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西口”

　　文章来源：忻州文化产业网

　　编者按：关于“西口”的界定，各地有各地的说法，此文便又自成一家之言。提出有别于他人的观点，无疑是一件好事。“西口”越多，“走西口”的脉络便越清晰，对走西口的研究也就越深入，岂不是可喜可贺？

　　西口！看见这两个字，就仿佛看见西风猎猎，尘沙阵阵，白骨累累，荒草在风中低呤……又是一阵劲风，从断壁残垣的土长城口刮过去，抬眼望，高天的太阳也为黄风而晕了。

　　这是一种历史感，一种沧桑感。

　　公元1368年，农民起义军领袖朱元璋攻克大都（今北京），元顺帝和蒙古贵族们退出了中原，元朝宣告灭亡。朱元璋随即建立明朝，改元洪武，是为明太祖。元顺帝虽然被逐出中原，但仍然保持着自己的政权，史称北元。北元政权占据、活动在蒙古高原的大漠南北，长期与朱明王朝对峙、抗衡。为了阻遏、防御蒙古势力的南扩和扰掠，明朝从洪武到万历年先后十八次修筑长城，最后完成了东起辽东、西至嘉峪关、总长13400多里的万里长城。

　　人们通常所说的万里长城，就是指明长城。长城万里，延绵起伏横亘在蒙古大漠与中原之间。可明王朝担心，长城看起来雄伟如铁壁铜墙，但是如果没有人看守还是不能安全，于是又沿长城一线由东而西依次设置辽东、宣府、大同、山西、延绥、宁夏、甘肃、蓟州、固原等九个边镇。每个边镇都派有军队驻守，共驻有军队80万。因明朝称长城为“边”或“边墙”，后来便习称九个边防军镇为“九边”。

　　除了“九边”，长城沿线还修筑了许多关隘城堡。如：喜峰口、古北口、独石口、张家口、杀虎口……镇边堡、拒墙堡、得胜堡、水泉营堡、老牛湾堡……其中的杀虎口，地当大同边镇西。《朔平府志》载：“长城以外，……杀虎口乃直北之要冲也，其地在云中之西，扼三关而控五原，自古称为险塞。”蒙古骑兵南袭扰掠，明王朝抵御征伐，多从此口进出。明嘉靖时曾在此建城筑堡，派重兵把守。到了明末清初，杀虎口又成为中原与塞外的商业交易枢纽。其时商贾云集，店铺林立，成为繁华的边塞重镇。而当走西口移民大潮涌动起来以后，杀虎口就又多了个头衔──西口。

　　严格说，“西口”不是一个地名，而是走口外的部分山西人（我要说的是“部分”，而非全部）对杀虎口的习称。走口外的山西人，有的从杀虎口走出去，有的是从张家口走出去。杀虎口、张家口都是明长城的关口、关隘，人们便按方位称杀虎口、张家口为西口、东口，正如民间常把某某城门俗称为东门、西门，某某山峦俗称为南山、北山一样。

　　在山西人的口语表述中，常有“口里”、“口外”出现：“口里人”，“口外人”，“从口里去口外”等等（也有的将出口外称作“走北路”）。在清朝的奏折、律令、口谕中亦有“口里”、“口外”的表述。清顺治十二年（公元1655）曾颁令内地农民“不得往口外开垦牧地”。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的一份口谕中讲到：“大都京城之米，自口外来者甚多。”“自我朝定鼎中外，一统口外，归化城即为贸易之所，商民往来，交易日盛。”

　　当然，在清朝的公文表述中，口外不单指杀虎口、张家口外，凡长城沿线喜峰口、古北口、独石口等口外，皆表述为“口外”。今日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市、通辽市、赤峰市、兴安盟等地的汉族农民，其先祖便大多是有清一代从喜峰口、古北口、独石口、山海关走出去的山东、河北、河南等地的农民。这些汉族农民也属走口外的农民。只因他们的落脚处地近东北三省，有的则是从山海关涉海到的关东，海上风险大，关外地处荒蛮，还有清廷的出口禁令，这是要冒险的，所以称“闯关东”。

　　既然走口外之“口”有那么多，为什么后来只有“走西口”名扬天下？我想，这要归功于那首山西民歌《走西口》，这正显示了文化的软实力。历史的走西口，今天已经沉淀为走西口文化。关于走西口文化，后文再说。下面还是书归正传，继续有关西口的话题。

　　前面说西口是部分山西人对杀虎口的习称，但随着星转斗移，时过境迁，西口不再仅仅是指长城上的那个口子，而又衍变成了西口地，是一个地方了。这个地方就是明万历三年（公元1575）建成的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如果泛指，内蒙古中西部地区都可以说是西口地，但具体而言主要是指归化城。也就是说，从清初直至上世纪五十年代，一代一代山西人出口外，走西口，不仅仅是从长城的那个口子走出去，更重要的是要去口外求食谋生、发展创业。于是，西口的概念便从长城的一个关隘、口子，北移到了归化城──归化城就变成了西口。

　　那么西口的概念为何北移，又是从何时开始北移的呢？�

　　回想明代，长城成为明朝与蒙古的“国界”，中原汉人越长城入蒙地，明朝便视为叛人，是要杀头的。“太春”的先祖们只能站在口里向口外张望几眼。那边是胡地，有数不过来的羊、马、骆驼，天天能吃上肉，冬天穿着皮袄皮裤，不怕冷冻……

　　是啊，清人高士其有诗曰：“六月驼毛飘满地，浑疑春尽落杨花”。那蒙地成千上万的羊马牛驼，其皮毛用之不竭，又不准与汉民交换贸易。不能尽用的皮毛毁弃于地，大风刮来，羊马牛驼毛飘落如杨花。同时，皮毛肉食充盈的蒙古土默特部，却极度短缺布帛、粮食、茶叶、铁锅、手工具……其首领阿拉坦汗屡屡向明王朝求贡互市，却屡遭明王朝严拒。

　　阿拉坦汗求贡不得，便率众杀进中原，掳掠一些粮食布帛，有时还有人口，以解土默特部众衣食渴求。那时，阿拉坦汗部众就常从杀虎口进进出出。

　　到了明隆庆四年（公元1570），明廷终于答应执著强悍的阿拉坦汗“通贡互市”的请求。从此明蒙化干戈为玉帛，于第二年在长城关隘得胜堡、新平堡、张家口堡、水泉营、延宁等处开市贸易。杀虎口就是从那时开始繁盛起来的。但当时明蒙交易市集只限定在几处边关隘口，不可深入蒙古腹地，“太春”的先祖们便依然只能朝口外的蒙古地张望几眼。明亡清立后，自此长城内外成一统。但在清初，对于中原汉人出口到蒙古地，清政府仍是采取了“封禁”政策。顺治十二年（公元1655）颁令内地农民“不得往口外开垦牧地。”康熙年间则规定，“凡内地民人出口，于蒙古地区耕种，不得娶蒙古妇女为妻，私相嫁娶，查处将所嫁之妇离异，给还母家，私娶之民照地方例治罪。”不难看出，从顺治到康熙，清廷的禁令已有所松动。可以到口外耕种，但不让你娶蒙古妇女做老婆；倘若偷偷娶了，一经查出，令你离婚，将妻再还给娘家。

　　清廷为什么要出这些禁令呢？显然是害怕蒙汉接近，害怕内地农民在蒙古定居下来，危及他们的统治。而康熙自己，为了笼络漠北蒙古的封建王公，却把他的第六女和硕恪靖公主嫁与土谢图汉察珲多尔济的孙子敦多布多尔济郡王。

　　但客观形势的发展常常不以统治者的意志为转移。有清一代，内地遇有荒旱，灾民纷纷流徙蒙地，垦荒渡灾，而蒙地亦遭荒年，蒙人乏食，有赖内地农民耕种收获。于是，清廷不得不“酌开边门”，“招民垦荒”，以“借地养民，一地养两民”。

　　还有，清朝对西北用兵，在边防筑城驻军，设置驿站台站、牧场寺庙等等，为解决军粮兵饷，亦需招募汉民耕地种粮。

　　从这里可以看出，走西口的晋陕汉民并非都是逃荒求生的灾民，其中很多人是应当朝官家招募而往的。就这样，“太春”的先祖们一批又一批走出口外，有的还在口外定居下来，世代繁衍，成了客籍的内蒙古人。

　　这一来，杀虎口便因其道、关、府的重要地理位置，愈益繁盛。道是中原和漠南的通衢要道；关是历代王朝在此囤兵遣将、防守争夺的关口，明末后又成为贸易的税关口岸；府是清雍正三年（公元1725）始置朔平府治所右玉，杀虎口设有都司、道台、守备、监督、巡检、税部、协镇、副将八大衙署。于是，晋北、晋中之民纷纷奔涌这里，开店设铺，起屋建房。一时间，日杂百货、酒楼饭馆、客店货栈、手工作坊、钱行当铺……云集林立于杀虎口新堡、旧堡。商业的繁盛，又引来文化的繁荣，广建庙宇，酬神唱戏，热闹非凡。

　　据载，从清顺治年间开始在杀虎口设监督衙署，专门征收西北边口进出口税，有“日进斗金斗银”之说。清朝中期，杀虎口住户达五千，口五万人。

　　其时，还有很多山西人到了张家口经商作贾，张家口亦是兴隆的商埠。张家口地当大同府东，杀虎口地当大同府西，山西人到这两个地方做生意，为了称谓的顺口、便当、分明，可能从那时起，就称张家口为东口、杀虎口为西口了。

　　但归化城的日益繁盛，却使这一称谓的内涵发生了改变。

　　归化城是因何繁盛起来的呢？是缘于清朝征讨噶尔丹、旅蒙商贸易、晋陕移民垦殖、藏传佛教传入、汉族工匠兴建绥远城等因素。日积月累，这个边塞之城人气渐旺，其商业、人口、城镇的繁盛，都超过了杀虎口。仅从征税额看，从明代到清乾隆年间，杀虎口的征税额一直高于归化城，但到了清道光后，归化城的征税额就远远超过了杀虎口了。“西口外遍地金，就拿小簸箕撮。”人们走西口当然要去最富的地方。结果，归化城便取代杀虎口，成了人们向往、淘金的西口地，“西口”之名也就不知不觉间戴到了归化城头上。

　　把归化城书写为“西口”地名的，有个叫波兹德涅耶夫的俄国蒙古学学者亲眼看到了。她于1893年到归化城考察，在其著作《蒙古及蒙古人》第三章中写到：“我在呼和浩特曾多次见到官家的运输车辆上所标的地名都是‘西口’，这一名称同样也出现在当地驻军的号衣上。显然归化城现在正在改变它以前的名称。”这段文字中的“我在呼和浩特……”应为“我在归化城……”是译者按现在的称谓将归化城译成了呼和浩特，因为此书的第三章题目就是“归化城”。那时是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呼和浩特叫归化城厅，隶山西归绥兵备道。这样看来，西口还是一个俗称，一个俗名，并非一个行政建置的地名。不过，西口的知名度却超过了归化城。那名声是走西口的晋陕人传说出去的。说西口是哪儿，人人皆知，说归化城恐怕还有人不知呢！

　　写这个东西时，笔者又从包头大漠文化艺术中心主办的《西口文化》上看到：“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曾写有《自大同至西口》”。“清代商家的账簿中写有‘西口归化城’，商号印章刻有‘西口’”。清乾隆《临晋县志》续上《孝义传》亦载：“王永奇有义行，年甫八岁，其父贸易西口外，十余年无音耗，亦不知所在……(及长)单身赴西口外，未十日，父子相遇于途”。以上文字，“西口”都是指归化城。就这样，渐渐地西口不再是杀虎口，而是归化城了。

　　其实，考辨西口到底指哪儿，并无多大意义。值得书写和研究的是，因三百年来的走西口，使西口这个地方（应泛指今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由牧而耕而商而城的地方演变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