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智能手机里有各种记账软件，用起来很方便。大约一百年前，鲁迅先生在日记本里记账。一千多年前，白居易在诗歌里记账，尤其好记录自己挣了多少俸禄。古今史学家都认为，白居易对俸禄的记载颇有史料价值。
谈钱俗不俗
谈钱俗?
《世说新语》中讲，西晋大臣王衍(字夷甫)向来“口不言钱”，妻子想试试他，就趁他熟睡时让婢女用钱把床围起来。王衍晨起要下床，发现一圈都被钱堵住，就喊婢女来：“举却阿堵物!”要求把这东西拿一边儿去。从此，钱多了个雅号，就叫“阿堵物”。
《晋书》的作者王隐批评道：“夷甫求富贵得富贵，资财山积，用不能消，安须问钱乎?而世以不问为高，不亦惑乎?”他家钱多得花不完，当然可以不提“钱”;口不言钱倒像是假清高。
在世人眼中，白居易是一位风雅君子，他却常常在诗中提及俸禄，丝毫不觉得谈钱俗。南宋文学家洪迈在《容斋五笔》中专门列有“白公说俸禄”一条：“白乐天仕宦，从壮至老，凡俸禄多寡之数，悉载于诗。”清代史学家、文学家赵翼也发现了白居易这一爱好，在《瓯北诗话》中说：“香山历官所得俸入多少，往往见于诗。”
从入仕到去世，前后大约四十载，白居易从九品芝麻官慢慢做到二品大员，从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到养得起妻女与母亲，再到成为“一家五十口”的“衣食主”，每一次“涨工资”，他都要在诗里写两句，做做记录，发发感慨。
渐涨的俸禄
生逢乱世，白居易没少吃苦，他曾经“昼行有饥色，夜寝无安魂”;曾经“马瘦衣裳破”“归无一囊钱”;也曾经“敝衣羞布素，败屋厌茅茨。养乏晨昏膳，居无伏腊资”。
好在他天资聪颖，读书刻苦，通过科举考试，成功改变了命运。正九品上的校书郎是他仕途的起点，他记录下自己人生中第一笔俸禄，“俸钱万六千，月给亦有余”，生活一下子好了起来，工资多得花不完。
几年后，他娶了妻，生了女，加上奉养母亲，俸禄便不够花了。皇帝体贴入微，考虑到他“官卑俸薄”，竟主动提出让他自己挑选接下来当啥官，好给他涨工资。
为了提高收入，养家奉亲，白居易不惜放弃京官，改当州县官(京兆户曹参军)，后者“位望虽小”，却待遇更好：“俸钱四五万，月可奉晨昏。”他特意作诗表达感恩之情，那些上门祝贺的人也都知道他并非贪财，实在是因为家贫。
被贬江州司马，是白居易在仕途上所遭遇的最大的挫折。到江州不久，他就给好友元稹写信：“今虽谪佐远郡，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万。”江州司马虽是闲职，俸禄却也不少，而且后来白居易发现，实际收入不止于此，他在《江州司马厅记》中写道：“岁廪数百石，月俸六七万。”虽无法施展才华，实现抱负，但“官足以庇身，食足以给家”。
杭州刺史任满，“三年请禄俸，颇有余衣食”，白居易不仅给后任官员留下了“办公基金”，还回洛阳买了宅园，“移家入新宅，罢郡有余资”。直到后来他如愿以偿分司东都，官位越来越高，俸禄也越来越多，为太子宾客分司，“俸钱七八万，给受无虚月”;为太子少傅分司，“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闲人”，此时，白居易已官至二品，月入“十万(百千)”。
理想的“大裘”
当官受禄，理当如此，但白居易拿着俸禄，并非总是心安理得。
“俸钱万六千”时，他非常欢喜;“俸钱四五万”时，他心怀感激。然而，在盩厔(今陕西周至)任县尉时，他看着田间劳作的农人“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看着贫妇怀抱幼子拾穗充饥肠，想到自己不事农桑，却“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禁不住“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
在左拾遗任上，他“月惭谏纸二百张，岁愧俸钱三十万”，觉得自己有辱谏官使命。在苏州刺史任上，他拿着高薪，吃得好穿得暖，心里却时常想起贫寒之人：“十万户州尤觉贵，二千石禄敢言贫。重裘每念单衣士，兼味常思旅食人。”
57岁时，他任刑部侍郎，刑部侍郎是司法官(秋官)，他曾在《秦中吟十首》中讽刺那些秋官廷尉，只知沉迷歌舞，无视狱中“冻死囚”。如今身为秋官，他深知这份官俸的分量，作诗告诫自己：“秋官月俸八九万，岂徒遣尔身温足。勤操丹笔念黄沙，莫使饥寒囚滞狱。”
他在东都洛阳高官厚禄安享晚年，心中时时怀着愧疚：“洛城士与庶，比屋多饥贫。……如我饱暖者，百人无一人。安得不惭愧，放歌聊自陈。”
杜甫心忧天下，有诗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白居易心中则有一件理想的“大裘”：“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
公元831年冬天，60岁的白居易任河南尹，穿上新制的绫袄，又想起那件理想的“大裘”：“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
（洛阳市台办供稿）
洛阳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