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震天下宁武关

宁武新闻网      作者： 来源：忻州日报　胡丹

 

　　流传于今天晋蒙地区的民间小调“漫瀚调”《宁武关》，有这样几句唱词：

　　塞上宁武关，天下早知名。

　　昔日杨家将，在此扎大营。

　　这里是个好地方，老百姓多安宁。

　　哎嗨哎嗨哟，老百姓多安宁。

　　杨家将“守三关”的故事人们耳熟能详，而民间故事总是在历史叙事中加进自由的想象，其实无论是杨家第一代老令公杨业的战殁之所，还是第二代儿郎们所镇守之边，都留下了众多传说故事。传说将宁武关与杨家将故事联系起来，显示了后人的“集体记忆”中宁武雄关岿然崛立的突出地位。

　　建城史前的“宁武”

　　宁武关位于山西省中北部“内长城”一线的中部。虽然“宁武”这个地名起得较晚，但就其地理位置而言，一直都是“塞上”要地，经常成为不同朝代的分界之地。这一点从宁武周围几十公里的范围内分布着从战国、东魏、北齐到明代各个时期的长城即可看出。

　　清代宁武知府魏元枢在《宁武府志·序》中概述了古代宁武地区变迁的历史：

　　虽帝都冀州之北鄙，而林胡、娄烦，实獯鬻、猃狁之南境。传称代北多气节之士，然而风俗弇野，文献无稽，历考史传，惟元魏始基，雄踞于此。往往村落数十家者，列为郡县军府，而朝更暮改，曾不历时。及南齐，始一并省。上溯秦汉魏晋，下逮唐宋元明，又或纷纭数易，加以匈奴、乌丸、鲜卑、突厥、鞑靼、瓦剌，前后侵扰，殆无虚日。

　　战国时人所作《尚书·禹贡》，将天下划分为“九州”，只是一种理想图景。其实宁武名为“中国”冀州的北边，毋宁说是“戎狄”的南境。宁武地区由于地处游牧与农耕民族的交错地带，在历史时期属隶关系及其界域变化极大。周代，这里为西戎的一支燕京戎所据。春秋时又为“三胡”之一楼烦的领地。楼烦在宁武的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迹，楼烦成为宁武的代称，如乾隆《山西志辑要·边防》云：“宁武，古楼烦地。”战国末期，在“胡服骑射”中强大起来的赵国“破（林胡、楼烦）以为县”，这是包括宁武在内的晋北地区郡县制的开始。但宁武并没有就此成为中原王朝的腹里内地，在两千年的时间里，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等部族势力相继进入这一地区，各民族在此长期冲突、融合，形成一个夷夏杂糅的边疆地带。

　　宁武西南的管涔山是山西境内两条主要河流汾河与恢河的分水岭，以岭为界，宁武南北的地形及自然条件差异很大。明代以前，今天的宁武县域几乎从未形成一个共同的政区，其边界也极不稳定。大体言之，宁武在秦汉时代，郡属雁门，县属楼烦。在东汉末年以后200多年的分裂时代，这里常成为割据政权相争的边防之地。即便在大统一王朝时期，这一片地区也经常被分割，如隋时分属楼烦、雁门、马邑三郡，唐时分属朔、代、岚三州。

　　五代十国时，后晋“儿皇帝”石敬瑭将幽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宁武地区再次成为朝代的疆界，这对后世的影响非常大。太平兴国四年(979)，北宋在武州（在今朔州境内）设宁武军，这是“宁武”作为地名第一次出现；次年又在其南设宁化军。宋辽两国最初未能勘明界址，为此经常发生领土争端，直到神宗熙宁十年(1077)，始以分水岭为界，其北进入为辽土，宋朝则付出“东西失地七百里”的沉重代价。

　　金、元时期，宁武地区较少军事活动，元朝在此设屯（今宁武县北黄花岭），沿用了宁武的旧名。明朝建立后，在晋北武、朔诸山谷间，乘隘设兵戍守，以备御蒙元势力，如著名的雁门十八隘皆设守备。此时的宁武属太原府崞县管辖，保留了前元的屯堡，明朝只在其南面的宁化开设了守御千户所，分水岭以北并无戍卒。这表明在明初的战略部署里，处于万山之中的宁武其地位仍不如宁化，尽管它更靠近北边。

　　宁武“建城为关”与“外三关”防御体系的形成

　　明初，在从辽东到甘肃的万里北边构筑起一道以都司卫所为中心的坚固防线。但在蒙古势力的压迫下，不断向内收缩，尤其是大宁、开平、东胜等地相继弃守后，这条战略国防线出现巨大的缺口：大宁、开平之失，使得辽东与宣府、大同两镇失去联络，京畿直接暴露在敌人的兵锋之下，定都北京的明王朝被迫形成“天子守边”的形势；东胜（在今内蒙境内黄河向南大转弯处）失守后，北方部族可以自由进入河套地区驻牧，常趁黄河封冻，渡河侧击山西。特别是正统十四年(1449) “土木之变”后，明、蒙攻防关系发生根本性转变，此后蒙古铁骑南侵日亟，或拆墙破关，直入大同，横扫雁北，或拥众渡河，西犯偏关（今山西偏关县黄河边），甚至多次大掠晋中州县。外长城的防守已不再可靠，过去的“腹里”，如今已为国门。

　　宁武之建关，正是在此背景下发生的。乾隆《宁武府志》云：“宁武据雁门、偏头两关之中，其始未显也，至明中世而始为要地，遂称重镇。”当时有官员指出，山西北部的防守已无法依赖大同镇，应在其后的雁门关与偏头关之间新设一关，使东西两路联为一体，形成第二道藩篱。新关之址，择中的便是居于“朔、应、忻、岚、保德诸州之会”的宁武（时为军屯地）。成化元年(1465)，巡抚山西都御史李侃奏言：“宁武北临云、朔，西带偏、保，虏入要冲，请设关防守。”

　　在宁武设关有两个必要：首先，宁武一带“虽山势磅礴绵亘，而原隰平衍，有道可通，非若彼二关（按指雁、偏二关）之峻险回阻也”，故常成为虏寇入境之径。而从大同经宁武到太原一线，是一连串的盆地与河谷，地势较为平衍，利于“虏骑”突进；宁武以南几乎无险可守，戍兵唯有宁化一千户所兵力，其利害不言自明。其次，宁武居于雁、偏两关之中，在此设关屯卒，便于东西呼应，首尾相顾，长城内线防卫力量将大为增强。

　　经兵部议准，成化三年(1467)三月，关城正式开工建设，“伐石于山，采木于林，陶甓作冶，而工徒则取兵民之当调戍者”。次年四月关城建成后，就沿用原屯之名，称为宁武关。新城依华盖山而建，北高南低，东南下临恢河，沿河的走势形成一个南北窄，东西长的不规则延伸。新城周围四里许，高三丈有奇，环以埤堄，辟东西南三门，翼以瓮城，城内守帅厅事、藩臬行署、驿传仓场及兵舍战守之具毕备，岁调太原、平阳等府卫班军、民壮4000 人，分两番轮戍。这是宁武关最初的规制，它由守备一员负责守卫，属于军堡的层级。

　　自宁武设关，便与雁门、偏头合称三关，又称“外三关”。

　　这时的宁武关，“官无额置，人无土著，非所以壮兵威而摄虏胆也”。此后，明朝不断加强它的防御，宁武关在内长城及“外三关”中的地位也持续提升。弘治十一年( 1498)，在宁武关正式开设“宁武守御千户所”，宁武乃由军堡升格为千户所城，从此其守戍“皆与二关同”，有了额定的官军员数，不再依赖轮戍的班军。同年，开始对关城进行扩建，新城展拓为周7 里120 步，城上有敌台，城下有壕堑，四隅有阁，垛口1702，城门9，城市规模几乎大了一倍，奠定了宁武城以城中心鼓楼为核心的基本格局。

　　宁武关的城防体系也得到完善。正德九年(1514)，右都御史丛兰总制边务，“至宁武，周览河山险阻，城隍修废，驻西廓之山，俯视城内”，认为“贼若据此，乘高下射，则城不可守”。按照他的建议，守臣“ 随山筑城，因涧为地，名之曰宁文堡”。堡成后，“东望旧城，巍然对之于二山之上,如左右手”。在宁武周围要害之处陆续修建的军堡有12 座，形成了一个以关城为中心的立体防御体系。即便在“隆庆和议”之后，边疆军事形势大为缓解，明朝仍没有放松对其防卫设施的增修改建，过去的土堡多在万历年间包砌砖石，并营建东、西关城墙，加筑了北关护城墩——“屹然金汤之险，观形势者咸称‘凤城’”。宁武又被称为“凤凰城”，这里至今还流传着它肇城之始，一只彩凤助其定址的传说。

　　当雁门、宁武、偏头三关防御东西连贯，形成一体后，宁武关的地位持续上升。

　　嘉靖十九年(1540）以原驻偏关副总兵为总兵官，兼领三关。山西总兵平时驻节宁武关，防秋时移驻阳方口（宁武关北的长城隘口，是宁武的门户），防冬则移驻偏关。此为山西设“镇”之始，标志着山西由原来的内地一省（布政司）兼而为“边镇”，正式加入“九边”的序列。新的山西镇又称“三关镇”，宁武从此成为镇城和山西中北部的中心城市。嘉靖三十九年(1560)又增设宁武兵备道及管粮通判，建学立仓，“规制大备，屹然称雄焉”。

　　宁武关建置的不断完备，是三关防御力量整体加强的组成部分。嘉靖中，三关镇又添设协守副总兵一员，将原“整饬雁门等三关兵备”一员析为三路兵备道（宁武道、雁门道、偏关道），每路并设参将一员分守，使三关既为一体，又是能分路独立防御的战区。

　　明国子监祭酒傅德新在评论宁武关的战略地位时，说：“余惟宁武，北扼云中，东联恒岳，西接岢岚，与偏头、雁门二关犄角相逐，衔尾相随，为常山蛇势，盖全晋之北户。”类似的议论还有很多，均是将宁武放在整个晋北防御的大节目中来加以认识。所谓“常山蛇势”，反映了明代北边防御的特点，即顺应狭长的山势，依托险要地形，在重要的关隘和路径骑线布点（或为城或为堡），形成一个首尾联络、相互支援的综合防御体系。当外长城“大边”防守变得空虚、漏洞百出时，明朝通过宁武建关及内长城边墙墩堡烽燧的建设，将内线原来涣散的国防力量凝聚起来，形成被称为“二边”的三关防线。

　　宁武关“东西援雁平、偏老，北控三云，南藩全晋，盖山西镇之要害也”。这是宁武之于三关的利害。宁武等三关又称“外三关”，在明代京畿（约当今河北省）的西北，还有居庸、紫荆和倒马三关，是为“内三关”。所谓“内、外”，是相对于京师北京的远近来说的。这表明宁武三关的意义不止于防护山西，它与宣、大二镇联为一体，三边互为声援，亦共为京畿屏障。这样，外长城复之以内长城，外三关继之以内三关，环环相扣，层层锁链，共同捍卫着明王朝的腹地及京师“根本”的安危。

　　从雄关到府治——由军事堡垒向地方治所的转变

　　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明代兵部档案《为修山西雁平等三道要工以固疆圉事行稿》记载，直到崇祯十三年(1640)，还在宁武兵备道刘涓等人的主持下，对宁武城及周边长城的敌台烽堠进行了维修，计用银8500余两。这或许是宁武关最后一次大修。然而仅仅4 年之后，它就陷落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攻破它的不是来自北方的蒙古骑兵，而是从山西内地一路杀来的农民军。崇祯十七年二月，闯王李自成亲率大军从陕西渡过黄河，一路北上，势如破竹。山西总兵周遇吉在代州初战失利后，退守宁武。闯军追击，绕出阳方口，十八日，主力出现在宁武东门，两军展开血战。这是明朝覆灭前的最后一场大战，由于双方实力过于悬殊，不过4 日，宁武即失守。在拔除这根钉子后，李自成继续北进，大同、宣府、居庸关，这些昔日的雄关巨镇，披靡而降。三月十九日，崇祯帝缢死于北京。

　　宁武关作为军镇的历史，在吐放了一朵如此血艳之花后，就黯然凋落了。值得一提的是，周遇吉虽然兵败被杀，但他在“宁武关大战”中的英勇表现给后人留下深刻印象，在许多民间故事里，他与李自成一样，都是响当当的英雄，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京剧《宁武关》。可以说，宁武关前的生死对手，殊途同归了。

　　入清以后，长城不再为天堑，边境之民也摆脱了兵燹之苦，“晏然于休养生息”，真正实现了“老百姓多安宁”。昔日的雄关，除了以其岁月壮山河，军事价值已不复存在，宁武的历史也步入一个新的时期。顺治三年(1646)，裁山西镇，为宁武营，改总兵为副将（后移驻杀虎口）。康熙六年( 1667)又裁文臣宁武兵备道缺。世易时移，昔之所加，今则渐渐剥离。

　　雍正三年(1725)，以宁武之地设府，下辖宁武、偏关、神池、五寨四县。这标志着宁武卫所时代的终结，它从此成为晋西北的行政中心，民国初，废宁武府改设为县，乃为今制。新宁武利用它“近边”的优势、交通的便利和丰富的林木资源，成为晋蒙边贸易的主要中转站，逐渐形成一个区域性的商业中心。

　　宁武由一个缺乏文献记载，没有大型聚落，人文不盛的“荒裔要害之地”，到明代始建城池，其城先为军堡，渐升为守御所城，再升为镇城，易代之后，甫脱去军事色彩，转变为府县。宁武的兴衰及其城市建置与功能的减加，是以长城为中心的亚洲内陆边疆地区历史变迁的一个缩影。

（本文标题由闫天祥书）（作者系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博士  胡丹）

编辑： 闫凤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