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仪徽州”的文化内涵 （一）

“礼仪徽州”是黄山市宣传徽州文化的一句形象口号，其中的文化内涵十分丰富。中国素称“礼仪之邦”，儒家思想历来被视为正统，历代规章制度的设置，都是以儒家倡导的礼仪文化为支柱。徽州文化是宋以后中国儒家文化在民间社会完整的体现和典型的代表，礼仪文化在徽州各个方面都得到具体落实。知书达礼，温文尔雅，成为徽州民风的体现。“礼仪徽州”正是中华传统礼仪文化在徽州践行落实，最为完整的概括。

礼义与礼仪

作为一种世代相沿的文化精神，“礼”具有多重含义，有礼貌之义，仪节之义，道德之义，伦理之义，制度之义，法治之义，内容十分广泛。中国文化的核心思想就是“礼”。因此，有学者提出“礼仪之邦”正确的称呼应该是“礼义之邦”。

礼义与礼仪究竟有什么区别呢？

“礼义”和“礼仪”同时出现在先秦古籍中，《诗·序》：“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周礼》：“凡国之大事，治其礼仪，以佐宗伯。”这里，“礼义”一词所表达的含义是一种思想，人的言行举止都应该符合“礼”的本义。“礼仪”讲的是具体的礼节、礼貌或者礼仪活动、礼仪形式。

但“礼仪”与“礼义”有时候也相通，《诗·风·相鼠》是一首讽刺和诅咒无礼之人的诗，诗云：“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相鼠有齿，人而无止。人而无止，不死何俟？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全诗三段，均以老鼠起兴，说这个人无礼，还不如快点去死！每一段用一个不同的字来说“礼”，第一段说“人而无仪”，第三段说“人而无礼”，意思相同。第二段说“人而无止”，止，就是节，礼节的意思。仪、礼节、礼，换了三种说法，反复歌咏，这是《诗经》中常见的修辞手法。由此可见，这首诗中的“礼义”和“礼仪”是通用的。

如果更深一些了解“义”和“仪”的关系，“义”更为宏观，形而上，看得见摸不着；“仪”更为具体，形而下，看得见能落实。仪本身就包含着义，不讲求义也就谈不上仪。礼义就是礼仪，礼仪就是礼义。我们不能狭隘地理解礼仪一词的含义，以为礼仪只是些外在的仪表、仪容、仪式一类的东西。忽略了“仪”根据和体现的恰恰是“义”，“仪”将“义”落实到具体的行为和具体的细节。如果连“礼仪”都不讲，何来谈“礼义”？！

从中华礼仪文化发展的历史来看，强调“礼”的内在“义”和强调“礼”的外在“仪”，也有变化。不同历史时期，“礼义”和“礼仪”的侧重，是不一样的。原始氏族的祭祀、巫卜以及部落之间的结盟仪式，是后来礼仪制度的肇始之端。原始氏族社会的所谓“礼”，强调更多的是形式，是“仪”。到了周代，具备国家形态的礼仪制度开始形成，春秋战国《周礼》《仪礼》《礼记》的出现，使礼制成为国家机器中政治、军事、伦理、文化制度。西周时期，已经将原始氏族社会的礼仪习俗上升到了思想制度层面，强调的是“礼义”。

在儒家的学说里，礼是约束人之情，养成个人良好修养品性的重要手段。随着礼教的普及，统治阶级和文人学者也都沾沾自喜地自称为“礼义之邦”（见《晋书》卷114《载记第十四》）。然而，由于等级制度的森严，基层平民没有享受礼教的资格，这便是我们熟悉的一句话“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礼记·曲礼上》）。在统治阶级上层，“礼义”重于“礼仪”。

宋明以后，庶人阶层崛起，儒家思想向民间基层渗透，礼教也在庶民老百姓中间扎根。孔子曾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意思是统治阶级上层在指导民众遵守礼教的过程中，由于庶民老百姓不识字，很难懂得礼教的一些真正思想内涵，只要他们按照礼教的一些规矩做就可以了。因此，在这一阶段强调“礼仪”比强调“礼义”，显得更为重要。可以说，明清时期对“礼义”灌输，完全隐逸在“礼仪”之中。正因为明清时期对“礼仪”的重视超过对“礼义”的阐述，在文人的记述中，“礼义之邦”被“礼仪之邦”（见明《国朝典汇·朝贡》）所取代。

“礼义”与“礼仪”词语的使用，经历了一个不断演变，各有侧重的历史发展过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与时代、时势、人们的习惯与取舍等密不可分，其关键在于如何因时因势把握中间的度。“礼仪徽州”抓住宋以后儒家文化在徽州民间社会最完整的体现和最典型的代表这一特点，加以高度概括，体现徽州文化的特色，有其独到之处。

信息来源：黄山日报

稿件由黄山市台办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