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西口的习俗文化

　　 “走西口”，又称“走口外”、“走场子”、“跑口外”。它指的是长城以内晋北、陕北的贫苦农民在旧社会到长城以外的内蒙古西部打工谋生的社会活动。它尽管涉及到这么广大的地区，但最普遍、最具代表性的却是河曲、保德人的走西口。有民歌曰：“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挑苦菜。”河曲、保德人除打工种地外，还从事以生产、经营中药材甘草为主的商品经济活动，所以史称他们“耕商塞外草地”。在这一漫长的社会、经济实践活动，产生了相应的习俗文化，它是既有别于家乡又有别于客居地的一种特殊的习俗文化。

　　走西口的习俗

　　（1）行旅  走西口唯一的行旅方式是步行。河曲的走口外者，从城关或其上游的河湾、梁家碛渡口过河后，经内蒙马栅、陕西府谷的古城，然后进入鄂尔多斯境内，经纳林、马场壕、达拉特旗到达包头，稍作休整，再分散到各地去。这一段路，“快五(天)慢六(天)”，其中进入库布其沙漠最令人毛骨悚然。大漠荒凉，本无所谓路与不路，只能瞅着零星的骆驼粪，凭着感觉与经验在沙包和蒿草中探索前进。一旦迷路，就有倒毙的危险。人们视其为“鬼门关”，有的人索性先给自己烧了“离门纸”，再踏上路程。走西口者每日约行60至80里，风餐露宿，走到哪里天黑了便在哪里歇脚，一般是“就水不就店”。

　　走西口的行装极为简单：扁担一条，一头扎捆简单的行李，一头扎捆行路用的食品。更有贫者，连铺盖也没有，只有一件穿了多年的烂皮袄，白天做衣，夜间做被，“铺前襟，盖后襟，两只脚擩在袖圪筒。”扁担除挑行李外还有三个用途：一是对付饿狼、野狗袭击，二是露宿搭茅庵时当梁架，三是初冬返回老家过黄河时横架扁担可防止掉进冰窟。如果能和拉骆驼的同行则是天大的幸运，驼队可供水，宿营时睡在两峰驼中间，既暖和又安全。

　　（2）住宿  走西口途中的住宿叫“打路盘”。因荒漠之中极少村落，偶尔有店，穷人也住不起。于是在天黑人乏之后，就地选择一块平坦而又杂草少地方，稍加清理，将铺盖或皮袄一铺，枕上自己的鞋子就算宿营了。这种方式必须人多势众，结队而行，否则就会成为饿狼的野餐。

　　到达打工目的地之后，也多无房屋可住。因草原辽阔，本无村落、房屋可言，蒙古民族又是游牧方式，逐水草而居，相隔数十里往往才能见到一个蒙古包，所以全凭自己“安营扎塞”，另起“房舍”。这种“房舍”，是一种自己临时搭的茅棚，建造方法是：选择一个土质较好的小丘，开一个豁口，叫“马口”，进深约6尺许，宽窄最多可容纳3人，高低以人可以猫着腰进出为度；然后在“马口”上架上扁担，盖上草席，四周用土压住，地上铺些竹几或沙蒿，便是一个“卧室”。在这里下榻，潮湿不说，晴天可瞭见星星，雨天则外面大下，里面小下，风沙覆面更是常事。许多人由此得了腰腿疼病。草地蛇多，常有人蛇同眠现象。更可怕的是如遇流沙，则有被活埋的危险。这种居所，在以掏甘草为业的“草场”上极为普及。

　　草场上最好的居室是场方的“柜房”，那是一种以白布做顶篷，用泥土夯实做墙的居所。在草原上，这简直就是“天堂”，只有掌柜一类的人才可享用。

　　（3）饮食  “走西口”的人在途中所带的食品分生熟两种，生的是小米，熟的是糠炒面──用炒熟的黄豆、谷糠磨成面制成。遇到有人家的地方，借锅灶做点小米粥；如果没有人家，饿了就吃点糠炒面，到了有水处用手捧起喝几口了事。他们编顺口溜描述：“吃上糠炒面，喝上爬爬水(冷水)，进圪肚里瞎日鬼(指肚疼)，管它日鬼不日鬼，担上担出一身水。”苦难的穷人，只有用这种重活出汗的办法来减轻病痛。

　　草场上的掏草工，只有在场子里水可满足供应。外出干活，必须一次喝足一天的水，否则外出掏草时便只有干渴。为此人们总是尽量少吃加盐的饭食，而以小米粥作为主要食品。掏草工一般一天只吃两顿饭，第一顿在柜房里吃，第二顿为野炊。野炊很别致。如果作业点有水，他们就带着锅去干活，饿了时挖个坑，支起锅，拾点沙蒿、干牛粪，熬点粥喝；如不带锅，也有办法：把生米装进一个小布袋里，用麻绳系住，在水里浸湿，在火上烤，湿漉漉的口袋烤得直冒热气，待布袋烤干了，再浸湿，如此反复多次，米也就被蒸得半生不熟了。他们称这种夹生饭“耐饥”。在没水处干活，就带小米冷饭，或和个面团揣在怀里，想吃时捏成饼，放在锹头上烤熟。还有的人，将小米泡透，装在布袋里，到了草地，埋在湿土里保水，饿了时挖坑燃火烤至半熟即可食用。由于长期饮食不正常，染上胃病的人很多。

　　（4）“草场”行规  草场是指专门经营掏草、收草、做草(铡剁、分类、捆包)的经济实体。其规模大者成百上千人，小者十几人几十人不等。草场主即等于资本家，其组织一般是掌柜一名，俗称“大头儿”，负责全场事务；二掌柜一名，俗称“二头儿”，负责甘草质量与价格的评估；“先生”一名，负责往来帐目；“草头”一至二名，负责提秤收进甘草；保管一名，伙夫一名，打米面跑外的一名，铡草工若干，隶属掏草工若干。

　　草场主在每年农历正月十九日各旗开印之日赶到目的地，向蒙古王爷、各庙喇嘛拜年、送礼，商定好包场范围。然后在指定范围内搭起帐篷或茅庵作柜房，其作业半径一般在40华里以内。柜上支付给掏草工的锅、铁锹、米面、苇席(3人1块)等，在结算甘草款时扣除。

　　掏草所用锹头狭窄而长，为的是能够深挖。甘草沿地面平行匍匐的根子叫“串”，与地面垂直的根子叫“栽子”。人们一般只掏“栽子”，当掏挖到一定深度，不能再往下挖的时候，便铲断了。不掏“串”的原因有二：一是“串”质量不好，二是为了保护资源，留着它，让它再往出长“栽子”。有经验的掏草工人识别能力很强，发现草苗四五支生长在一起的，大部系粗根甘草，于是就从周围往下挖，以防铲伤根皮。

　　收草过秤时不是用常用的数字，而是一套近乎“黑话”的歇后语。比如平地起圪堆──溢(1)，隔沟叫人──呜(5)，墓圪堆上添土──溜(6)，平地起罗卜──拔(8)，老汉背娃娃──一大一小(11),两杆子不够(19)，三杆子不够(29)，裤裆烂了(35)，雨洒庙门──寺湿(40)，王八腿上拴绳子──绊鳖(50)……当时通行的秤是16两1斤，而草场用的是20两1斤的秤，而且这些秤均是场方在一根木棍上刻些道道粗制滥造的。提秤的又多是场主的爪牙，五大三粗，臂力过人，又多做手脚，工人们有苦难言。

　　草场收草的价格压得很低，交草时只记数量不开价，待收到一船草(三万多斤)的8成时才开价，因开价早了怕工人不交草。收回的草场方要专门雇人“做草”，也就是铡草。按粗细分类，铡成50至70厘米长短，分类打包，以便起运。其名目有“天粉”、“奎粉”、“条粉”、“河草”、“通草”、“毛草”、“节草”、“圪瘩头”等。其粗者截面直径有3厘米左右的。

　　 　（5)互相同化了的习俗  走西口使蒙汉人民长期共同生产，共同实践，从而促进了文化习俗的互相同化。如饮食方面，蒙古人原来只有“白食”和“红食”两种，“白食”指奶制品，“红食”指肉类食品。随着时间的推移，谷子、小麦、玉米也成了他们常用的食物，像作为茶点用的炒米及“章侧”就是农产品。他们吃的酸菜和醋是地地道道的山西风味，而有的地方甚至吃起酸饭来，就更是把河曲人的特色学到家了。而汉民煮砖茶时加盐，喝茶时泡炒米，吃大块大碗牛羊肉，喝大碗烧酒，则完全是学自蒙古同胞。

　　在语言方面，有些汉语单词直接引入了蒙语，如“油糕”、“海棠”、“包子”、“班食”、“扁食”、“灯”等。而河曲民歌中的“得儿赛”中的“赛”字，就是蒙语中的“好”。

　　至于“二人台”和“蒙汉调”，则应视为蒙汉两族共同创造的文化，它们在内蒙古的流传之广超过了山西。晋剧、北路梆子在内蒙所占市场，也仅次于山西。这不能说不与走西口有着血肉般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