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事略考 · “西口”之一 西口古渡

　　说到走西口，人们往往会问：“西口在哪儿？”或：“西口究竟指什么地方？”依照《辞海》的解释，西口是指“山西省长城诸口，以别于北口”，北口则是指“河北省长城诸口，以别于西口”。所以严格意义上的西口并非实指某个具体的“口”，而是“山西长城诸口”的统称。但在民间，出于对家乡故土的热爱，人们往往将某一“口”称为正宗的“西口”。实际上，居于“山西长城诸口”的人们都有资格称自己所在的“口”为“西口”，因此我们将对各“口”逐一予以介绍。首先要介绍的，是曾经孕育了《走西口》的河曲县的“西口古渡”。

　　西口古渡位于河曲县城水西门外的黄河岸边。河曲县城原本叫河保营，亦称灰沟营，并非县府所在地，县府所地在旧县。走西口开始后，“河保营得与蒙古交易，又准河民垦蒙古地”，这里便成为人们乘船过河的一个重要渡口。然后“头一天住古城，第二天住纳林，第三天相思病，害在喜家坪”，去往大漠荒原。同时，随着商品交易的日趋活跃，这里很快又成为商贾辐辏的“水旱码头”。西口古渡以及上下游的娘娘口、石梯口等十数个天然的“水旱码头”，每天可停泊大船百余艘，运送货物千余吨，使得河保营“一年四季流莺啭，百货如云瘦马驮”，“人烟稠密”，“烟户十倍旧城”，因而于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将县府移驻于此。“十年九不收”的河曲县，也因此而一跃而成为名冠三晋的富县。民国初年，山西督军阎锡山还向该县商家筹借白银十万两。就这样，走西口“走”出了一个河曲城，西口古渡也成为黄河在晋陕峡谷一线最为重要的渡口之一。直到京包铁路修通，黄河水运衰落，其渡口的作用也才随之减弱。但那曲久唱不衰的《走西口》，却将西口古渡永远地铭刻在了人们的记忆中。

　　如今，西口古渡在河神庙和旧戏台原址上又建成了占地2.5万平方米，集休闲健身、集会庆典、文化娱乐于一体的西口古渡广场。每年的农历七月十五，这里还要举行盛大的“河灯节”，而且放河灯民俗已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史事略考 • “西口”之三

　　张家口

　　张家口位于河北省西北部，发源地是现位于桥西区的堡子里（亦称下堡）一带。明代时，堡子里属京师宣府镇，为万全右卫地。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指挥使张文始筑城堡，名张家堡。堡高三丈三尺，方四里十三步，东南各开一门，东曰“永镇门”，南曰“承恩门”。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守备张珍又在北城墙开一小门，曰“小北门”，因门小如口，又由张珍开筑，所以称“张家口”。

　　地处塞上的张家口，扼南北之咽喉，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号称北京的北大门。从战国时期的燕国、赵国，到随后的秦、汉、北魏、北齐、唐、金、明等朝代，都曾在这里修筑长城。长城雄关大境门，是长城上与山海关、居庸关、嘉峪关齐名的重要关口。从4700年前的涿鹿大战，到战国时期的七国争雄；从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亲率蒙古铁骑奔袭坝上草原，大败40万金军于野狐岭，到明朝的“土木之变”明英宗被俘，50万兵马全军覆没，这里一直战争不断。据史书记载，仅大境门一带，大动干戈的战事就达五十多次。近代以来，张家口又成为重要的革命策源地。早在建党初期，革命先驱李大钊就曾在这里召开西北农工兵代表大会；抗日战争开始，爱国将领冯玉祥则在这里组建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解放战争时期，张家口是我军解放的第一座大中城市，曾作为晋察冀边区党政军机关所在地，被誉为“第二延安”。

　　同时，张家口还是中国北方的重要商埠。明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大境门外开始设“马市”，由官方以布釜之类易蒙古鞑靼之马匹、皮张。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鞑靼首领俺答臣服受封，张家口被辟为蒙汉“互市之所”。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张家口堡之侧筑来远堡，以张家口堡和来远堡为基础，张家口逐渐发展成为蒙汉民族贸易交往的中心。明末清初，走西口的移民大潮涌动起来以后，这里便成为“跑口外”的重要通道之一，被人们称作“东口”。忻州人有言：“东口到西口，喇嘛庙到包头，凡是鸡叫狗咬的地方都有忻州人。”所说的“东口”就是指张家口。人们或经张家口去往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海拉尔等地，或就在张家口落脚，开店经商，打工谋生。于是，伴随着走西口移民大潮的不断高涨，张家口的商贸活动更趋活跃，北平、天津、山西等地客商来张家口经商者日众。时摊铺栉比，商贾云集，来远堡外“穹庐千帐”，民族商业贸易十分兴盛。清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俄国商人亦开始在张家口出现。光绪二年（公元1676年），清军击垮葛尔丹，打通了通往漠北的商道，立大境门为蒙古与本部贸易的场所。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英、美、法等国商人也纷纷到张家口收购皮张和羊毛。“百货之所灌输，商旅之所归途”，年进出口额平均高达15000万两白银。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清政府为加快张家口与北京的商品流通，下令建造由中国人自己设计的北京至张家口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此后，我国的第一条国有公路──张库公路，也于民国七年（公元1918年）建成通车，汽车队取代了骆驼队和老倌车队。据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的统计，境内各店铺就有1037家，外国人在此设立的商行多达40余家，成为中国北方仅次于天津的第二大商埠，与南方的广州并列为中国的“陆水码头”。大量的毛皮、茶叶、绸缎等大宗商品，沿着一条可与“丝绸之路”相媲美的“张库大道”（张家口至库伦）进入蒙、俄及东欧市场；而外蒙的牲畜、皮货、蘑菇、药材等商品也由此进入内地市场。其中，又以经营皮毛为最。“天下皮裘，经此输入海内，四方皮市经此定价而后交易”，这里成了誉满中外的“皮都”，“口羔”、“口皮”驰名国际市场。

　　与商业贸易兴盛繁荣相伴相生的是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城市地位的不断提升。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国民政府设察哈尔省，将省会定在张家口，并改称张垣。民国二十八年(公元1939年)初，设立张家口特别市。解放后，张家口恢复原名。1952年12月，察哈尔省建制撤销，察南、察北两专区合并为张家口专区，划归河北省，张家口市为河北省直辖，并为专区治所。1993年7月1日，张家口地、市合并，称张家口市，如今已经成为非农业户口过百万的特大城市。

　　史事略考 • “西口”之四

　　得 胜 口

　　得胜口位于大同市北约四十多公里的新荣区堡子湾乡，是明长城大同镇的重要关隘，京包铁路与长城在此交汇，山西、内蒙古两省、区在此分界，自古就是连接口里口外的重要通道。

　　明王朝建国之初，北方残元势力和东北崛起的女真政权对明边境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为加强北部边防，明太祖朱元璋采取了“置国都于东南（今南京），封子弟于要地”的政策，陆续分封其25（一说24或26）个皇子为王，各控重兵为北部屏藩。其中，分封于大同的是第十三子代王朱桂。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又大修长城，并先后在长城沿线设置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蓟州、太原、固原九镇，史称“九边”。大同镇总兵驻大同，辖区为东起镇口台（今河北张家口市怀安县境内），西至鸦角山（今山西偏关县东北），全长670里，最多时驻兵13.6万，战马五万多匹，得胜口即为其要塞之一。

　　得胜口明初始建，同时在关口南一公里处建有得胜堡。旧《大同县志》载：“堡方二里，高三仞（一仞约七、八尺），厚二仞余，门楼二，明嘉靖十八年（1538年）筑”，当时叫“绥虏堡”。万历二年（1574年）包砖，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七月进一步扩修。扩修后的堡城取“旗开得胜”之意，改名为得胜堡。堡“周三里四分，高三丈八尺”，外墙一律下砌石头，上为砖包，并开南门。南门外还筑有瓮城，瓮城向东开门；出瓮城为月城，月城向南开门。堡墙上设敌台18个，各置千斤铜炮一门，称“二将军”；瓮城墙上置千斤铜炮一门，称“大将军”；堡墙上女墙跺口各置二百斤重“千腿”铁炮一门。堡墙四角筑角楼，东墙正中筑钟楼。另据《新荣区文史资料》载，得胜堡原有阁楼４座，分别为南城阁、日菩萨阁、玉皇阁、神武阁，南城阁便建在月城门楼之上。如今，四座阁楼及瓮城、月城均已不存，堡城包砖亦多被拆走，仅保存有轮廓完整的堡墙和砖砌券拱南关门。关门洞上为十分精巧的砖雕图案。关门外嵌有一匾额，阴刻楷书“保障”两个大字，并署有“万历丙午岁秋旦立”。关门里亦有一额匾，阴刻楷书“得胜”两个大字。门洞内东西两侧墙壁上各嵌有石碑一块，西墙碑风化严重，字不可辨；东墙碑字迹清晰完整，为万历三十五年(1607)八月再次扩修得胜堡时的记事碑。

　　得胜口既是军事要塞，也是蒙、汉两民族相互融合的一个重要节点。经多年争斗，明王朝与蒙古各部皆被战争所累。到了隆庆年间，在首辅张居正主持下，终于实现了“隆庆议和”，明王朝应允鞑靼“通贡”，开放大同、宣府等地“立互市”，并于隆庆五年（1571年）在得胜口举行隆重的敕封仪式，封蒙古首领阿拉坦汗为顺义王；阿拉坦汗死后，又封其妻三娘子为忠顺夫人。万历五年（1577年），明王朝在长城沿线设10个互市点，大同地区十有其三，即得胜口、新平口（在天镇县境内）和守口（在阳高县境内）。由于这些互市点属于“官市”，即与部落酋长和贵族交易的“大市”（“小市”也叫“民市”，即一般部落成员进行贸易的互市点，杀虎口当时便属于“小市），所以均设有直属中央的边检和税收机构。一时间，得胜口成了全国最大的“马市”，一改过去“南北交锋，战马嘶鸣”的景象，呈现出一派“贡使往来，商队络绎”兴盛局面，不但搭起了民族团结的桥梁，而且有力地推动了明代晋商的崛起。

　　清康熙年间“走西口”移民大潮涌动起来以后，这里又成为“跑口外”的一个重要出口。因为只有一“墙”（边墙，即长城）之隔，一出得胜口便进入蒙古地界，首先是丰镇，再往北是集宁、卓资山（今分别称丰镇市、集宁区、卓资县，均属乌兰察布市），所以在这一带落脚创业谋生计的晋北人特别多，以致丰镇市还有一条“忻州巷”，且有“崞县（今原平市）衙门忻州街”之说，意思是在衙门里做事的多为崞县人，在街上做买卖的则多为忻州人。时至今日，在丰镇、集宁、卓资山，晋北人的后裔随处可见，在这几个市、区、县的总人口中占有相当大比例。

　　如今，经历数百年风云变幻的得胜口仍为晋、蒙两省、区交通要道，呼大高速（呼和浩特至大同）即由此口通过；这里也仍是重要的商贸集散之地，续写着蒙、汉两民族的互通有无、友好交往。同时，“得胜马市”已成为大同旅游区18个重要景点之一，在这里人们既可感受长城和堡群古朴、苍凉的魅力，亦能领略走西口和晋商的辉煌历史。来此旅游观光的人们，通常还要在嵌有“得胜”二字的堡门下留影，以期“旗开得胜”、“得胜还朝”。

　　史事考略 • “西口”之六 

　　碛口

　　碛（音qi）口位于黄河晋陕峡谷中部东岸、山西省临县城南48公里处。依照《辞海》的界定：西口是指“山西省长城诸口”。碛口既难以纳于“长城诸口”，亦很少有人经由这里“走西口”，将其归入“西口”之列显然牵强。但是碛口却与走西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变迁兴衰与走西口密切相关，所以我们便也将其作为“西口”之一予以介绍。

　　所谓“碛”，就是沙砾堆积而成的浅滩。碛口一带因河床地形起伏，便形成多处暗礁──人称“大同碛”，“碛口”即因此而得名。在这里，黄河由北而来，湫水从东而至，卧虎山横亘镇北，黑龙庙雄峙河东，山环水抱，阴阳交会，山的气势，河的雄浑，凝成了“虎啸黄河，龙吟碛口”的壮丽图景。

　　碛口古为军事要冲，明清至民国年间凭藉黄河水运一跃而成为我国北方著名的商贸重镇。其繁荣首先缘于大同碛的惊险。大同碛号称“黄河第二碛”，是一段近五百米长的暗礁，落差十多米，水急浪高，船筏难以通行，碛口遂成为黄河北干流上水运航道的停靠地和中转站。它西接陕、甘、宁、蒙，东连太原、京、津及河北、河南和南方各省，成为连接我国东西部地区的交通枢纽和晋商往来的“西大门”。而走西口移民大潮的兴起，则是其繁荣的根本性原因。从清初开始，由于大量移民的涌入，“口外”特别是内蒙古中西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开发，“口内”、“口外”有大量货物需要运输交易，互通有无。于是，在铁路运输尚是空白、公路运输亦不发达的情况下，水运就成为商家的首选。西北各省的红盐、甘草、枸杞、皮毛、胡麻油等便源源不断地由黄河水运而来，到碛口后再转陆路由骡马、骆驼运往太原、郑州、汉口等地，回程时再把当地的物资拉运或驮运到碛口，然后转运西北各地。鼎盛时期，碛口码头每天来往的船只达一百五十艘之多，镇内各类服务型店肆逾三百家，人烟辐辏，货物山积，船舶叠岸，驼铃不绝。特别是胡麻油，是晋中平川食用油与点灯用油的主要来源。有民谣曰：“碛口街里尽是油，油篓垒成七层楼，骡马骆驼驮不尽，三天不运满街流。”汾阳民谣则云：“碛口三天不来油，汾阳城里黑乎乎。”日复一日，碛口便以“九曲黄河第一镇”、“水旱码头小都会”的美名传遍四方。民谣云：“碛口柳林子，家家有银子。一家没银子，旮旯扫得几盆子。”

　　商贸的发达和经济的繁荣，有力地带动和促进了当地商号、民居的建设。当年，碛口古镇有一条五里长的主街，此外还有二道街、三道街，但都不足一里长。街道两侧，都是鳞次栉比的店面。这些店面因地形所限，都是依山势而建，有十一条竖巷与主街垂直，供通行并兼排洪。其间的院落都有通往相邻两巷的大门，有的是院院相套而相通，有的是下面窑洞的脑畔（屋顶）就是上面窑洞的院子，层层叠建，最多的达五层。这些建筑上下又有楼洞相通，可谓惜土如金，寸土必争。美国董伟教授称这种形制为“立体交融式的乡土建筑”。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水运萧条，风光不再，碛口变得贫穷、落后、闭塞，无力穿上时髦的艳装，结果却又使原来原始质朴的生活形态较为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如今，镇内尚有数量丰富且保存完好的明清时期建筑，主要有货栈、票号、当铺等各类商业性建筑和庙宇、民居、码头等，几乎包括了封建制度下民间典型的漕运商贸集镇的全部类型，被专家学者称为“活着的古镇”，因而名声大振，被列为“国保”单位。

　　此外，碛口附近还有两处全国罕见、风格独特的民居──西湾村和李家山村。西湾是碛口巨商陈氏家族的“家属宿舍”，经前后十一代人的营建，形成了一个占地三万多平方米的城堡式村落。整座村庄修建在约三十度的斜坡上，以体现金、木、水、火、土的五条石砌街巷将三十多座院落连为一体，空间和平面布局丰富多彩，最多处达六层，层层叠置，参差错落，变化有致。李家山村则坐落在一个坡陡约四十度的山坳里，四面环山，形似凤凰，由北向南的两条小河汇于村南，注入黄河。村中院落从沟底一直建至山顶，多达九层。每一个院落的建筑都很繁华，建筑风格与西湾民居大体相同。这两处民居从一个侧面真实地记录了当年晋商的走西口生活，也为后人留下一笔珍贵遗产，受到国内外专家学者的一致赞赏，成为许多美术院校学生的写生基地，更是众多游客的向往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