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西口“走”出一个河曲城

　　文章来源：忻州文化产业网

　　清朝初年，在满、蒙、汉大和解的历史背景下，产生了与“闯关东”、“下南洋”并称的“走西口”移民大潮。走西口“走”繁华了河套、包头、绥远城，“走”富了忻商、晋商，同时还“走”出一个河曲县城。

　　早在数万年前，河曲一带就有先民居住，现存新石器遗址就有十多处。西周至春秋战国，晋西北属胡林游牧部落地。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策略后，收复胡林地，在此地修筑赵长城，使这里成为戍边卫国之边塞重地，也成为匈、汉杂居之地。隋朝修复秦长城，并有内、外长城之别。其西起宁夏，东经陕西榆林，从河曲石梯子过黄河，然后折向东北方向的偏关老营，在河曲沿黄河过境一百多里。旧志载，从关河口至石隘口，“计城二、堡七、边口二十有五”。旧志黄宅中《河源考》称，“吾邑以河曲名者，乃黄河入长城之一曲也”——河曲便因黄河进入长城之一曲而得名。

　　但早先的河曲县城并不在如今的文笔镇。金贞元元年称河曲县时，其地理形势参照的县府所在地是河曲营（今旧县），系宋太兴国年间所建。当时，如今的县城所在地文笔镇叫河保营，亦称灰沟营，是一个河防军寨。由于黄河在这一带拐了一个近九十度的大弯，从而冲刷、沉积成了从楼子营至石梯子之间呈“之”字型的约一百余里长、八万余亩河滩平地，是黄河流经黄土高原整个途程中形成的面积最大的的良滩沃地。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清政府军大胜蒙古噶尔丹部，“口外”与“口里”逐渐统一政令。雄才大略的康熙皇帝先是下诏准许口里民人去口外种地贸易（但不准长期留住），后又准许口里民人在口外定居，蒙古地面的蒙、汉两族遂成“一家人”。之后，随着走“走西口”的规模越来越大，商贸活动越来越频繁，河曲境内以西口古渡为中心的“娘娘口”、“石梯口”等十数个天然“水旱码头”的区位优势便逐渐显现出来。我们可以简单计算一下：一艘可载物资10至15吨的大船从河套出发，一天即可到河曲，远可达临县的碛口、柳林的军渡等地，且只需少量人工开支，效益和速度堪与现在的一辆重型卡车相比。这十数个天然的“水旱码头”，共可停泊大船百余艘，日运输量至少也在一千吨以上，河保营便迅速成为一个“商贾辐辏”、“商业十分昌盛”的商业集散地，人口亦十倍于河曲营的旧城。于是，有关官员便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奏请将县府移驻河保营。迁治开拓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三月初六动工，共建堂屋署舍百余间，当年六月二十报竣。这样，原本是河防军寨的河保营，便发展成了山西长城诸多“西口”中唯一的县级城市。

　　从此，这里的商贸活动更加繁盛。北京、内蒙古、河北、陕西、河南及本省太原、晋中、晋北各县商人纷纷到河曲开设商号。城内八大街店铺林立，人烟稠密。仅钱铺、油酒坊、货铺、旅店四大行就有204家。从河套、绥包至河曲的粮、货船只频繁往来，高脚运输又将货物不断从旱路运出运入。水旱流通，络绎不绝。有诗云其景曰：“一年似水流莺啭，百货如云瘦马驮。”因此有人便将这里称为“小北京”。没有走西口，又哪有这一切？所以说，正是走西口“走”出了一个河曲城。

　　附：

　　移驻县治碑记

　　清  刘日暄

　　圣天子建极绥猷，与道同揆；贤列宪体国经野，因时制宜。即县治移驻，亦仰见君相之焦劳矣。河邑旧治，均四方里道，依山守险，原与州城相表里。自康熙三十六年圣祖仁皇帝特允鄂尔多斯之请，以故河保营得与蒙古交易，又准河民垦蒙古地，岁与租籽。盖自人烟稠密，商贾辐辏，於斯为盛焉。前护抚宋，於乾隆二十七年，以河保营云集交衢之地，五方杂处，兵民繁错，烟户十倍旧城，爰奏请移驻，以资弹压，奉旨俞允。即令以原驻巡检衙署，扩充民房兴建，其经费，以旧署变价，并本邑额设繁费充用。但旧城居民寥落，旧署力难承买，业详请为义学公所之用。繁费又为前任修城借用。今估计建署银二千九百三十余两，扩充基金费且不在内。因自捐廉银八百余两。上请筹款拨济，下与邑之绅士庶民随力劝捐。乃蒙大中丞明谕，令通省各州县公贴繁费银一千五百两，而河邑之人亦遂急公愿捐，乐输恐后。夫如是，估建之费以足，购基之资尚赊；而扩基之势，则更有难焉者。何则？自巡署以至前街，比户百有十家，贫者乐售，饶者重迁，公事不可缓，民情又不可拂也。乃躬白诸上宪，请酌量於巡署之西，估愿售之房为基址。大二堂、仪门直建於中，门房、胥库、役隶诸房皆附焉。其东，则书房、客厅、厨灶、住屋、内马号之所在。其西，则捕衙、房署、监狱一切也。堂屋廨舍共计百余间。是工兴于乾隆二十九年三月初六日，至八月二十日报竣移驻；而涂塈添设、黝垩除治之役，尚方兴于此日也。此皆加捐节费，与我邑绅士庶民同甘苦、共黾勉，咸乐底于成者也。夫旧署称通邑之适中，联臂指与州城，规模形势，称不易矣。而事与时宜，势难因仍，乃移驻於边要之区，弹压乎繁杂之地，诚经画之尽善，尤时措之咸宜也。乃知贤列宪痌□民瘼，司牧亦蒙其庇。圣天子达聪庶绩，陬壤咸荷其庥，不勒珉石，谁志不忘，谨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