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说：“中国是文明古国。”这“文明”，不是起于三皇时代，也不是起于尧帝时代，而是从舜帝时代启始的。
不错，在舜帝之前，有构木为巢的有巢氏，他使人民离开穴居野处，以避洪水猛兽，有了比较安全的居住之所；有钻木取火的遂人氏，他使人民不再茹毛饮血，开始用火，进入熟食时代；有教民畋渔牧畜的伏羲氏，他使人民扩大了生命营养的来源，从此不再和凶禽猛兽争食；有教民制造耒耜农具的神农氏，他使人民学会使用器具耕作，开创了务农的先河。这些开天辟地造福人民的人物，无疑都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划时代的精英，没有他们，我们的民族就无从发展，历史就难以向前推进。但是，他们的创造，也只限于某一领域的奇特贡献，也都还是在人类野蛮时代框架内的活动，距离社会文明，仍然相差甚远甚远。
轩辕黄帝征战蚩尤，消灭了威胁我们民族生存的恶类，从此我们民族才得以沿着历史的轨迹向前拓进，休养生息，繁衍壮大。轩辕黄帝是我们民族的缔造者，只因为有了他，这才有我们炎黄子孙的繁荣昌盛。但认祖追宗是一回事，确定社会文明的性质是另一回事，轩辕黄帝的历史奉献无论怎样丰硕宏伟，还不能说那就到达了社会文明。
即就是被历代誉为“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论语•泰伯》)的尧帝，他的仁政，他的道德，他的人格，足以永垂千秋万代，他使我们民族摆脱野蛮时代，现出文明社会的曙光。然而，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两把尺子来衡量，此一时期还没有进入到文明境界。
就历史的进程而言，舜帝处于承前启后的时段。他之前，那些民族的神圣人物所作出的辉煌业绩，可以说无一不是为了脱离野蛮时代、为我民族进入文明社会创造条件。而舜帝的活动，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划时代的里程碑。他全面铺开了步人文明社会之路，奠定了中华民族文明的基石。从舜帝时期开始，历经四千余年，直至今天，我们国家在政体、经济、人伦、道德、教化、礼乐诸方面，就其总体而言，无一不是从这一源头上发展拓新的。《史记•五帝本纪》有言：“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这是最确切的定评。
舜帝作为“五帝”的最后一帝，这时“国家”的概念虽然尚未形成，但舜帝已经在尧帝实施仁政的基础上，创建与完善了一整套政治体系，除了建立军队与修筑城郭这两项构成国家基本条件未实现外，其他如赏罚制度、任用官员、发展经济、安定民生、实施教化等方面，不但是达到了作为国家体制应有的规模，而且都带有典范性质的，成为后世千朝万代所遵循的楷模。
尧、舜时代，任用官员，没有科举考试制度，凭的是当政者的礼贤下士，发现人才，培养人才，使用人才。舜由一个普通百姓登上天子之位，正是尧苦心孤诣地长时期察访、考验、试用、然后禅让委以重任的。《孟子•滕文公章上》有言：“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可见尧也好，舜也好，都是以忧天下之心来竭尽全部心力物色人才的。
这种“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作法，这种由察访到考验再到试用与委任的任官过程，已经形成了制度，尧帝是这样做的，舜帝是这样做的，知人善任，官无虚设。
不过，由于历史进程的阶段不同，舜帝时对官员的任用，更注重量材使用，分工明确，职位的设置与人才的专业化相配套，这比尧帝时就进了一大步。当时洪水泛滥，人民不能安生，舜帝委任大禹治水，历时一十三年，终于疏导洪水注入江海，平息了水患。弃是长于研究百谷的，舜帝委任弃“后稷教民稼穑”，就在我们河东大地的稷王山上，教民如何播种五谷，然后在各地推广种植经验，农业生产由此进入新阶段。当着“蛮夷猾夏，寇贼奸轨”，社会秩序不稳定的时候，舜帝委任皋陶制定与掌管刑律，劝善惩恶，促进社会稳定，保障人民安全。就这样，舜帝任命了二十二位有专门才能的人担任不同的重要官职，方方面面的事也就都安排得井井有序。
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其一 舜帝所任命的官员，都是以其特长，专业任用，这样，就开了后世培养与使用专门人才之先例。其二，对任职官员，实行考绩制度，三年为期，有功者升赏，无能者黜罚。《史记•五帝本纪》：“三岁一考功，三考绌陟。”这一考绩制度，在舜帝之前是没有的；在舜帝之后，则成为历朝历代所遵循的不可或缺的定则。其三，为官择人，而不是为人择官，这一条，舜帝堪称万世楷模。为官择人，自然是选贤与能，唯才是举；为人择官，必定为那些缺德无才者大开侥幸之门，官风不期坏而自坏。
《宋史•庾炳之传》中有名言：“无赏罚，虽尧、舜不能为治也。”可见赏罚制度是治理天下不可或缺的。奖善罚恶，这在尧、舜之前就有的。但那时的赏罚，特别是刑罚，还没有脱开野蛮时代的制约，没有量刑等差，任意性很强，说打就打，说杀就杀。尧帝时，重在施行仁政，以德感化，刑罚尚未形成制度。舜帝时，开始专设刑律机构，任命皋陶为狱官之长，即后世所谓的大理卿。同时制定“五刑”，按罪行轻重程度量刑执行。这“五刑”是：墨、劓、刖、宫、大辟。《孔子家语•好生》中孔子有言：“舜之为君也，其政好生而恶杀。”故虽设五刑，却在最大限度内用流放形式来代替。像当时的四凶族——浑沌、穷奇、梼杌、饕餮，处罚时，也都没有执行大辟，而是把他们流放到边远的四方，留条活路，让他们自新。五刑之外，另设三刑，即：刑事案中使用鞭笞，执教处使用戒尺，轻刑可用黄金来赎罪。这些刑法，为后来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作出了首创，在舜帝之后的几千年中，基本上没有脱出这个框架。所不同的，是后来对刑法的制定与执行，常有过分残酷的态势，而且有钱有势者即使犯死罪也可逍遥法外，而平民百姓却往往遭受无妄之祸。这和舜帝首创的刑律，无疑是相悖离的。
贯穿在舜帝惩处罪犯的刑法之中的，是他的仁慈之心，这从他使用流放的手段而尽可能不用大辟上可以见到。他用刑是非常严肃而慎重的，充分听取民意，作好查对核实，这方面，他和尧帝完全相同。据《资治通鉴•唐纪太宗贞观二年》载：“昔尧清问下民，故有苗之恶得以上闻；舜明四目，达四聪，故共、鲧、驩兜不能蔽也。”刑罚之下一无冤民，二无漏恶，这是尧、舜之所以成为尧、舜的圣明所在。再者，舜帝在升赏黜罚上的大公无私，是和他之前之后的圣君相一致的。《韩非子•说疑》有言：“尧有丹朱，而舜有商均，启有五观，商有太甲，武王有管蔡。五王之所诛者，皆父兄子弟之亲也，而所杀亡其身、残破其家者，何也? 以其害国、伤民、败法故也。”该升该贬，该赏该罚，不是以亲情私爱为转移，而是以人民利益为根据，这才是古圣明君的本色。
舜帝在刑法上所开创的典范，对后世所产生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左传•昭公五年》：“不赏私劳。不罚私怨”；《管子•任法》：“爱人不私赏，恶人不私罚”；《尉缭子•兵令》：“赏如日月，信如四时”；《六韬•文韬•赏罚》：“赏一以劝百，罚一以惩众”；《韩非子•有度》：“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唐•吴兢《贞观政要•择官》：“赏不遗疏远，罚不阿亲贵”；《宋史•苏轼传》：“赏罚不明，善恶无所劝沮”；等等。由此可见，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直至今天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漫漫数千年，在赏罚制度的历史演进中，追根溯源，都能见出舜帝所确立的准则。
社会文明的标志，首先是在物质方面。能使人民生活有保障，在食货方面有积蓄，在创造财富方面有开拓，在社会生活方面有分工。舜帝时代，物质文明的程度当然无法与后世比，但比他之前，确乎也算得是划时代的了。农业在这时已经为“以农立国”奠定了基础，有农耕的工具，有播种百谷的经验，有粮食积贮，有固定的生产与生活的环境。围绕着农业生产，有山泽的保护与利用，有牧畜渔猎事业的开发，有手工业的分工制作，有“以有易无”的市场交易，有丝麻的纺织业，有洪水平息之后对水利的利用，也有可以用来赎罪的黄金。这一切，足以证明那时的人民生活已经从根本上摆脱了野蛮时代，进入了初期的文明社会。这是舜帝建立的史无前例的丰功伟绩，而此后物质文明的进化，无不是从这一基础上逐步演变的。
《孟子•滕文公章上》有言：“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这是说，当着人民的生活得到安定之后，也即就是在物质文明初见成效之后，精神文明建设必须赶上去。
舜帝任命契为司徒，专职实施教化。从此人民的习俗大为改观，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人伦景象出现了：“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见《孟子•滕文公章上》）。作为文明古国，作为礼义之邦，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从这里奠基的。此后儒学作为国教，不断强化传统文化，也无不是从这一源头上发扬光大的。
首创精神文明，是尧帝以身作则，率先做出的。但由于历史条件的制约，尧帝终究没来得及全面建设与推行。及至舜帝，这才在尧帝首创的基础上，使精神文明迅速形成一种社会风俗，并从政体分工上给以专职管理，这就把精神文明推向新的境界。
但舜帝时期实现社会文明，并不仅仅是由于政体方面的推动力量，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舜帝自身行为的带动。“孝为百行先”，就先从孝行说起。舜帝生活在一个典型恶劣的家庭环境中，“父顽、母嚣、弟象傲，皆欲杀舜”(见《史记•五帝本纪》)。父亲是瞎子，又且顽固不化；继母是个心地毒狠的泼妇，一心只宠着她的亲生小儿子象；弟弟叫象，狂傲顽劣，无所不为。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舜帝始终坚守孝道，敬重父母，友爱弟象，直至他接受尧帝的禅让，登上帝位，依然如故。《史记•五帝本纪》上说：“舜年二十以孝闻”，这是不含糊的。
对内能孝父母，对外必能泛爱众。有孝有爱，自能淳化风俗，社会文明之风盛，当是必然趋势。《史记•五帝本纪》载：“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之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这说是，他到了哪里，就把勤劳谦让的美德撒布到哪里，哪里的人们就受到感化。人们爱戴他，拥护他，以至到了热烈的程度。人们完全自觉自愿地追随着他，人数之多，一年就成村落，二年就成乡镇，三年就成都市。可见他的感召力和凝聚力是何等之大!
有多厚实的道德，就有多强的感召力。关于这点，汉•刘安《淮南子•原道训》中有着十分透辟的论述：“昔舜耕于历山，期年，而田者争处墝埆，以封壤肥饶相让；钓于河滨，期年，而渔者争处湍濑，以曲隈深潭相予。当此之时，(舜)口不设言，手不指麾，执玄德于心，而化驰若神。使舜无其志，虽口辩而户说之，不能化一人。”
在甲骨文中，有这样一则记载：“戊午，卜宾贞，酒，求年于岳、河、舜。”这里的“戊午”：是戊午这一天。“卜宾贞”：宾是巫者；卜贞，是占卜；即巫者举行占卜。“酒”：是用酒作祭品。“求年”：是祈求丰年。向谁祈求丰年呢? 向“岳、河、舜”。这里的“岳”，是太行山岳；这里的“河”，是黄河；这里的“舜”，是舜帝。祈求农业丰收，向山神、河神和舜帝祈求，这是很有意思的。甲骨文作为一种文字符号，是商朝创造并使用的。值得注意的是，在商朝，人们已经把岳、河与舜并列为祭祀的偶像，可见舜帝地位的崇高，是贯穿古今的事，绝非限于一朝一代。或者只限于某一地域。
在中国，自古及今，漫漫数千年，在文化领域里，任诸子百家，各自争鸣，彼此非难，互相指斥，即使是作为国教的儒家的创始人孔老夫子，也难逃非孔、斥孔与批孔之厄运；但我们从来没有看到、听到对尧帝和舜帝有不敬之辞，这难道不是最最发人深思的吗！
（本文系运城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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