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人、商业和商业文化的起源在中原，是考古学界、史学界的共识。自古以来，中原地区就有比较自觉的商业意识，产生了中华商业文化的许多第一。商代的王亥“肇牵车牛远服贾”，也就是第一个用牛车拉着货物到远地去做生意，被奉为商业鼻祖。第一个儒商孔老夫子的高足子贡，是河南浚县人，不仅能做官，而且善于经商致富。第一个热心公益事业而被后人称为商圣的范蠡，是南阳人，他帮助越王勾践灭吴复国之后，悄然引退，把才能用于经商。第一个爱国商人是新郑人弦高，在经商途中遇到了秦师入侵，以自己的十五头牛为代价智退秦军。此外，中原还产生了中国商业的许多第一。比如中国历史上第一批职业商人诞生于西周时期的洛阳，第一个由政府颁布的保护商人利益的法规《质誓》诞生于春秋时期的新郑，以“城门之征”为代表的最早的关税征收发生在春秋时期的商丘，第一个有战略思路的产业商人为东周时洛阳人白圭，第一个商业理论家是今商丘人计然，最早的商家诉讼条例发生在春秋时的郑国即今郑州，第一个重商理论的倡导者为西汉洛阳人桑弘羊，唐代洛阳城内的管理市场的“三市之长”是最早的“市长”。世界上第一座真正意义的人口超百万的国际化大都市就是北宋时的汴京（今开封），当时人口达到１５０多万，宋代著名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就是这一盛况的真实写照，而欧洲最古老、最发达的城市之一伦敦当时只有５万人。清代巩义的康百万家族，更是写下了“富过十二代、历经４００年而不败”的商业神话。由此可见，中原商业文化在中华文化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商丘市万商广场
天下第一会馆社旗山陕会馆
开封朱仙镇
商丘归德古城
中华名匾“留余匾”
关于商业文化
商业文化就是能够体现商业价值观念的文化指导思想和与之相对应的规范化制度的总称，包括商业制度、商业精神、商业建筑、商业设施、商品等诸多方面。
河南作为中国商人、商业和商业文化的发源地，几千年来所孕育的“兼容并蓄、勤俭内敛、重德尚义、商道济世”的商业文化内涵，成为中华商业文化的精髓。在十七、十八世纪以英、美、法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前，中国传统商业文化在世界商业历史上有着深远而广泛的影响，是世界商业文明诞生和发展的摇篮之一。
中国商业、商人、商文化的源头活水
作为中国商业、商人、商文化的发源地，中原孕育了中国最为古老的商业文明。当华夏大多数区域还处于茹毛饮血的蛮荒期时，中原大地就已有了较高水平的农耕文明，崛起了一个个繁荣发达的商业都会，活跃着成批的商人群体，出现了重视商业活动的政治家。他们创造了交换物品和经商理论，制定了商业规则和商业法典，并以其商业品德和商业行为孕育出商业精神，成为中国商业文化的源头。
张新斌（河南省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所长、研究员）：中国商人、商业和商业文化的起源在中原，是考古学界、史学界的共识。河南商业文化起始早、级别高、地域广，产生了中华商业文化的许多第一。
王亥：商祖契的第六世孙，今河南商丘人，中华民族的商业始祖。据《世本·作篇》记载：“相土作乘马”、“亥作服牛”。王亥驯服了牛，供人使役；并发明了牛车，用于运载货物，使商族的生产力得到了快速发展。因为商族是喜欢经商的部族，其他部族的人就称他们为“商人”。“商人”的称谓从那时起，历经百代，一直沿袭至今。后来又把用来交换的物品称作“商品”。
点评：王亥开创了经商事业的先河，是中华民族的商业始祖。中原由此成为中华民族商人、商业、商业文化的发源地。
子贡：即孔子的弟子端木赐，春秋末卫国黎（今河南省浚县）人，《韩诗外传》、《论语》、《荀子》及《史记》均有记载，他在经商中可以准确地预测市场行情，“亿则屡中”，因此而“家累千金”，“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后世一般认为，孔子之名声之所以能传扬天下，得力于子贡的宣扬。
点评：商人的趋利性并没有改变子贡对真知与道德的追求，无愧中华儒商第一人的称号。
弦高：春秋时郑国（今新郑）人，《左传·僖公三十三年》、《吕氏春秋·悔过篇》、《淮南子·人间训》均记载了“弦高犒师”的故事。他在经商途中遇到偷袭郑国的“秦师”，于是弦高灵活机智，以自己的十几头牛为代价智退秦师。
点评：谋利不忘爱国，弦高因此被尊为中国第一爱国商人。
子产：今河南新郑人，郑国宰相，坚决执行中国第一部保护商家利益的法典——《质誓》，使郑国商业达到鼎盛。“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丐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子产这段保护商人利益的名言，与公元前１８世纪古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刻于石柱上关于维护私有财产制度的《汉谟拉比法典》一样，是现代人研究市场经济法制化的重要史证。
点评：子产告诉我们，依法保护商人的利益是最好的投资环境。
计然：葵丘濮上（今民权、兰考一带）人，中国第一位商业理论家，“商圣”范蠡之师。《史记·货殖列传》等史书中反映的“计然之策”，其特点一是要根据生产规律来决定经营方式，强调重视储备，即“知斗则修备。”二是要求根据市场供应关系来判断价格的涨落，即“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三是要求国家用调节供求的经济办法来控制物价，使之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幅度之内，做到对产销双方有利。四是要求注意商品的质量，以“务完物”。五是要求注意加速商品和资金的周转，“财币欲其行如流水”。
点评：“计然之策”，用之于国则国富，用之于家则家殷。
范蠡：春秋末宛（今南阳）人，利用“计然之策”而成为成功的商人，同时他还助越灭吴，扶贫济弱，后在宋国之陶（今山东定陶）经营，人称“陶朱公”。他也成为中国历史上关抚贫弱的第一个商人。
点评：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对他如是评价：“富好行其德者也。”
白圭：战国时洛阳人，《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他经商不仅有战略眼光，而且主营农副产品，因此他可以称之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战略思路的产业商人。
点评：“人弃我取，人取我与”仍是现代商业成功的一大要诀。
桑弘羊：洛阳人，西汉时期杰出的理财家。长期执掌西汉中央财政大权，全力辅佐汉武帝制定和推行了盐铁官营、酒类专卖、统一铸币、均输、平准和屯田戍边等一系列重大的财政经济政策，对汉武帝一代文治武功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把商业看做是攫取货币财富的源泉，提出“农商交易，以利本末”。其部分言论被后人整理为著名的《盐铁论》一书。
点评：中国第一个倡导重商理论的政治家。
张民服（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除了拥有上述商圣群体外，河南还存留下来大批物质文化遗存，他们虽然默不作声，但同样向我们讲述着商业文化的辉煌。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市出现在商代的河南，最早的车马实物和道路遗迹发现于河南安阳，最早的货币贝币发现于商代。此外河南还有四大商埠重镇之一的朱仙镇、天下第一会馆社旗山陕会馆、商业神话巩义康百万庄园等众多值得称道的商业遗迹。
李立新（河南省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河南的商业文化源远流长：其一，根源自商族。汉语中作为“商业”“商人”意义的“商”字来源于历史上的“商族”、“商朝”的“商”，而先商活动于豫北、豫东，早商、中商定都于豫西、豫中，晚商定都于豫北，可以说，商业、商人之名起源于河南，中国商业起源于河南。其二，繁荣于先秦。“弦高犒师”、“郑人买履”、“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待价而沽”、“陶朱公”等商业典故均出自先秦时期的河南。其三，发达于汉唐宋。东汉、北魏、隋唐的洛阳城，商业极为发达，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北宋都城东京，是当时著名的国际商贸大都会，也是当时最繁华的城市，《东京梦华录》、《清明上河图》均详尽直观地描绘出开封城当时繁忙的商业图景。
厚德载物的中华商魂
历史上的豫商人物如璀璨繁星，在中国商业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他们开创的经商哲学、经营理念、商业法则，奠定了中国传统商业理论和经商理念的基础，是中国传统商业文化的活水源头，其有关市场行情预测、经营决策、商业道德、经营者素质的思想对古代传统商人、近代民族实业家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为今天的商业文化建设提供了深厚的民族文化传统养分。
程有为（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原所长、研究员）古代中原地区涌现了许多著名商人和商业理论家，他们的商业理论和经商理念奠定了中国传统商业理论的基础。其有关市场行情预测、经营决策、商业道德、经营者素质的思想对古代传统商人、近代民族实业家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为今天的商业文化建设提供了深厚的民族文化传统养分。
中国第一位商业理论家计然提出，经商要关注气候变化和农业生产的丰歉规律，“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在进出货物时要“贵取如粪土，贱取如珠玉”。他还提出物价升降的规律：“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现代经济学对于供需反应和价格变化基本机制的认识，无出之右。白圭提出了“乐观时变”、“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经商理念，认为经商如同“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经商如同作战，要有谋略，有章法。他说，如果有人“智不足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学吾术，终不告之。”就是说，商人要具备智、勇、仁、强等多方面的素质，富于决断和权变。范蠡提出经商要“择人任时”。这些见解十分中肯地揭示了商业运作的最为基本的规律，它对后世商人搞好经营具有极好的指导作用，是弥足珍贵的商业文化经典箴言。
张民服：“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思想，是白圭对中国商业发展的最大贡献，也是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较为推崇的出奇制胜的重要策略。虽然道理看似浅显，但依然是今天商业思想体系里最基本的理论。范蠡的“经济循环论”、“积著之理”、“待乏原则”、“平粜齐物价格理论”，至今仍闪耀着先秦经济学说的熠熠光辉。
高树印（河南省发改委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博士）从弦高、范蠡、子贡、白圭、吕不韦等杰出的古代豫商身上，可以领会到古代豫商的文化和精神：
一是目光远大。与其他地域商人的目光局限在经济空间里不同，古代豫商的目光则远远超越了经济空间，纵横于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领域，叱咤风云，扬名天下，受其影响绵延数千年，以至今日。吕不韦以经商起家，后来走上政坛，成为秦之相国，为中国统一立下不朽功绩；所编《吕氏春秋》，流传数千载，至今仍然大放异彩。范蠡则由从政起家，功成名就后卸官去职、舟浮江湖、变姓异名而经商，“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子贡师从孔子为儒家言语门的最杰出者，从事外交“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从商而至“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
二是社会责任感强。古代豫商生活极为俭朴，薄食、忍欲、节衣，但却有极强的社会责任感。主要表现在：一是富于爱国精神。如《左传》所载弦高犒师的故事，反映了郑国商人的机智爱国。二是助人为乐精神。范蠡“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子贡从商致富后，尽力帮助孔子弘扬儒家学说，得到司马迁的称颂：“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
弘扬智、勇、仁、强的商业精神
在现代商场上，商人与商人之间角逐的不仅是经济实力，更重要的是包括智、勇、仁、强等在内的整个商业文化。深入挖掘和传承深厚的中原商业文化资源，成为新豫商参与市场竞争的强有力的精神支柱和不竭的动力源泉。
程有为：在当前的市场经济大潮中，弘扬中原优秀的商业文化有一定的现实意义。首先，有利于现代商业的发展。中国古代虽然以农为本，以商为末，实行“重农抑商”，但是中原地区长期是都城所在地和全国的商业中心，商业仍很兴盛繁荣，封建国家也曾经制定了一些“通商惠工”的政策和法规。这些，可以为当前商业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其次，古代中原地区涌现了许多商业活动家和商业理论家，他们的实践活动，他们提出的商业理论和经商理念，都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对这些思想理论进行深入发掘，可以启迪当今商家的智慧，提高商家的素质，促进商业的发展；最后，中原商业文化中包含的商人爱国、惠民、公平、诚信等优秀品格，不仅是传统思想文化中的精华，也是今天应该大力提倡的。它不仅有利于克服商业经营中存在的唯利是图、假冒伪劣等不良现象，也是提高国民素质、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高树印：传承中原商业文化，首先，应当大力宣传、弘扬古豫商精神中的优秀文化遗产。我认为，古豫商精神中值得我们继续和发扬的东西很多，至少应当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坦然从商、骄傲从商、正当从商；二是大局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三是自强不息和与同事共苦乐的精神。其次，要加大对古豫商精神的挖掘和新豫商文化的研究。建议省里应当有专门的豫商文化研究机构，应当成立豫商文化研究会，省社科规划课题应当对豫商文化立项招标，并通过各种途径、措施，培养、凝聚起一支高素质的豫商文化研究队伍，通过深入研究，广为宣传，使豫商文化家喻户晓。最后，新豫商应当结合时代特点，参加到新豫商文化的创造、培育、发展和弘扬的活动中去。
张新斌：深入挖掘中原大商文化资源，强力打造当代中原商都和商祖品牌，对于河南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战略意义。
挖掘商业文化资源，铸造当代河南商业诚实守信的形象：一是要以吃苦耐劳为基础；二是要以诚实守信为准则；三是要有爱国敬业的精神；四是要有良好的政策环境；五是要充分发挥河南的交通区位优势。
打造商丘为龙头的商祖文化品牌：中原大商文化内涵丰富，可以说无论是郑州，还是洛阳，在大商文化的积淀上都有各自的优势。从开发的角度看，郑州、洛阳、商丘要资源互补，商丘更可以从商祖的角度去高举中原大商文化的大旗。商丘的优势不仅是商族之根，也是商业之源，要围绕两个中心，一条主线去弘扬商丘的商祖文化。
孙学敏（郑州大学商学院教授、郑州大学企业研究中心主任）：让豫商文化得到传承，不仅需要挖掘传统的商业文化资源，更要总结当代的豫商精神。新一代豫商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不断成长，在各自的事业中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已经成为实现中原崛起的一股重要力量。同时，当代豫商给人们留下了敢于吃苦、勤于实践、勇于创新、善于创造的良好印象，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创业精神和商业智慧，集中反映了与时俱进的河南精神，展示了河南人的良好形象。
来源： 河南日报
洛阳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