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显祖不仅作为明代著名的文人而名垂青史，为世人景仰，他的政治生涯也是很有光彩的。他出身于书香门第,祖上虽无高官厚禄，但家中衣食丰裕。像旧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汤显祖所走的也是一条读书科举之路。他14岁进学成为秀才，21岁中举，可谓少年得志。从22岁起他就向着政治生涯的辉煌起点----进士冲刺，但由此开始他却饱尝了仕途的酸甜苦辣。其间，他参加进士考试4次，如果说前两次参加进士考试，可能是由于文章不大适合考官的胃口而落选的话，那么随后两次进士考试的不得志，则完全是他个人的政治取向所致。历经两次考试失败的汤显祖，对自己的文才仍是很有信心的，因为此时他在诗坛已备受关注，特别是他的诗集的刊行使他文才名播天下。当时的首辅宰相张居正也看重汤显祖的文名，为了遍招海内名士扩大自己的政治势力，也为使自己的儿子在进士考试中名列前茅，他先后两次派人延纳汤显祖，并许诺让汤与其子一起状元及第。这应是汤氏步入政坛把握时运的良机，可他拒绝了。第五次参加进士考试已是张居正死后一年的事，他以较后的名次入选。此时幸运之神再次向他招手，新一任的内阁权臣申时行、张四维又来招他入幕，承诺让原无资格参选庶吉士的汤显祖参选，以便他顺利地进入翰林院，为日后成为内阁大学士铺平道路。可汤氏还是拂却了申、张的美意，最后去南京做了个由七品到六品的闲官。
明万历十五年到十七年（1587―1589）发生了全国性的大灾荒，人民生活十分困苦。万历十八年（1590）西北边防洮州失事，由于申时行与边将通贿，使明军无心战守，汤显祖对此极为忧虑。万历十九年闰三月出现了彗星，依古人“天人感应”之见，此天象是不祥之兆。汤显祖看到万历皇帝借此责难官员的圣谕后认为这是一个针砭时弊、弹劾无行权臣的好机会，于是他上了一道《论辅臣科臣疏》。这是汤氏向万历皇帝分条陈述辅臣科臣问题的奏疏。是其政治观点与政治热情的集中体现，同时，也是一篇改变他命运的卓绝文章。对仕途已经坎坷多难的他来说，这篇奏疏无异于雪上加霜，政治悲剧由此始。
二千余言的上疏，汤显祖首先引述“圣谕”作为自己上疏的缘起和基础，对皇帝“正人臣之义，诛邪佞之心”大加肯定。接着指出“夫臣子本心，自由衷赤；权利蒙之，其心始黑。非必六科（即吏、户、礼、兵、刑、工六科给事中）十三道（明朝分全国为十三道监察区）尽然，特一二都给事等，有势力小人，相与颠倒煽弄其间耳……皇上威福之柄，潜为辅臣申时行的专权行为促使科臣为官不正，同时也影响了皇帝的权威。随后，汤举出丁此吕、晚国钦为戒，恐失富贵也”。由此产生的后果是：“言官中贿嘱附势，盛作不忠之事。蹿窃富贵者，往往而是。年升闰升以为例，固然矣。故此辈不知上恩，专感辅臣。其所得爵禄，若辅臣与之者。虽他日有败，今日固已富贵矣。”官员为了个人利益不择手段地巴结权臣，无所顾忌，杨文举、胡汝宁就是这一类官员的典型代表。最后，汤显祖说：“失此不治，臣谓皇上可惜者有四：专权者利用皇帝的爵禄培植自己的势力，进而妨碍国家利益；升迁的官员对辅臣感恩戴德，为官无品行，欺蔽了皇帝；辅臣以个人好恶任免官员，无王法可依；皇上执政二十年，前十年张居正把持朝政，后十年申时行专权误国，二人虽性情不同，但结果一样，都以个人的意志结党营私。”
鉴于此，汤显祖建议皇上批评申时行的误国行为，令其将功补过，尽快罢免杨文举、胡汝宁这样的无行科臣，选用“素知名节者”，“如此岂惟星变永消，臣且为陛下奏泰阶之符也”。利用天象说时政在现在看来不尽科学，但汤显祖借此上疏的精神实质是针砭时弊，从文章的写作来讲也是有序有感、意正辞切的，是合手这种文体的规范的。汤显祖抱着为国分忧、仗义执言的政治热情上疏，其间也揉杂有自己赋闲的郁懑以及求仕岁月里的不平之气。他所痛斥的权臣在其后不久都得到了应有的“报应”，说明他的建议是正确的。然而汤氏始料不及的是，他因此疏被贬谪到雷州半岛南端的徐闻县，政治生命也随之走向末路。尽管在其后的几年中他尽可能在自己的辖区中艰难地实践着政治理想，但终于无法持久。他无奈在万历二十六年（1598）决计弃官归家，时年49岁。封建政治是残酷的，他的一走了之没能引来同情和劝慰，反而在3年后以“浮躁”的罪名被追论削籍。至此他再也无望涉足政坛，在家乡过着半隐居的生活终其余生。
观汤显祖的人生历程，他不与权贵为伍的操守、热情勤勉的高尚品德为人赞许；同时，他性格中的过于率真、恃才傲物的浪漫气质使他无法圆转处世，最终不可能成为一名封建社会的职业政治家。周明初先生说得好：“理性和隐忍，机警和通变，深沉和权谋，勇猛和坚毅，还有忍辱负重，屈已下人，甚至卑躬屈膝，乃至为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惜代价、不择手段，这些素质在汤显祖身上都很少具备。”（《汤显祖:在政治与艺术之间》）由于他把政治看得过于简单，对上疏言事的后果考虑不慎不周，从而导致了他政治上的惨败。汤显祖在步入政坛之初，炙手可热的首辅张居正两次给他高中状元的机会，对他可谓情有独钟；申时行、张四维以权臣的威望破格保举他参选庶吉士而入选翰林院，可谓前途光明。这一而再、再而三的机会，对于一个想要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青年士子来说是求之不得的。况且在仕途之中上级或长者的提携举荐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往往是至关重要的。一个人的德、才、能要体现出来，必须要有机会，要为世所用得有伯乐，所以与自己周围人尤其是上级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是渴望成功的求仕者的必备条件。汤显祖恰恰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极不成熟、极不识时务。所以他放弃了、错过了。他的奏疏更是没能很好地揣摸对象的心理，有逆鳞之嫌，触怒了皇帝，那么被贬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然而汤显祖毕竟是难得的才子，仕途被阻塞，却促使他把激情与丰富的经历点化为文化艺术的岩浆喷发而出，他的《牡丹亭》、《南柯梦》、《邯郸梦》以其绝妙的构思与瑰奇的文辞蔚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奇观，这又不能不感谢仕途的不幸。如果不是政治上的彻底失败，就不会有文学上的巨大成就。汤显祖一生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仕途上苦苦追求与拼命挣扎的，但他并未得到应有的回报，甚至在已经沦为平民，无法实现政治理想的晚年，他还寄希望于孩子、弟子们，教诲他们去读书制艺，积极入仕。所以他一生都未能彻底脱离政治。相反，在文学戏剧创作上，他似乎并未花太大的气力，他的“临川四梦”却成为宝贵的文化遗产，为后世所传扬。
（李贤哲）
抚州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