人的情感和文化，壶山尚存衣冠冢，至今仍为人们所凭吊。

　　隋唐时期是湘潭由弱转盛的枢机。唐初由中原通吴越、福建、岭南的南北商路分东、中、西三条，湘潭当西线要冲。“安史之乱”后，东、中商路断绝，中原通往岭南、吴越、福建的商货绕经湘潭的西线。商路的变迁，使湘潭插上了腾飞的翅膀，湘潭县城洛口成为人马辐辏、商旅杂沓的江南商贸明珠。一批顶级的文化精英或流寓或落籍于湘潭，终于带来了湘潭本土文化的繁荣。

　　唐代，大政治家、大书法家褚遂良因反对唐高宗李治立武则天为皇后，被贬官潭州都督，在湘潭石头寺大书“大唐兴寺”匾额，至今石刻犹存。大诗人杜甫，在这里停留吟咏，既有着战争带给他羁旅难归的“终是老湘潭”的无奈，也有着“岸花飞送客，樯燕语留人”这样透着明媚春光的欢快。柳宗元、刘禹锡先后为湘潭高僧撰铭，阐释了深厚的佛教文化。于是，这里开始孕育出“潘纬十年吟古镜，何涓一夕赋潇湘”的文坛佳话。潘、何为湘潭本土才子，大历时入京，以诗赋才名传天下。潘纬创作《古镜》诗，不厌百回之改，终于吟出了“篆经千古涩，影入一堂寒”这样的名句。何涓撰《潇湘赋》，一夜草成，不胫而走。

　　北宋建都开封，南宋迁都临安（今杭州），由于中原和北方地区长期战乱，经济重心南移，庞大的国家机器的运转，依赖江浙、荆湖、岭南漕运支撑。另外，宋代坊市制崩溃，商业空前发展，湘江公漕运输以外的商货运输逐渐繁忙。因为洛口已无法容纳南船北船满湘江的停泊需要，宋代湘潭迁县治于今城正街。到南宋，湘潭逐渐成为南北货物的重要集散地，市廛日盛。

　　欧阳修为湘潭一介水运商人李迁之撰写《湘潭县修药师殿碑记》，留下了当时湘潭盛况之一瞥。著名的宋人评话《碾玉观音》也触及了世俗的湘潭。特别是儒学家胡安国、胡宏父子入籍湘潭，筑碧泉书院，开坛讲学，去世后葬于隐山，将湘潭本土文化推向了高峰。胡宏学养深厚，学者称“五峰先生”，全祖望在所著《宋儒学案》中说：“绍兴（年间）诸儒所造，莫在五峰之上，其所作《知言》卒开湖湘之学统。”其弟子张栻、彪居正等将此学风带至长沙， “湖湘学派”由此发源。

　　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升湘潭县为州，仍属潭州路。入籍蒙古色目贵族燮理溥化与诗人揭傒斯等交往，振起湘潭文风。他还建起了燮园，此为史载最早且传世最久的湘潭私家园林。今湘潭城区有雪园村，即为原燮园所在地。

　　明清辉煌

　　明代，湘潭走向繁盛，开创了自身经济上的辉煌期，被视为“剧邑”，号称“小江南”、“小南京”。这时，建起了城墙，又在城郊建起了万楼。万楼是湘潭历史上最有名的标志性文化建筑。它是湘潭人民游憩赏景赋诗之绝佳处所，更是文化人心中的丰碑。它屡仆屡起，历史上先后五修，至今仍是湘潭人不尽的话题，寄寓了“邑从此而大者也”的理想追求。

　　明末清初，湘潭是南明与清军、吴三桂与清朝廷反复争夺的战略要地。永历朝兵马大元帅何腾蛟，兵败被捕，誓死不屈，英勇就义于湘潭城外流水桥（靠近今大埠桥），抒写了悲壮的一页。这是湘潭继元末明初县丞李长庚在强敌压境之时，端坐官衙，从容捐躯后的又一曲民族正气歌。

　　清顺治六年（1649）正月，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统率清军屠湘潭城，城中与总市数万人几乎屠尽。 移民不断迁来，湘潭终于走出了灾难的阴影，在中、晚清臻于极盛。当时长沙米市成为与无锡、芜湖、九江比肩的全国四大米市之一，而其支撑则是百谷总集之区的湘潭易俗河。湘潭还是有名的中药材集散地，有“药不到湘潭不齐”、“药不到湘潭不灵”之说。全国各地客商云集，“五方杂处”，光各省县会馆就拥有30所以上。在“五口通商”之前，湘潭以沟通交广云贵的地理优势和儒商互相渗透的人文积淀，在湖南乃至全国都占有重要的经济地位和都市地位。清代中后期，湘潭商业繁盛，“财赋甲列县”。金融业应运而生，有票号、钱庄、当铺。山西票商于1821年在潭首设“日升昌”票号。湘军兴起，湘潭官汇陡增，军饷、捐输、丁银，票号悉为汇解。商务频繁，钱银汇换由钱庄担负，湘潭钱庄铸“铅（湘潭方音读作圆）丝银”流通于市，月流通百万两之巨。晋商汇兑秘诀有“常纹通在湘潭县”之句，湘潭成为全国金融重镇之一。

　　清末，铁路、轮船取代了旧日的木帆船运输，湘潭水陆商路优势尽失，在外国商品和近代工业品的双重冲击下，湘潭转口贸易迅速萎缩。随着光绪三十年（1904）长沙开埠，次年株萍铁路通车，湘潭“县市遂衰”，湖南经济中心的桂冠让位给长沙。

　　湘军崛起

　　使湘潭人引为骄傲的，是自晚清起，湘潭迎来了一个人才辈出的风云时代。清咸丰元年（1851），太平天国起义爆发，随即挟破竹之势，席卷东南数省。清政府遂于咸丰三年初，命湘乡籍曾国藩“以丁忧侍郎”奉谕旨在家乡举办团练，湘军随即兴起。咸丰四年三、四月间发生的湘潭之战，是湘军与太平军的第一次大决战，双方投入兵力各有数万，水陆并进。结果太平军丧师2万，初起的湘军彻底地扭转了靖港败局带来的被动，江河直下，从此铸就了中国历史上一支威名远震的铁旅。湘潭之战直接影响到双方的最终命运，太平军晚期著名将领李秀成归之为太平军十大败因第四。左宗棠，早年入赘湘潭，留居十三载，中道出山，大器晚成。光绪元年（1875），左宗棠受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他任命湘乡人刘锦棠为总理行营事务，率“老湘营”全军出征，不到一年时间即歼灭阿古柏集团。光绪四年（1878）除伊犂外，新疆回归祖国怀抱。光绪七年（1881）经曾纪泽力争，中俄改签和约，中国收回伊犂。光绪十年（1884）清政府在新疆设立行省，同年刘锦棠出任首任新疆巡抚。左宗棠博得了民族英雄的声名。湘军，由湘乡之军、湘潭之军，到湖湘之军，涵盖愈来愈广，影响越来越远。加上曾国藩首倡洋务，为中国走向近代化建不世之功，进一步促使湘军意义的扩大，乃至于今天它仍然被作为响亮的名词活跃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并且早已超越了军事的意义，渗透到了文化、商业乃至经济和生活的各个领域。

　　清末硕儒王闿运“专注《春秋》说民主”，先后在四川尊经书院、长沙思贤讲舍、衡州船山书院、江西大学堂等地任主讲、山长、总教习之职，晚年在家乡湘潭县云湖桥之湘绮楼授徒。他以帝王之学和经学、诗名驰誉海内，他培养的弟子声名远播，影响及于廖平、康有为、梁启超、杨锐、刘光第，种下维新思想火种。

　　“戊戌维新”失败以后，资产阶级革命先行者湘潭人刘揆一、刘道一兄弟，为推翻帝制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刘揆一、刘道一、马福益与黄兴一道筹划了清光绪三十年（1904）的“甲辰起事”，不慎事泄流产。光绪三十二年（1906），刘道一奉孙中山、黄兴之命，发动“萍浏醴起义”，兵败被捕，英勇就义于长沙，成为这场革命献身之第一人，孙中山发出了“刘郎死去霸图空”的浩叹，与黄兴一道俱题诗哀挽。在同一时期，“鉴湖女侠”秋瑾嫁入湘潭，在这里度过了八个春秋，后来赴日游学，投身革命，以身殉国，惊天地，动鬼神。1911年（宣统三年）10月10日武昌辛亥起义成功，23日湘潭人士响应，纷纷上街游行，城头飘起了“汉”字大旗。湘潭县衙门换上了“湘潭县行政厅”匾额，宣布湘潭易帜，归向共和。

　　中华民国建立后，王闿运以８５岁高龄受聘赴京出任国史馆馆长。其有“旷代逸才”之称的入室弟子杨度，历帝制而宪政而革命，在中国近代史上抒写了极其曲折、充满传奇的篇章。弟子黄读山，孤贫入佛，以诗僧成名，最终成为中华佛教总会第一任会长。弟子齐白石，为著名的“王门三匠”中的木匠，“廿七年华始有师”，画印书诗卓然成家，被评为世界文化名人。

　　民国风云

　　民国早期，南北军阀在湘潭境内展开拉锯战，传统工商业日渐衰落，近代工业孕育十分艰难，仅有滴水埠膏盐矿、鹤岭锰矿、谭家山煤矿等矿业形成规模。湘潭现代交通，始于1898年修筑萍（乡）株（洲）铁路。是年8月，首辟汉（口）潭航线，两湖官轮局之“楚宝”、“楚威”火轮对开两地。1913年湖南都督谭延闿发起地方投资修筑长潭军路。此路全长50.11公里，湘潭境内24公里，耗银圆90万元，几经波折，历时9年，1921年9月通车。长潭公路为全国第一条国人自行勘测、设计、施工的正规公路。湘潭人盛时创办的龙骧汽车公司为湖南首家汽车营运公司，往返于长潭之间。

　　1931年，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东三省，危及华北、华东，国民政府遂于1936年制定工业建设三年计划，将工厂内迁。其中确定下摄司为中央工业区，此为“全国三大新兴工业基地”之一，湘潭经济地位出现重大转机。当年征地9000余亩，筹建中央电工器材厂（今湘潭电机厂前身）、中央钢铁厂、中央机器厂（飞机制造厂）、湘江发电厂，修筑进厂铁路支线、水运码头，平整厂房用地。下摄司工业区与株洲镇工业区互相补充，设计为一整体。这一计划如若实现，则湘潭成为湖南最大工业中心，惜因日本侵华战争迅速蔓延，建设项目迁往云贵川，但这一段历史实为湘潭工业现代化进程之开端。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全面侵华战争开始。1938年11月13日长沙发生“文夕大火”，周恩来、叶剑英、郭沫若连夜撤到湘潭下摄司。周恩来在河东霞城书院召开了紧急会议，研究了突变的形势和应变对策。

　　随着上海、太原相继失陷，国民政府弃守南京，迁都重庆，其时有部分军事机关如陆军步兵学校、装甲兵团（后改陆军第二○○师）、炮兵第五十一团、通讯兵团、南京被服厂、第二十七后方医院、电工厂、铁路流亡人员训练所、海军学校、《武进日报》、唐山交通大学以及上海青年建筑界战时服务团、浙赣铁路抗战后援会第五分会宣传队、江苏武进青年战时流动宣传队等救亡组织相继迁来湘潭。随着日寇的逼进，江浙一带许多难民涌入湘潭。湘潭成鼎沸之地。著名作家、漫画家丰子恺也随着这股人流来到了湘潭。事后，他写下了《爱护同胞》一文，记述了他在湘潭的经历，表达了他对湘潭人民友情的真挚感念。

　　日机不断轰炸湘潭城总，其中造成重大伤亡的有：1939年8月20日，日机炸风车坪、关圣殿、寿佛殿等地，死54人，伤62人；9月29日，日机炸十五总，酿成大火灾。1941年8月6日，日机120架次炸十二总至十八总街市及三十亩大丘瓜棚地。此次房屋被毁大半，炸死、炸伤700余人，其状惨不忍睹。随后街市又遭焚烧，从大同街至石嘴垴遂成废墟。据不完全统计，日军侵华期间，空袭湘潭城区931架次，投弹2771枚，炸死1303人，伤1254人，毁屋2732栋。1944年6月16日，日军侵占湘潭，烧杀抢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

　　国民革命军第七十三军在湘乡西部固守阻敌，并在潭市、中沙、谷水与敌激战。奋勇总队及正义军在潭衡公路沿线多次设伏袭敌，炸毁敌军车多辆。九战区的游击队在花萼乡、马家堰一带伏击敌军，张鹏飞游击队在石门岭伏击敌军，两县自卫团也相机出击。抗日勇士各自为战，用竹刺刀、斧头、禾枪、布巾等杀死敌散兵。在湘潭境内敌被歼260余人，伤百余人；湘乡境内敌被歼372名，伤540余名。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23日，侵占湘乡的十七旅团投降。9月20日，侵占湘潭的日军八十二旅团投降，缴枪4500余支、炮26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