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西口文化研究

　　（一）

　　关于走西口的“西口”

　　流行于晋、蒙、陕、冀交界处的二人台剧种中，有一出最富有代表性的剧目就是“走西口”。该剧的剧情叙述了新婚不久的太春玉莲夫妻，迫于生计，丈夫不得不出口外谋生而忍痛别离的故事。剧中那依依恋眷的表演和撕心裂肺的唱腔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除戏剧“走西口”外，日常生活中人们对走西口也有相传。那么走西口的“西口”到底是指何处?长期以来众说纷纭各执一词。归结起来大致有以下三种说法：

　　一、泛指说。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既然“西口”是戏剧所叙，就不一定在“实”字上加以考证，清代山西遭年馑绝非一次两次，大批饥民外出谋生也就不会只走一条路。那么，走西口的“西口”就可以理解为山西西部沿黄河北上直至大同北郊晋蒙接壤的各条道路。

　　二、概指说。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西口”是指秦晋两地到内蒙甚至宁夏一带的各个通道关口。他们的依据是，既然剧中有“坐船,（你要）坐船舱，你（千万）莫要坐船头，要小心（哪个）河上风摆浪，把哥哥你摆在河里头”的唱词，那么走西口的途中必定有坐船渡河的地方。而黄土高原唯一可撑船摆渡的河就是黄河。照此分析，走西口的通道口就是在河曲、保德范围之内的大路小道为妥。

　　三、特指说。这里对“西口”的特指，就是指山西北部的杀虎口。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走西口的现象由来已久。从明末开始直至清代以及民国年间从未间断。彼时的杀虎口正是闻名遐迩的交通要道，南来北往的行人熙熙攘攘，有香车宝马的达官贵人，但更多的是破帽缕衣外出谋生的贫民百姓和创业的铮铮汉子。当时号称塞北两大口的就是张家口（东口）和杀虎口（西口）。“东口”、“西口”最原始的叫法出自民间，较早的官方文字表述则是出自《清史稿》一书。这样，官方、民间都认可了“西口”就是杀虎口。另外，当年杀虎口校场沟西侧大路旁开设旅店者甚多。如有“崞县店”、“忻州店”、“代州店”、“晋泰店”、“岭前店”、“府南店”等等不一而足。这些客店在解放初期尚有残破的房舍院落存在。以客店的名字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些地方出口外的行人众多，他们都愿意投宿于同乡店中歇脚，这也是符合人之常情的事。若再以“走西口”这出戏剧溯源则可知，二人台这个剧种最初是由民间山曲小调发展到“打土滩”，而后，才逐渐演化为一个剧种的。笔者儿时曾听归绥（今呼和浩特）市的二人台老艺人刘银威说过，他小时候其师傅口传过山曲形式的“老走西口”。其中就有“走到杀虎口，碰到（一个）旧朋友，他把我留在家里头，喝了顿糠糊糊”“走到石匣子沟，两腿肿了个粗，受苦人不怕（它）腿肿粗，就怕强人（来）把命收”等唱词。综上所述，在认定“西口”的几种说法中，“泛指说”、“概指说”都显得较为空洞不具体，其中又有某些猜测的随意性存在。综合民间、官方、文艺戏曲、现实遗迹等情况来作全面的分析就可确定，走西口的“西口”就是杀虎口无疑。

　　“西口”关联旅蒙晋商

　　晋商的形成起始于明代，鼎盛于清朝，消沉于民国，这是历史的真实。不管是山西南部的所谓“岭前班子”，还是北部的“岭后班子”，多是先瞄准了“口外”为发迹之地，然后才凭辛劳、凭才智逐步发展壮大，形成由松散到集约的贸易网络。出口外的人，一开始并非完全是商人。扛长工、打短工的农人，甚至流落街头的无产者比比皆是。他们只是为了谋生糊口，才不得以出口外。口外经济落后，当时还根本谈不上工商业的兴盛。但是越是经济落后的地方，商贸发展的潜力就越大。西口以北的地带占尽了这方面的天时与地利优势。一些有经济头脑的人士正是看准了这一点才选择了一个“走”字。比如创业于黄河滩上的乔桂丛(祁县人)仅凭几亩黄芥起家就造就了“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佳话；再比如提篮小卖的王相卿（太谷人）、张杰（祁县人），史大学（祁县人）等，从杀虎口以随军贸易为开始，成立了“吉盛堂”从而奠定了横跨亚欧大陆著名商号“大盛魁”的基石；还有离家出走的李金（杀虎口人），以寻觅到一条不为人知的商道而立功后成就了一生的事业；更有“大盛魁”初盛期的经理秦钺（杀虎口人）以其机敏和睿智争取到凭“龙票”贸易的资格，使该商号的发展如日中天……。这些晋商中的成功者，初时仅因杀虎口有马市、有衙门、有驻军，加之地处交通要道、商贸发达、市场活跃而本着“纱帽下面养穷人”的古训，在强于他处的此地生活。但是，随着眼界的开阔和形势的变迁，他们并没有以此为满足。“以钱赚钱”比“以力赚钱”活泛的体会越来越深刻，于是，便抛弃了对一时一地的依附感，“站”在杀虎口，对漠北地区进行了一番“观察”后，才抱着成功的信念毅然走出了西口大道进行创业乃至成功。繁浩的史料、当地的古迹、晋商后裔的追述，都翔实无误地证实了这一点。如此看来，说“西口”杀虎口是旅蒙晋商的孕育地之一实不为过。

　　旅蒙晋商的发展要素

　　晋商的发展看似偶然，其实都有其必然的要素存在。抛开宏观的“地利天时”不讲，单就其自身的努力而言，给后人留下的启迪也是多而又多的。古人今人往往以羡慕的眼光感叹的语言赞颂晋商的富有，赞叹之词也每每凝聚在成功者的头上，对他们创业的艰辛，除文艺作品渲染外，很少有人去研究探求。至于拥出西口走向边陲乃至欧洲的“淘金者”有多少人客死异乡，又有多少人被戈壁流沙隐姓埋名，这恐怕是既无人统计也无法统计了。可能只有那些倚门北望、孑伴孤灯、念夫盼子、苦苦煎熬的贤妻良母们略有所知罢。当年一个个旅蒙晋商初时都是以“拉骆驼”、“顶房子”、“生跑和熟运”走草地过戈壁，出入旗县苏木，历尽千辛万苦，才有了起步，有了发展，有了规模和成就。“走前营（乌里雅苏台）”、“走后营（科布多）”、“走大库伦（乌兰巴托）”、“走恰路（恰克图）”的晋商莫不如此。就连蜚声华夏的商界巨号“元盛德”、“天义德”、“大盛魁”的创业也未脱得过这条必由之路。他们从岭后雁朔及岭前府南诸地，硬是用双腿走出了“中路”、“西路”两条旅蒙大道。个中劳苦，只有亲历者可知。一般商号为追求发财的希冀都在柜内供奉“财神爷”，旅蒙巨号“大盛魁”则不然。该号后院的“财神”中供的是一条扁担和两个箩筐，且每有新伙入柜时必然要对扁担箩筐进行膜拜。尽管该号拥资巨万(传说该号的元宝一个挨一个可以从大库伦铺到北京城)，但每到大年初一，通号上下要喝一顿稀粥，以念当初创业举步之维艰。从这两件小事可以看出旅蒙晋商先辈们的用心良苦。他们让后继者牢记创业的不易和以“辛”为是的重要。所以，旅蒙晋商的发展与起步，首当其冲体现了一个“辛”字。

　　晋商得以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能正确地把握处理好“利”与“义”的关系。他们不论在肩挑驮背流动贸易时，还是在形成国内外贸易网络后，都能以“义”致“利”。即恪守高尚的商贸信誉，把“诚信”二字作为行为准则，做到了货真价实童叟无欺，从不以蒙牧民的憨直厚道而存有欺诈之心。不管春秋四季，凡有预约的业务，任其路途遥远风阻雨挡，准时践约的规则已成为约定俗成的放心。另如：卖一副“喀蹬”时即先言明：穿梭于大库伦到恰克图包跑一次来回而不会烂，如烂，则另外赔送一双，以此保证货物的质量。还有把一位住宿未归客商的一驮银子不昧而作为借贷资本计入“万金帐”，直至该号倒闭时本利分文未动以及每遇国难即有捐金义举的等等史实，都是赢得漠北蒙疆乃至欧洲的辽阔市场的重要原因。“大盛魁”第三任经理秦钺说的好“无利不成市，无义不成人。大盛魁的发达兴盛，全赖之利义双顾……”。这同一些不讲诚信唯利是图的不屑商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所以，“义”字对旅蒙晋商的发展壮大，始终在起着指导性的积极作用。

　　（二）

　　"走西口"之所以说是文化，既有它的产生，形成，发展。虽然不及内地文化那么辉煌悠久，但是，它却是明清时期由山西、内蒙古（原绥远）、河北（张家口原察哈尔）、陕西形成而发展的一种极有地域特点的地方文化吧。“西口文化”是内地文化与草原文化，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交流融合的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其内涵丰富、博大精深。“西口文化”研究的实质是要探究在“走西口”过程中长城内外文化、经济交流的历史渊源及其主要内容和形式，从而构建今天的“西口文化圈”或“西口文化链”，为促进西口内外地方文化、经济的交流和发展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服务。因此，“西口”的诠释无疑对于确定“西口文化”的研究范围和内容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西口”的诠释应该是历史的、全面的、理性的和开放的，应该特别注重加强由于“走西口”这种历史现象而引发的有关“西口”及“西口”周边地区的发展变化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在准确诠释“西口”的基础上，深刻揭示“西口文化”的真正历史内涵。

　　“西口文化”则北方独特的历史现象，西口文化是上千年前中原文明和草原文明、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交融交汇交流所产生的文化形态，包含了军事文化、政治文化（朝贡与政府管理）、经济文化（财政制度的独特性）、商业文化（晋商旅蒙、俄）、民族融合、文学艺术、宗教等诸多方面。而其定义则是以山西右玉杀虎口为基点，军事文化为基础，明清时期与南方主流文化相对应的、西北地区特有的一种俗文化现象。走西口是特定条件下的一种移民现象，西口文化应该看成一种移民文化。也就是说，西口文化根植于中国传统主流文化，在军事文化的基础上，通过商业交流、移民、民族融合等方式，不断与其他文化现象融合，演化出来的一种新的历史文化现象，没有西口外，就没有西口文化。因为它本身就是蒙汉民族共同形成的一种地域文化。

　　西口文化对内蒙古归化、绥远、包头地区的影响非常深远。到清代后期，归绥地区除了蒙古族和少量的满族人外，大多数都是走西口过去的汉人，其中又多数是山西人。从行业划分，他们中有农民、商人以及工匠等。共同的利益和习惯，使这些走出口外的人在归绥地区组织了很多同乡会社、行业会社等。随着时间的推移，山西人的生活习俗、文化信仰等在这些地区的影响逐步深远。呼和浩特75%的人是当初走西口者的后裔，现在这里的语言与山西方言还是很接近的，比如，把“爸爸”叫做“大”，把舅母叫做“妗子”，说明天是“明个儿”，“绿”是“路”，“奇怪”是“日怪”等等。山西移民的大量涌入，为方言的最终形成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走西口不仅使以上地区与山西具有一种长久的渊源关系，同时也使这些方言深深刻上山西方言的烙印。了解方言的特点，便能够很清楚地了解到山西移民对方言形成的重大影响以及发展演变的轨迹。明末请初，山西民众开始走西口，在随后的30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没有间断过。山西移民来到塞外，在举目无亲的情况下，为了互相帮助和易于交流，通常以同乡的形式聚居，这样就逐渐形成了村落。由于一个村与一个村的居民构成不同，其方言也有差异。

　　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语言的融合，最初形成各自村落时那种比较大的语言差异已经不是非常明显了，但是由于具有语言的相对稳定性，所以还存在不同之处。如呼和浩特土左旗、包头土右旗一带的居民，往往把ang发音为e，如“厂”发音为“扯”，“上”发音为“社”，“壮”发音为“坐”， “创”发音为“错”等。又如土右旗苏卜盖乡东老杖营村村民，其祖上大多来自山西忻州地区，所操语言有明显的忻州方言特点，把ang发音为ie，如“想”发音为“写”，“讲”发音为“解”，“抢”发音为“且”，“生火”为“凳火”，“鞋”发音为“嗨”。如“聊天”为“倒喇”、“嗝塌” 、“打塌嘴”，“突然”为“忽喇巴”，“贼”为“呼拉盖”“贼忽喇”。典型的在一些地区没有G、K、H、Zh、Ch、Sh与uang的组合这个音节，“黄”不念huang,而是念“杭hang”，“光”不念guang,而是念“刚gang”，“筐”不念kuang,而是念“亢kang”，“装”不念zhuang，念“脏zang”，“窗”不念chuang,念“仓cang”，“双”不念shuang，念“桑sang”。最常见的“圐圙(kulue)”现在部分汉语写为：库仑，原意为：放牧的草原，在呼和浩特附近有：大厂圐圙、小厂圐圙的地名，但是在以前称漠北（蒙古国）为“大圐圙” 。方言还吸收了大量蒙古语、满语词汇。蒙古语被吸收进汉语，大约从宋代就已经开始，尤其是元朝蒙古族入驻中原后，蒙古语进入汉语的现象尤为普遍。其后，自从呼和浩特的新城（绥远）建城以来，满族人的语言也极大地丰富了周围的汉语言词汇，自然也继承了其中所吸收的蒙古语，形成了很有地方特色的方言，大量蒙古、满语语词汇的吸收，不仅丰富了这些地区方言，同时也使其具有了不同于山西方言的地方特色。

　　“走西口”不仅改变了成千上万山西人的命运，而且对于改善塞外人口结构，促进塞内外文化经济的交流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历史和现实的双重角度来看，开展“走西口”的研究，不论是对丰富西口内外地方文化资源的内涵，还是对推动地区间文化的交流，促进地方经济的振兴与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