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记载

　　后土祠，是古代帝王祭祀后土———土地之神地皇———华夏始祖女娲氏的处所。在上古时期，祭祀和战争是人们最重视的两件大事，所以《左传•成公十三年》有这样的说法：“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最初的祭祀对象是“社”，“社”就是土地之神，即后土圣母女娲氏。把女娲敬为土地神，这与女娲氏抟土造人的传说不无关系。从商代开始，祭祀的对象除了“社”之外，又加上“稷”，“稷”就是谷神，即周代的始祖后稷。在先秦的文献中，“社稷”就是国家的同义词，可见人们对土地神和谷神的敬仰程度。

　　传说轩辕黄帝平定天下，在汾阴扫地设坛，祭祀华夏始祖———圣母女娲氏。尧、舜之时，夏、商、周三代，都在这里举行祭祀活动。汉文帝十六年（公元前164年），汉文帝派遣官吏在汾阴县的黄河岸边修建后土庙。汉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汉武帝在雍县（今陕西凤翔县南）祭天时，对大臣们说：“今上帝朕亲郊，而后土无祀，则礼不答也。”（《汉书•郊祀志》下同）让大臣们讨论祭祀后土事宜。太史令司马谈和祠官宽舒建议在汾阴县祭祀后土，汉武帝便“立后土祠于汾阴?上”，率领群臣到汾阴祭祀后土，“亲望拜，如上帝礼。”太史令司马谈是《史记》作者司马迁的父亲，他的家乡夏阳（今陕西韩城）与汾阴仅一水之隔，他建议汉武帝到汾阴祭祀后土，应当说在汾阴祭祀后土的活动，在汉武帝以前就有很久的历史了。司马谈作为史官，熟悉历史上的祭祀情况和汾阴县的风土人情，所以向汉武帝提出了这样的建议。汉武帝在祭祀完后土之后，泛舟于河汾之间，同群臣欢宴于船上，极目四望，秋风萧瑟，草木落黄，鸿雁南归，即景生情，吟唱了一首流传千古的《秋风辞》：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牎后来，汉武帝又先后五次到汾阴祭祀后土，并在后土祠建造了一座万岁宫，汉宣帝两次到汾阴祭祀后土，汉元帝三次到汾阴祭祀后土。汉成帝初年，丞相匡衡和御史大夫张谭向汉成帝上奏章，认为到汾阴祭祀后土，要“渡大川，有风波舟楫之危”，建议把对后土的祭祀活动改在长安北郊，把祭天的活动改在长安南郊。汉成帝采纳了他们的建议，暂把祭天和祭地的活动改在长安近郊举行，不再去汾阴祭祀后土了。过了两年，匡衡因为别的事情被罢了官，朝野上下都认为这是对匡衡的报应，认为他不应该建议皇帝轻易改变祭祀天地的地方。汉成帝十分后悔当初听了匡衡的建议。汉成帝永始三年（前14年），汉成帝的母亲看到皇帝久无子嗣，便以皇太后的名义下了一道诏令，决定恢复皇帝至汾阴祭祀后土的“先帝之制”。皇太后认为汉成帝当初把祭祀天地的地方换在长安南北郊，得罪了皇天后土，失天地之心，天地之神降罪，以致皇帝久无子嗣。汉成帝永始四年（前13年）三月，汉成帝率群臣渡黄河，到汾阴祭祀后土。其后，汉成帝又先后三次到汾阴祭祀后土。东汉建武十八年（公元42年），光武帝率群臣到汾阴祭祀后土。这是汉朝皇帝最后一次到汾阴祭祀后土。

　　唐代，唐玄宗开元十年（722年），大臣张说向唐玄宗上奏说：“汾阴上有汉家后土祠，其礼久废，陛下宜因巡幸修之，为农祈谷。”（《旧唐书•张说传》）开元十一年（723年）、开元二十年（732年），唐玄宗两次到汾阴祭祀后土。在开元十一年祭祀后土时，在后土祠掘得两尊古代宝鼎，便将汾阴县改为宝鼎县。

　　《唐大诏令集•祀后土赏赐行事官等制》有这样的记载：北巡并都，南辕汾上，览汉武故事，修后土旧祠。时为仲春，地气萌动，将先政本，为众祈谷宝鼎出地，奠此币玉，荣光塞河……改汾阴为宝鼎。在开元十一年祭祀后土之前，唐玄宗下令对后土祠进行扩建，使后土祠的建筑规模更加壮观。唐代诗人李峤的《汾阴行》一诗，对开元年间祭祀后土的盛况有如下描述：“斋宫宿寝设储供，撞钟鸣鼓树羽旗。”“河东太守亲扫除，奉迎至尊导銮舆。五营夹道列容卫，三河纵观空里闾。”“埋玉陈牲礼神毕，举麾上马乘兴出。彼汾之曲嘉可游，木兰为楫桂为舟。”

运城市台办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