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虞舜活动多地说的文化学思考

　　继“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将要全面启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为深入探索古代文明起源及早期文明社会发展，从2001年2003年开展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课题的攻关。“预研究课题把考古遗存的考查范围限制在中原中心的晋南、豫北，重点调查发掘了山西襄汾陶寺、河南登封王城岗、新密古城寨和新砦等遗址”[1]。

　　预研究课题已告结。作为预研究课题重点调查发掘的襄汾陶寺遗址，已经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考古成果，尤其是通过对唐尧及唐尧时期的城邑和墓葬遗址的发掘，寻获了当时的大量文物遗存，这一切，无疑为确证古史传说尧舜时代的真实性提供了有力的考古学依据，不但直接印证了古文献有关唐尧及唐尧时期社会面貌的记载，从而为深化唐尧文化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学术支撑，而且也为推动虞舜文化研究朝向纵深拓展开启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学术大门。

　　当前，虞舜文化研究面临着一系列有待深入的学术课题。本文主要是就历代关于虞舜活动多地说的学术纷争进行文化学思考。

　　一、历代关于虞舜活动多地说举要

　　所谓虞舜活动多地说，主要是关于虞舜族属、早年出生居住地、作为“五帝”之一的政治活动中心以及晚年卒地、葬地等，历代文献有着不同的记载或说法。由此引发的关于虞舜活动多地说的学术纷争，自战国迄今持续了2000余年。现举其要摘引如下：

　　一是战国。《孟子.离娄下》曰：

　　“舜生于冯诸，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

　　《韩非子.难一》曰：“历山之农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甽亩正。河滨之渔者争坻，舜往渔焉，期年，而让长。东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

　　二是西汉。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曰：

　　“舜，冀州之人也。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

　　尧崩,三年之丧毕,舜让辟丹朱于南河之南。……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是为帝舜。

　　舜……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守，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

　　三是西晋。《左传.哀公六年》杜预注：

　　“唐、虞及夏同都冀州，不易地而亡。”

　　皇甫谧《帝王世纪》曰：

　　“舜所都，或言蒲阪，或言平阳，或言潘。潘，上古也。”

　　四是唐代。《左传.哀公六年》孔颖达疏：

　　“尧治平阳，舜治蒲坂，禹治安邑。三都相去各二百余里，俱在冀州。”

　　张守节《史记正义》曰：

　　“蒲州河东县本属冀州。”

　　五是现当代。其中：

　　如近人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写道：“有虞氏的氏族原住何地，因为虞舜的传说流传很广，所以现在很难决定。”但该书认为，华夏集团可分为三个亚集团。亚集团之一便是“近东方的，又有混合华夏、东夷两集团文化，自成单位的高阳氏（帝颛顼）、有虞氏（帝舜）、商人”。并根据“有虞氏祖籍颛顼，商人禘祭舜，已经可以证明他们的氏族全是一脉相承”，“他们的文化全是一种混合而较高的文化”。就是说，帝颛顼高阳氏“属于华夏集团，但是受东夷集团的影响很大”，继之而起的“有虞氏及商人所居的地方全不很相远”。由此断言：“有虞氏的氏族本在南河之南”，“大约在今河南虞城县境内” [2] 。

　　又如，前不久举行的“中国濮阳帝舜文化研讨会”，有的学者认为“濮阳的确是虞舜的故里，他一生的主要活动都在濮阳”；也有的认为，“虞舜部落活动区域广泛，虞舜的居所并非一地，他早年生活在濮阳，后迁山西永济，晚年南巡，死于湖南” [3]。

　　此外，从2002年到2004年连续三个年度发掘的湖南宁远县玉官岩遗址（数九疑山地区），被确认为是“汉代以来祭祀舜帝的祠庙遗址”，是“目前已知时代最早的舜帝祠庙”；它是“考古学上首次发现的舜帝祠庙”，同时是“我国历史上五帝祠庙考古上的首次发现” [4]。舜帝祠庙自然与舜的卒、葬地相关联。《史记》有舜“泵与苍梧，葬于九疑”之说；上世纪70年代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帛书《地形图》，九疑山边旁标出“帝舜”二字。据此学者认为，“司马迁《史记》中的记载和马王堆出土地图上的绘记都是对当时实际情况的真实记载”[5]。

　　综上所述，自战国迄今，关于虞舜活动多地说的学术纷争主要在于：

　　一是其族属。有华夏说，有东夷说，又有华夏、东夷混合说等说法。

　　二是早年出生居住地。有“冀州之人”的今山西地区说，有“东夷之人”的今山东地区说，又有今河南地区的濮阳或虞城说等说法。

　　三是政治活动中心。最明确的记载有“舜治蒲坂”或舜“都冀州”的今山西晋南说；又有“舜所都，或言蒲坂，或言平阳，或言潘”的不定说。

　　四是晚年卒、葬地。有“卒于鸣条”说，有“崩于苍梧，葬于九疑”说。

　　并且，有关虞舜平生所历之地名，诸如诸冯、负夏、历山、雷泽等等，在今山西、山东、河南各皆有其所指，甚至同一地名所指尚不止一处。

　　那么，该怎样界说上述现象呢？怎样界说才符合或切近历史的真实呢？

　　应当说，我国的尧舜禹时代，并不是如疑古学者断言的纯属神话或后人伪托，但毕竟属于古史传说时代，也就是“在古文献中保存有古代传说，而在当时尚未能用文字把它直接记录下来的史料，用这种史料所记述的时代” [6]。该怎样看待古史传说时代的历史呢？那就是遵循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考古材料与文献资料、古文字、古器物学与经史之学相互表里，相互印证，由此做出相应的学术论断。

　　这里主要谈虞舜政治活动中心在何地的问题。应当说，按“二重证据法”的原则，文献有关舜“都冀州”或“治蒲坂”的记载，肯定了虞舜政治活动中心在山西晋南是符合历史的真实的。

　　二、晋南地区是虞舜时期的政治活动中心

　　所谓虞舜政治活动中心，就是如上述文献记载的尧舜禹“同都冀州”或尧舜禹之都“俱在冀州”的“冀州”所在地；也就是尧崩，舜继尧位，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的“中国”所在地。总之就是“五帝”之一的虞舜登帝位后，统领天下四方的政治活动中心都城所在地。就是山西晋南。

　　其一，古史文献记载了虞舜政治活动中心的地理方位在晋南地区。如《左传.哀公六年》载孔子引《夏书.五子之歌》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纲，乃灭而亡。”[7]杜预注：“灭亡，谓夏桀也。唐、虞及夏同都冀州，不易地而亡。”孔颖达疏：“尧治平阳，舜治蒲坂，禹治安邑。三都相去各二百余里，俱在冀州；统天下四方，故云‘有此冀方’也。”

　　这里，重要地是“冀州”的界域。古文献明确记载冀州界域的是《尚书.夏书》的《禹贡》篇，它是最早全面系统记载我国古代地理的经典，并由于是作为记载夏禹功业的宝典而被编入《尚书》。冀州便是《禹贡》所载大禹治水划分天下为九州的第一州。夏王朝建立后，各州向中央王朝的贡赋，各随本州河道运来，最后都“入于海”而达冀州，冀州遂成为九州的首脑州，即京师所在之州。

　　关于冀州的界域，《尔雅.释地》概括为“两河间曰冀州”。《夏书.禹贡》孔颖达疏：“明东河之西，西河之东，南河之北，是冀州之境也。”这里的“河”即黄河，“两河”即“东河”、“西河”，此外还有“南河”。是说黄河之水自晋、陕、豫交界处以下环曲流向不同，由此有了不同的称谓。古黄河中下游自北而南流经晋、陕间称“西河”；自西而东流经晋、豫间称“南河”；自南而东北流经冀、鲁间至天津附近入海称“东河”。“三河”之间便是冀州界域。可见，古冀州的中心在晋南，略带豫北、冀西部分地区，东北角则伸向了渤海岸。

　　据史载，冀州之得名，本源于自古晋南有个冀国。《释名.释州国》曰：“冀州，亦取地以为名也。”王炎《禹贡辨》曰：“晋地有冀，秦地有雍，则是冀、雍以地名州。”《左传.僖公二年》杜预注：“冀，国名，平阳皮氏县东北有冀亭。”《后汉书.郡国志》亦载河东皮氏有冀亭。《水经注.汾水》曰：“汾水又过冀亭南，……京相璠曰：‘今河东皮氏县有冀亭，古之冀国所都也。’”皮氏在今河津市境，即古冀国所在地。古冀国后亡于晋国成为晋地，故曰“晋地有冀”。《吕氏春秋.有始览》更明确载：“两河之间为冀州，晋也。”

　　又据史载，在尧舜禹之前，古冀州曾是炎、黄、蚩尤争战的主战场。《山海经.大荒北经》曰：“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逸周书.尝麦》则曰：“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孔子三朝记》进而曰：“黄帝杀之（蚩尤）于中冀，蚩尤肢体身首异处，而其血化为卤，则解之盐池。因其尸解，故名其地为‘解’。”这些记载，更把黄帝擒杀蚩尤的“冀州”或“中冀”直接同“解之盐池”相联系，说是“解”地之得名本源于“尸解”蚩尤之“解”。罗泌的《路史.蚩尤传》亦如此说。

　　以上充分说明，山西晋南属于古冀州的中心地带。所以，文献所载舜“都冀州”、“都蒲坂”或“冶蒲坂”，都是指山西晋南这块地方，晋南是作为虞舜政治活动中心的都城所在地；并且，文献所载尧舜禹“同都冀州”或“俱在冀州”说明，晋南同时是尧舜禹的政治活动中心所在地。

　　于是，历代又称以晋南为中心的冀州为“中冀”、“冀方”或“中国”。因为，这里属于天下之中央的“中土”，并且是“帝王所都”之地，是尧舜禹“统天下四方”的政治活动中心所在地。

　　如《山海经.大荒北经》郭璞注：“冀州，中土也。据此，陈逢衡《逸周书.尝麦》补注曰：“《山海经》郭璞注‘冀州，中土也，故曰中冀’。”“中冀”即中央之地。

　　又如，《左传.哀公六年》载：“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孔颖达疏：“统天下四方，故云‘有此冀方’也。”“冀方”即古代帝王统领天下四方之地。

　　又如，《史记.五帝本纪》载：“尧崩，三年之丧毕，舜……之中国践天子位焉，是为帝舜。”《史记正义》引刘熙语：“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中国”即帝王所都之地。

　　于是，历代遂以冀州为“中国”之号。如罗泌《路史》曰：“中国总谓之冀州。”顾炎武《日知录》卷二“惟彼陶唐，有此冀方。”条则曰：“古之天子长居冀州，后人因之，遂以冀州为中国之号。”

　　总之，上述一系列古史文献，不仅明确地记载了虞舜政治活动中心的地理方位在号为“中国”的“冀州”，或是称做“中冀”、“冀方”的晋南地区，而且，更进而确切地界定了“冀州”的地理方位“在河北”，“不在河南”。

　　如《太平御览》卷百五十五引《帝王世纪》云：“按经传曰，夏与尧、舜，同在河北冀州之域，不在河南也。”又如，顾炎武《日知录》卷二“惟彼陶唐，有此冀方”条亦云：“尧、舜、禹皆都河北，故曰‘冀方’。”“河北”即黄河以北，亦即晋、豫间之“南河”以北，确指晋南地区。

　　其二，考古发掘印证了文献记载的真实性。

　　主要是临汾盆地陶寺文化的年代、地望和文化面貌提供了有力佐证。

　　陶寺文化称做龙山文化陶寺类型或陶寺类型文化。

　　陶寺文化的年代跨度约为公元前2500～前1900年，跨越约600年，可分早、中、晚三期。按“夏商周断代工程”年代估定：“暂以公元前2070年为夏代始年。”[8]据考古学、历史学界考证，陶寺文化的起始年公元前2500年约相当古史传说唐尧时期或尧舜禹时期的起始年。这就是说，陶寺文化的年代跨度，涵盖了唐尧、虞舜、夏禹至夏代早期这样的历史阶段；有的学者据以做出如下推断：“对照已知的C14年代，我们认为：陶寺早期略约早于夏代一、二百年，或相当传说中的尧、舜、禹时期；陶寺中、晚期已在夏代纪年范围之内。”[9]

　　陶寺文化的分布地域。陶寺遗址位于襄汾县城东北约7.5公里的崇山（今俗称塔儿山）西麓陶寺村南，面积约300万平方米，属于崇山周围汾、浍流域三角洲地带。这一带正是《史记.晋世家》所载“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的古唐国中心地带；翼城、曲沃间天马——曲村晋侯墓地的考古发掘，印证了以崇山周围汾、浍流域三角洲为中心的古唐国的历史演进。

　　据考古调查，陶寺文化是以崇山周围汾、浍流域三角洲为中心，广泛分布于汾河下游及其直流浍河流域：

　　在汾河下游的临汾盆地，已发现陶寺文化遗址80余处。遗址面积多在一至数万平方米，少数10万平方米上下，个别达数十万、上百万平方米。

　　值得注意的是，在塔尔山（一名崇山）周围，汾、浍交汇地带，即今翼城、曲沃、侯马、新绛东部，襄汾、临汾南部，约50*50公里范围内，遗址最为集中，并有令人瞩目的几个特大型遗址。

　　在上述范围内，又有两片遗址密集地。一片是塔儿山至吕梁山麓的汾河两岸台地；一片在塔儿山东南至绛山之间的滏河、浍河沿岸，每片各有陶寺文化遗址30处左右。重要遗址除陶寺外，偏西北的一片中还有汾城南关……；偏东南的一片中有翼城、曲沃两县交界处的开化遗址和方城-南石遗址……。[10]

　　陶寺文化的地域发布，直接印证了文献所载“尧治平阳”的真实性，说明唐尧时期的政治活动中心在以崇山周围汾、浍流域三角洲为中心的临汾盆地；同时，陶寺文化的存在，也为进一步印证文献所载尧舜禹“同都冀州”，其政治活动中心“俱在冀州”的真实性提供了考古学文化依据。

　　并且，临汾盆地以南的运城盆地，也有文化年代、文化面貌与陶寺文化相近的遗址分布。这主要就是晋、陕、豫交界处河南陕县三里桥命名的三里桥文化遗址，或称龙山文化三里桥类型遗址。在山西境内主要分布于运城盆地和中条山南麓的黄河沿岸其文化年代约当陶寺文化中晚期，文化面貌与陶寺文化有共性又有其个性，说明受到陶寺文化的影响而又表现出自身的特点。“陶斯类型与三里桥类型应是两支地域相近，平行发展的龙山文化遗存。”[11]

　　因此，根据三里桥文化在山西境内的分布，可以说，如果临汾盆地陶寺文化的存在直接印证了“尧治平阳”的真实性，那么，运城盆地三里桥文化的存在，便应当是“舜治蒲坂”的考古学文化印证了。而且事实上，这也与文献关于“尧治平阳，舜治蒲坂，禹治安邑。三都相去各二百余里，俱在冀州”的记载，在地理方位上是相吻合的。

　　综上所述，诚如苏秉琦先生对陶寺文化所做的界说：“距今四五千年间，以晋南襄汾为中心的‘陶寺’遗址为代表的一种古文化”，“它相当于古史上的尧舜时代”；“史书记载，夏代以前有尧舜禹，他们的活动中心在晋南一带” [12]。

　　三、洪水时期的部族迁徙，可能是虞舜部族多地活动的主要历史背景和动因

　　该怎样界说关于虞舜活动多地说的学术纷争才符合或切近历史的真实？

　　学者们这样界说：“关于虞氏或有虞氏部落活动区域（居地），……正是由于中华先祖枝繁叶茂，代有迁徙扩张，因而造成全国许多地方都说有舜的遗迹。地方之间互争先祖居地，恰是中华民族强大向心力的具体表现。”[13]

　　应当说，在虞舜时期，虞舜或有虞氏部族是不断迁徙移动的，全国许多地方都可能遗留下他们迁徙移动的历史足迹。因此，“许多地方都说有舜的遗迹”，并非一概基于“地方之间互争先祖居地”的人为动因，而是需要全面考察虞舜或有虞氏部族迁徙移动的历史背景，进而对2000多年来关于虞舜活动多地说的学术纷争，做出符合或切近历史真实的界说。

　　在这方面，可以拿唐尧时期的部族迁徙活动作参考说明。以陶寺出土的号为“王室重器”的鼍鼓，即扬子鳄皮蒙的鼓为例。扬子鳄原分布于黄河下游鲁西一带，如鲁西大汶口文化遗址即出土有扬子鳄遗骸。何以会出现于黄土高原临汾盆地？大汶口文化约当新石器时代中期中原仰韶文化时期；陶寺文化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原龙山文化时期。据历史地理学者考证：“鼍鼓文化很可能早在大汶口文化时期就已出现。……陶寺遗址中有鼍鼓，很可能这里的鼍鼓文化是从黄河下游地区的人群向这里迁移而带来的。能将一种文化从一个地区带到另一个地区而被保持和延续，必须有数量很多的人群，才能保持原来文化的特色。如果是数量较少的人口迁徙，原来的文化将会消失，而被迁移地区的文化所同化。”因此，“陶寺遗址鼍鼓文化的存在表明龙山文化时期，从鲁西地区向临汾地区有较大规模的移民活动。”[14]这种大规模的移民活动，便是唐尧时期唐尧或陶唐氏部族的迁徙活动了。

　　那么，唐尧或陶唐氏部族何以要从黄河下游鲁西地区大规模迁往黄土高原临汾盆地，其历史背景或动因是什么呢？一般来说，除了战争人祸，便是自然天灾。据文献记载，在唐尧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并未有大规模战争发生，倒是发生了滔天洪水泛滥。如《尚书.尧典》载，帝尧问四岳：“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史记.五帝本纪》亦载，尧问四岳：“汤汤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有能使治者？”都是关于唐尧时期洪水泛滥成灾和帝尧询问治水之策的记载。直至夏禹治水成功，水患始得平息。

　　“我国洪水发生的时期相当明确，大约不出公元前第三千年的后期”，约当距今四五千年间的尧舜时期；“洪水所指主要地是黄河下游及它的流域”，“洪水发生及大禹所施工的地域，主要的是兖州”，“北方的冀州……高原错互，全不会有洪水” [15]。这说明，尧舜时期洪水泛滥的重灾区主要是黄河下游的鲁西平原地带，黄土高原的晋南山岳地带不可能滔天洪水泛滥。由此看来，当时气候环境的巨变带来滔天洪水泛滥，可能是唐尧或陶唐氏部族由黄河下游平原地带大规模迁往黄土高原山丘地带的主要历史背景或动因。

　　那么，处于洪水时期的虞舜或有虞氏部族，是否也曾有过从黄河下游鲁豫平原地区迁往黄土高原晋南山丘地区的大规模迁徙活动呢？应当说，历代文献有关虞舜或有虞氏部族在鲁豫地区活动的大量记载，并非纯属无所依凭的悬空虚构；那就是说，学者们以文献记载为依据，提出虞舜或有虞氏部族从鲁西豫东迁来山西晋南的“迁徙说”，也便应当从洪水时期部族迁徙的历史背景或动因予以界说了。

　　在这方面，同样可以拿历代关于唐尧活动多地说的学术纷争参照说明。对此，翁独健先生主编、列入国家“六五”重点课题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作出了如下概述：

　　尧的主要活动地区，史书上的说法很不一致。归纳起来有四说：一说在山东西南部和河南交界处，这里有尧城、尧沟、尧冢，他最初所居陶也在山东定陶。一说在河北唐县、望都，所谓尧“始封于唐”或“尧为唐侯”即此处也。一说在山西太原，所谓尧“又徙晋阳”也。一说在山西临汾及安邑地区，所谓尧又“都平阳”。

　　作者认为，“如果说尧及其后人从尧时到周成王灭唐（今临汾地区），经历上述四地区是可以理解的；若说尧自身经历和居住这四个地区就难置信了”。因为，“作为一个部落和部落集团首领的尧，即使他对其他部落有影响，也不可能随便迁徙，又为什么需要这样远距离的移动呢？”因此，作者“作者倾向于第一种说法，即他主要活动于山东西南部与河南交界的地区”。并且认为，“舜的主要活动地区也在河南省和山东省交界的地区” [16]。

　　然而，陶寺遗址的发掘，完全证实了尧的主要活动地区在山西晋南而不是山东西南部与河南交界的地区。并且，陶寺出土的鼍鼓以及鼍鼓文化的存在，又说明唐尧或陶唐氏部族又过大规模的远距离迁徙活动；当时的滔天洪水泛滥，很可能是他们迁徙活动的主要历史背景或动因。

　　与此同时，临汾盆地的陶寺文化和运城盆地的三里桥文化，这两支地域分布、文化面貌相近而平行发展的龙山文化遗存，也为舜的主要活动地区在山西晋南而不是山东西南部与河南交界的地区提供了考古学文化佐证；并且又很可能是在当时滔天洪水泛滥的历史背景下，虞舜或有虞氏部族从洪水泛滥的黄河下游迁到了无洪水之灾的黄土高原。 

　　由此看来，历代关于虞舜活动多地说的学术纷争，主要是影响较大的山西晋南的古冀州说和山东、河南交界的古兖州说之争，通过考察尧舜禹时期严重的洪水之灾和由此引发的部族迁徙这个大的历史背景，或许有助于做出符合或切近历史真实的界说。

　　当然，这只是笔者的一种文化学思考。

　　（作者系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注释：

　　[1]李学勤：《河洛文化研究的重要意义》，《光明日报》，2004年8月24日。

　　[2]以上引自《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86～87页，111页，142页，并该书所录《徐旭生先生略转》，文物出版社，1985年。

　　[3]见《舜帝文化颇具学术价值》，《光明日报》，2005年8月5日。

　　[4]见黄景略：《考古学上首次发现的舜帝祠庙》，《光明日报》，2005年8月17日。

　　[5]见何强：《印证“舜葬九疑”的考古发掘》，《光明日报》，2005年8月17日。

　　[6]黄石林：《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序》

　　[7]《夏书.五子之歌》原文：“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乱其纪纲，乃底灭亡。”

　　[8]《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第82页，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

　　[9]高炜：《论陶寺遗址和陶寺类型龙山文化》，《华夏文明》，第5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

　　[10]高炜：《晋西南与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汾河湾——丁村文化与晋文化考古学术研讨会文集》，第113页，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6年。

　　[11]《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第521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

　　[12]《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第89页。243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

　　[13]中国先秦史学会：《专家河东论虞舜》，《光明日报》，2005年10月25日。

　　[14]王守春《尧都的历史地理研究》，2002年3月“海峡两岸尧文化研讨会”《材料汇编》（内部）。

　　[15]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128～129页，第139～140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

　　[16]《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第3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运城市台办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