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西口“的 历史及成因

　　文章来源：忻州文化产业网

　　（1）走西口的历史。清初，统治者实行了一条割断蒙汉民之间交往的政策，沿鄂尔多斯部落南边的长城北侧划了一条南北宽五十华里、东西延伸两千余华里的禁地，人们通称为“黑界地”,以此为界,禁止蒙汉人通过。《钦定理藩部则例》规定：凡蒙古官民招汉民去种地的，要受扣发俸禄、罚没牲畜、打皮鞭、戴木枷等处罚，汉民则发配充军，所以在清朝初年并无走西口一说。

　　据归化城（呼和浩特）先农坛石碑记载，汉民到口外种地，始于康熙三十一年(公元1692)。清同治版《河曲县志》载：“自康熙三十六年，圣祖仁皇帝特允鄂尔多斯之请，以故河保营得与蒙古交易。又准汉民垦蒙古地，岁与租籽。”可知走西口始于清朝开禁这一时期。雍正、乾隆年间，多有允许汉民到内蒙垦荒的记载。如《准蒙档》（内蒙古准格尔旗蒙文档案）载：“乾隆五十六年八月二十五日，河曲知县衙门来文，催准旗速报境内务农的汉民，以备汇总呈报太原府兵备道吏、神木部郎、保德州官。”《大清会典事例》记，嘉庆二十年，仁宗皇帝言：“近年蒙古渐染汉民恶习，竟有建造房屋、演戏听曲之事，此已失其旧俗。兹又留邪俗，尤属非事。”可知此时走西口已进入盛期，不少汉民携带家眷，进入蒙区，由“雁行”发展至定居。

　　1900年庚子赔款后，清政府财政枯竭，便采取由官府放垦蒙荒增加税收的办法，弥补财政不足，任命兵部左侍郎贻谷为钦命蒙旗垦务大臣，这就是历史上的“贻谷放垦”，从而掀起了走西口的第二个高潮，并一直延续到建国初期。

　　（2）走西口的特定地域环境与其习俗形成的依存关系。走西口这一特殊的社会现象，主要产生于以下县份：晋西北的河曲、保德、偏关三县，雁北的朔县、平鲁、左云、右玉、山阴五县；陕北的府谷、神木、榆林、横山、靖边、定边六县。别的县也有，但为数极少，形不成规模。为什么走西口集中于这些县份？这是由其特殊的地域环境所决定的。

　　① 恶劣的生存环境迫使农民不得不靠“迁徙”维持生存。上述地区是典型的黄土高原地貌，沟壑纵横，植被鲜少，土壤贫瘠，降雨不足。90％以上土地为丘陵和山地，水土流失相当严重。以河曲为例，197万亩总面积即有162万亩水土流失严重,土壤侵蚀模数为16500吨／km²,洪水含沙量达48％。由此造成土质低劣，有机质含量仅为0.35%至0.47％，含氮量为0.22％至0.45％，含磷量在0.05％以下，平均亩产在合作化初期仅为30至50公斤。农民辛勤一年，粮食仍不能自给。同时，由于地处内陆黄土高原腹地和东亚季风北部边缘，北邻内蒙古沙漠，东南暖湿气流又为太行山所阻挡，因而形成风沙大、干旱严重的大陆性气候，自然灾害频仍。有民歌曰：“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遇上一年收，又把蛋蛋(冰雹)丢”。据记载：保德县从1464年到1972年的508年中，有303年旱情严重，平均1.6年一遇。河曲县从1958年至1983年的25年中，只有3年未发生雹灾。这是晋西北、陕北恶劣自然条件的典型代表。对没有抵御自然灾害能力的小农经济来说，这种接连不断的灾害，无异于一种灭顶之灾。为了摆脱饥荒，只有另觅生路，走西口就成了他们最佳的选择。

　　② 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加剧了农民的贫困化。除了自然环境恶劣之外，农民贫困化还有一个重要的社会原因──土地兼并。这一旧中国共有的社会现象，在北方这一块最贫瘠的地区更为严重。以河曲县1942年的调查为例，全县农户共11254户，地主674户，占5.98％，而占有51％的土地。该县前大窊村共有耕地1282垧，其中4户地主、7户富农即占有995垧，占88％；70户贫雇农仅占有41垧。无地少地，自然少衣无食，不得不受地租、雇工、高利贷等剥削，加速了贫困化乃至破产的过程，也就成为导致走西口的主要原因之一。

　　③ 内蒙古的地域环境为走西口者提供了良好的谋生条件。与山西及陕西一水相隔的内蒙古西部地区，地广人稀，土地肥沃，资源丰富，交通闭塞，既是官府统治鞭长莫及的地区，又有正处在开发时期急需劳动力的广阔劳务市场。这种宽松的社会环境与广袤的土地资源，吸引着大批的“打工者”。再加上蒙古族人民善良、敦厚、好客的本性，他们又不事农，将广阔的土地让与汉民耕种，于是使走西口者有了用武之地。这里付出同等劳动比口里收益高出数倍，故而成了众人心目中养家糊口的理想去处。清道光十年本《河曲县志•风俗》载：“河邑山多地少……或赴蒙古租种草地，春去冬回，足称勤劳。”同治十一年本《河曲县志•风俗》云：“河邑人耕商塞外草地，春夏出口，岁暮而归。但能经营力作，皆足养家糊口。本境地瘠民贫，仰食于口外者无虑数千人。其食糜米、麦面、牛乳、牛肉，其衣皮革、毡褐，其村落曰‘营盘’，蒙古语曰‘达子话’，凡出口外耕商者，莫不通蒙古人语。”另据《河曲县志》载，民国八年(公元1919年)河曲县总人口为120231人，如果年增长率以2％计，到1940年河曲解放时应为182230人。可当时实际只有81348人，加上河西尚未解放地区约1.3万人，也不过9.4万人。这就是说，河曲县到1940年人口总数比正常情况下少了8.8万人。这8.8万人哪里去了？除了走西口之外再找不到更好的解释到内蒙定居的河曲人主要聚居在包头、临河、固阳、五原、土左旗、土右旗和乌拉特前、中、后旗等地。在有的地方，如乌拉特中、后旗的双美圣乡、石哈河乡、郜北乡、止鸟老鸟图乡，大多数居民是河曲人；固阳县的红泥井乡有72个自然村，村村都有河曲人，最多的村子河曲人占到了总人口的80％。

　　贫困化的农民大批向内蒙进军,由自耕农转变为“打工仔”，靠出卖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为生，因而使劳动力成为买方市场，走西口者不得不接受雇主苛刻的待遇与剥削。如以大秤收购，缺斤短两而不敢言声；从事最繁重的体力劳动而得到很少的报酬；结算不付现金而付代金券“帖子”，只能在雇主开的商店购物；生产工具、生活用品必须向厂方赊借，最后结算时再受一层剥削。这一来，口里没法活，口外受剥削，使走西口者始终摆不脱贫困的困扰，吃、住、行都始终维持着最低级、最原始的状态：住地窨、睡草滩、盖破衣、吃生饭……所以走西口者皆为40岁以下的青壮年，其中30岁以上者不达五分之一，否则难以承受繁重的体力劳动和艰苦的生活。同时，他们也把家乡的许多风俗习惯带到了内蒙。即使是今天，河曲、保德人到内蒙，无论语言还是生活习惯，都无陌生感，就象回到了家乡。当然，其它地区走西口的人也不例外。故走西口的习俗，便是在走西口的长期社会实践中产生并形成的一种特殊的风俗习惯。

　　（3）蒙汉文化的融合也是走西口习俗文化形成的重要原因。“三北”(晋西北、雁北、陕北)地区，历来处于与蒙古族相邻的边界地区。通过年复一年的走西口，沟通了“黄土文化”与“奶茶文化”的通道。其融合的结果，便是西口文化的产生。

　　内蒙古流传的剧种首推二人台，而二人台便是西口文化最集中的代表。二人台以其产生及流传地区背景的不同，分为东、南、西、北四大流派：东派流传于张家口一带，南派流传于晋西北河曲一带，西派流传于陕北一带，北派则流传于内蒙一带。它究竟发源于何地？河曲、内蒙各执一词，互不相让，是打了好多年的“糊涂官司”。这正好说明蒙汉文化水乳交融的亲缘关系。这种融合源于以下两个方面：

　　① 河曲以及“三北”艺人与蒙古族艺人的合作。20世纪30年代，河曲有一批小手工艺匠，走西口到了内蒙，其中有樊六（箩笼匠）、王半师（毡匠）、何三旦（皮匠）、李铁锁（小炉匠）等人，他们为克服语言障碍，用唱山曲儿及“打座腔”（二人台的初级形式）招徕生意，愈唱愈盛，结果又有一些河曲人如“老白灵旦”（樊贵淖儿）、“芝麻旦”（菅二毛）等也立班演出。当时的二人台演出班在内蒙竟达20多个，超过了在河曲本土的规模。这些人，后来竞相成为誉满内蒙的名演员，其中樊六还成为中国剧协理事，内蒙二人台的“头牌”演员。值得注意的是，二人台在内蒙的广泛传播，引起了蒙古族同胞的广泛兴趣，他们的艺人也纷纷加入到二人台演唱行列中来，如绰号“大脚二女子”、“荣双羊”、“老山羊”等艺人便是蒙族人，他们的加入给二人台又注入一种豪放、高吭的草原格调。同时，蒙古族的鄂尔多斯民歌在学习二人台之后也形成了独具一格的“蒙汉调”。这两种艺术形式，相辅相成，风格接近，它们是蒙汉文化融合的结晶。

　　②走西口的实践是二人台赖以发展的土壤。没有一种艺术的形成比二人台和走西口的关系更为密切。走西口为二人台提供素材，二人台反过来反映走西口的现实。其代表剧目便是《走西口》，它的唱词中有：“头天住古城，二天住纳林，第三天翻坝梁，两眼泪汪汪。”把河曲人走西口的路线、店口说得非常准确。还有《打后套》、《水刮西包头》等剧目也俱是反映内蒙地区的史实。在二人台曲牌中直接引入蒙古族名称的也屡见不鲜，如《马音杭盖》、《喇嘛苏》、《海那花》、《四公主》、《大青马》、《森吉玛德》、《敏金杭盖》等。

　　在长达3个世纪的历史中，走西口的人们和当地人民往来不断，和睦相处，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对增强蒙汉民族的相互了解和团结，对形成我们统一、伟大的中华民族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所以走西口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上，将始终是不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