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

　　11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到访新加坡，并实现“习马会”，这次会晤是新中国成立66年来首次以两岸领导人身份和名义举行的会晤，是在新的高度上对未来的开启，这次历史性的会晤成为两岸及国际社会关注和热议的焦点。两岸领导人在会晤中再一次明确了坚持“九二共识”是两岸所取得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的政治基础。

　　1987年底两岸隔绝状态破冰后，两岸人员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随即兴起，并衍生出许多需要通过两岸协商解决的具体问题，同时，台湾民众要求台湾当局改变不合理政策与做法的呼声高涨。面对各方压力，台湾当局不得不调整“三不政策”，委托、授权海基会确立了与大陆海协会进行制度化接触商谈的渠道。1992年11月16日，两会就解决事务性商谈中如何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态度问题达成了以口头方式表达的“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著名的“九二共识”自此诞生。“九二共识”一词的提出，所谓是凝聚了两岸专家学者的思想结晶。

　　“九二共识”的诞生标志着国共两党及两岸关系的新起点。自1986年香港“两航谈判”至“两会成立”，两岸一直断断续续地进行着各种形式事务性、功能性商谈。两会成立后，充分发挥了沟通化解的桥梁作用，合作处理了各类突发事件24起，建立起了相当良好的协调关系。从1992年3月至1995年6月，两会进行了包括第一次“汪辜会谈”在内的各种层级的共17次商谈。

　　“九二共识”的确立为“汪辜会谈”铺平了道路。1993年4月27日至30日，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在祖国大陆一年多来的积极推动下，海协会会长汪道涵与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在新加坡正式举行第一次“汪辜会谈”。这是海峡两岸高层人士在长期隔绝之后的首度正式接触，是两岸走向和解的历史性突破，是两岸关系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会谈达成了四项协议，对发展两岸关系，扩大两岸经贸、科技合作和人员往来、各项交流产生了积极作用。一是为两岸的良性互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为两岸今后协调和处理有关事务“树立了一个可资依循的模式”，它表明两岸完全可以本着“求同存异、平等协商”的原则坐下来谈，找到双方的共同利益，增进互信。二是会谈的具体成果直接推动了两岸经贸、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发展，呈现出“层次高、范围规模扩大、内容深化、方式多样化”的新特点。

　　“九二共识”的发展成果是两岸主流民意的产物。正因为有了“九二共识”，两岸才能在隔绝四十多年后举行汪辜会谈；正因为有了“九二共识”，国共两党领导人才能在2005年4月举行历史性会谈，共同发布“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正因为有了“九二共识”，两岸双方才能在中断9年的两会协商谈判迅速恢复、4年7次会谈、23项协议，两岸海空直航、大陆游客赴台、金融、邮政、司法互助、ECFA、医疗卫生合作都已经相继实施；正因为有了“九二共识”，两岸才能形成今天的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大交流态势。

　　“九二共识”的历史实践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正确选择。23年来，“九二共识”走过了一条不平坦的道路。如今，“九二共识”在台湾民众眼中已不再只是个政治口号，而是转化为切切实实的感受，影响到台湾社会各个阶层，与民生经济紧密结合，为台湾民众所认同，为台湾主要党派所不能漠视与抗拒。坚持“九二共识”、坚持合作共赢，两岸人民紧紧抱成团的命运共同体就不怕任何敌对势力来侵犯，就为未来两岸发展的方向和道路，为两岸和平发展夯实了不可撼动的基础。“九二共识”经常被台湾岛内政治力量所

　　挑战。陈水扁执政期间就挑战了“九二共识”，实行激进的“台独”政策，结果不仅造成两岸关系高度紧张，更造成区域局势的高度紧张。2008年国民党在台重新执政以来两岸关系维持在和平、稳定和发展的局面，这与马英九和台湾当局恪守“九二共识”密切相关。“习马会”的核心是构建了一个两岸最高领导人的互动平台，为未来开创一种新的可能性。不管今后台湾政局发生多大变化，要使用这个平台就不可回避“九二共识”，这种“有条件的可能性”为未来台湾领导人提供了一个做理性选择的可能性。

　　“九二共识”之所以如此重要，在于其体现了一个中国原则，清晰界定了两岸关系的根本性质，表明了大陆与台湾同属一个中国，得到两岸民意的广泛支持。坚持“九二共识”使得两岸进入领导人可直接对话、扩大交流的时代；坚持“九二共识”这一行之有效的政治基础，才能建立有序的常态化的两岸关系,才能享受到两岸和平的红利。 

　　(王 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