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口文化的特点及界定

　　文章来源：忻州文化产业网

　　要研究走西口，就必然涉及“西口文化”。空竟存在不存在“西口文化”这样一种文化形态？当我们提出这一概念之后，有人便提出了疑问，甚至认为这是否赶时髦，因为近年来，不管什么都想戴一顶“文化”的桂冠，“文化”大有被庸俗化的倾向。但我认为“西口文化”这一形态文化确实存在，只是我们过去没有在意、没有研究而已。

　　那么究竟什么是西口文化？我以为，要弄清西口文化是什么，要先弄清西口文化不是什么。

　　首先，我认为西口文化不是走西口者原居住地的文化。西口文化是走西口的产物，没有走西口就没有西口文化，这上点恐怕没有谁会提出异议。同样毋庸置疑的是，走西口的人们一定要将原居住地的“文化”带到移入地，包括信仰、语言、生活习俗等等。但是，正如古人所言，“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由于生存环境、生活环境的改变，原居住地的“文化”便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在移入地落地生根，保存下来，总会有所变异。举个简单的例子：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大批北京知识青年插队忻州，原本是满口“京腔”，可几年下来，不少人都学会了忻州方言，有的还说得很地道。虽然，当地人特别是年轻人，受其影响，也学了一点普通话，但总得来看影响甚微，并未使当地原先的语言发生大的变化。

　　其次，我认为西口文化也不是移民大潮移入地的文化。人是文化的创造者，亦是文化的主要载体，虽然不是唯一的载体。而按照台湾著名社会学家陈其南先生的话说，“文化是一个存在于某社会或民族每个人脑海深层里的一套程式设计”，其“本质是一套我们无法直接剖析开来用肉眼加以观察的软体”，“有了这套软体，每个人乃具备了说话和行为的能力，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源于这套软体的应用，同时也受这一套程式设计的制约“。这一套程式设计一旦形成便不会轻易改变。仍以语言为例，大量晋北人通过走西口移入内蒙古中西部，与蒙古族同胞长期的交往，不少人也学会了不少蒙古话，但他们所操持的语言，基本上还是晋北方言。即便已经是第二代、第三代，也无根本性转变。

　　再次，我认为西口文化更不是从别处移植而来的文化。就是说，西口文化不是从那些与走西口无涉的地方移植来的，它必然与走西口有关，只能产生于走西口本身和走西口参与者本身。这一点想来不难理解。比如，走西口的主要是晋北人、陕西人，再扩大一下范围也只能扩大到黄河以北，也就是中国北方。南方人则很少有“走西口”者，即便有也寥若晨星，对西口文化的形成影响甚微。因此，南方的一些文化形态，诸如岭南文化、湖湘文化、巴蜀文化等，便更不可能成为西口文化的“源”或“流”。西口文化的“源”或“流”只能是与走西口相关的区域。

　　我这样分析，有的同志肯定会质疑：文化是以地域为标志的。你说这也不是，那也不是，西口文化岂不成了空中楼阁？没有地域的界定，还有什么西口文化？我觉得，这正是西口文化特点之所在，也是它与其它文化形态区别之所在。确实的，我们论及文化，一般都有个地域的划分和界定，大而言之有东方文化、西方文化之分，中而言之有黄河文化、长江文化、草原文化之别，小而言之是又有许许多多的地域文化。而西口文化却没有严格的地域界定，某种程度上它的确有点像“空中楼阁”，缺少明确的地域指向。也许正是这一特殊性，使得有些同志不承认有西口文化这样一种文化形态存在。事实上，在我们的生活中，没有地域指向的也很多，如佛教文化、企业文化、饮食文化等等。所以，一种文化形态是否存在，关键不在于它有没有地域指向，而在于有没有自己独特的内容和鲜明的特点。我感到，西口文化的内容是相当丰富的，特点也是非常鲜明的。我作了一个初步的归纳，感到西口文化主要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是流动性。前面已经说过，西口文化是走西口的产物，是“走”出来的文化，西口文化是各个侧面，无不与这个“走”字有关。比如，“好出门不如歹在家”本是晋北人以至山西人奉行的一个信条，但走西口却与此背道而驰。忻州人有言：“有奈无奈，赤脚走到口外。”表达的便是另一种思维和观念。两则俗语，反映了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态度和文化信息。还有，提到走西口人们常常会谈及土匪，河曲山曲中便有不少涉及土匪的词句。虽然，土匪古已有之，各地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但西口路上尤烈，以致直接影响到二人台班社的生存和发展，从而形成西口路上独特的“土匪文化”。所有这些，都处于一种“流动”状态。因为流动，包括文字记载在内的物态文化就相对较少，给我们今天的研究带来一定的难度。

　　二是杂交性。正如我在前面说过的那样，一方面，走西口的人们一定要将原居住地的“文化”带到移入地，给移入地以影响；另一方面他们又必然受到新的生活环境和生存环境的濡染，自觉不自觉地接受移入地的“文化熏陶。这样，原居住地和移入地的“文化便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碰撞、吸纳和交融。而且，就走西口者而言，也不是来自一个地方，文化背景也不尽相同。比如，晋北与陕北一河之隔。文化上有许多近似之处，但又有明显差异，相互之间同样会发生碰吸纳和交融。我们都颇为熟悉的河曲山曲和陕北信天游就表现出两种不同的风格，而此二者与移入地内蒙古的爬山歌又有着不同的韵味。于是乎，当源自河曲山曲的二人台出现在西口路上时，便必然要从陕北信天游和内蒙古爬山歌中汲取营养。结果，我们现在看到的二人台实际上是诸种艺术基因杂交的产物，它也比较典型地反映了西口文化的杂交性。

　　三是变异性。由于以上两个特点，所以无论是原居住地文化，还是移入地文化，成为西口文化的文化因素（或曰组成部分）后都不可能保持原有形态，都要发生不同程度的扬弃和变异。而且，同样是由于以上两个特点，这种变异往往不是一次变异之后就定型，而是随着“流动”的不断进行不断地“杂交”，不断地变异，不断地吐故纳新，不断地发展变化。这一点，它与其它地域文化存在明显的不同。大凡地域文化，一旦形成之后一般都较为稳定，其文化传承会几十年、数百年、甚至上千年保持不变。西口文化则不具备这样的稳定性，即便有也是相对的——只是相对的稳定。但也正是这种变异性，使得西口文化少了些历史创新的机缘，总是呈现出一种生机勃勃的景象。

　　如果我所归纳的这几个特点还有几分道理，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那么就可以给西口文化以这样粗略的界定：西口文化是走西口移民大潮的产物，是黄河文化与草原文化碰撞、交流、融合的结晶，是千百万走西口人所积累、创新的具有鲜明特色的文化。其基本精神包括开拓进取、吃苦耐劳的移民风尚，重义轻利、诚实守信的儒家传统，不同种族、不同人群的平等友爱与和谐相片，等等。

　　这便是我对西口文化的一点初步的、粗浅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