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会通孔佛
欧阳竟无开始致力于儒学的研究和阐发是在他确信“佛之唯一宗趣为无余涅？？”后不久。即以“无余涅？？”的立场重新审视作为中国传统的儒教思想，他惊讶地发现孔佛之间实际上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这使他心扉顿开，正所谓“渐自认识佛义在无余涅？？，转读孔书始灿然矣”（《跋中庸传寄诸友》，支那内学院刻印）。欧阳竟无对儒学发生兴趣还有另外的原因，即当时正值日寇穷兵黩武，蠢蠢欲动，妄图以武力展开全面侵华战争，而中国人却似乎仍沉浸在昏昏欲睡之中，毫无同仇敌忾之志。就此欧阳竟无认为，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局面，正是由于伪儒当道，乡愿横溢，而真孔不显所造成的结果。即所谓自孔子之后“中国实无孔学”可言（《覆张溥泉书》）。为肃正人心，唤起民众之抗战决心，欧阳竟无遂决意大力阐发儒学之真髓。以上为欧阳竟无提倡孔学的动机。然而，以佛学巨擘称名的欧阳竟无，要提倡儒学，就首先须要对佛孔二家之关系和位置做出明示。
古来试图会通儒佛者，并不乏其人。如唐圭峰宗密宣导华严禅，以融通儒释道三家；藕益智旭作《四书解》，以禅释儒，等等。然因时代需求和个人著眼点的不同，各自选择的会通焦点亦有所殊异。欧阳竟无就此也有评价，如说“藕益禅解八股时文最为害人”（《孔学杂著？覆蒙文通》），可见同是从佛教立场解释儒家，其意见竟迥然若此。
欧阳竟无会通儒佛是从寂灭寂静、用依于体、相应不二、舍染取净等佛教观念入手的，指出孔家的性道之书如中庸大学论语周易，文章如诗书三礼春秋等所讲的，皆不出此四义。具体而言，以寂灭寂静义释儒学之“天命”和“至善”，曰：“原夫宇宙人生必有所依，以为命者，此为依之物，舍寂之一字谁堪其能”，“所谓人欲净尽，天理纯全是也”（《孔佛概论之概论》）。欲明此理，“孔家应读中庸周易”；“至善即寂灭寂静是也。何为善，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就相应继灭而言谓之道，成是无欠谓之性，继此不断谓之善。道也性也善也，其极一也。善而曰至何耶？天命之谓性，于穆不已之谓之天，无声无臭之谓于穆，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至矣，则至善之谓无声无臭也。至善为无声臭，非寂灭寂静而何耶？”以用依于体义释孔学之易，曰：“凡孔家言性言命言天，皆依体之用也。易之道广矣备矣，而命名为易，易者用也，曰交易阴阳交而成八卦也。曰变易六爻发挥惟变是适也。曰不易与体相应无思无为而能冒天下之道所谓生生之谓易是也。”以相应不二义释孔学之阴阳和合之理，曰：“独阳不长，不可离阴而谈阳也。而干之为卦爻纯阳，就阳而诠阳也。故阴不生，诠坤亦尔也。”以舍染取净义释孔学之扶阳抑阴义，曰：“扶阳抑阴孔学之教，阳善也，净也，君子也。阴恶也，染也，小人也。扶抑即取舍。则孔亦舍染取净也。”最终则以“了此四义，可知人之所以为人，天之所以为天，孔佛无二，循序渐进，极深研几，是在智者”作结语。
欧阳竟无会通孔佛，并不是只讲会通，而是在会通之余，将孔佛加以适当定位。如谈寂灭寂静义，而言“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我皆令入无余涅？？而灭度之”。针对寂灭寂静与孔学之生生的关系曰：“知孔道之为行者说生生，生生行也，非流转于有漏奔放习染也，知佛法知为果者说无生，无生果也，非熏歇烬灭光沉响绝之无也。淆孔于佛，坏无生义，淆佛于孔，坏生生义，知生生而无生，是依寂之智，则知行之相貌有如此如此。知无生而无不生是智显之寂，则知果之相貌有如此如此也”。总括而论，孔学要达到的最高境界，亦不出佛的“寂灭寂静义”，至于“佛与孔之所判者”，仅在于“至不至满不满也。”由是可见，欧阳竟无虽将孔佛共视为先圣，且强调“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求然同故佛须学、孔须学”，但在二者的裁量判别上，仍佛学视为更高、更广，即“孔学是菩萨分学，佛学则全部分学也”（《孔佛概论之概论》）。欧阳竟无下这样的结论，根据的是佛教中的“圣言量”，即“必以圣言为量”。而他所依据的“圣言量”，实际上指的就是佛法的最高境界“无余涅？？”。故知欧阳竟无会通孔佛，其立场仍在佛法。
二 《中庸》解
日寇大举入侵，迫使众多的文化机构西迁。支那内学院也在纷飞的战火中迁至四川，继而在江津成立了支那内学院蜀院。为了加强院友之间的联络，欧阳竟无决定于每年旧历正月初七举行人日大会，每次讨论一个主题。作为佛学讲学或研究机构的支那内学院，理当以佛学为探讨的主题，但在第三次人日大会上却确定了儒家经典《中庸》为讲授的主题。欧阳竟无还特地撰写了《中庸传》，不仅在人日大会上大讲特讲，且分寄给那些无法赶来参加大会的院友。欧阳竟无此刻大力宣传《中庸》，自有他的用意。他对《中庸》所作的解释，也独具特色。
《中庸》原是《礼记》中的一篇，一般认为其出自孔子之孙子思之手。孔子去世后，儒家分为八派，子思为其中之一。从师承关系上看，子思学于曾子，而孟子又学于子思，故荀子称其为“思孟学派”。《中庸》在儒家经典中还一向以难解著称，对其作注释者，古今不乏其人。但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朱熹的《中庸章句》。朱熹把《中庸》与《大学》、《论语》、《孟子》合并在一起，构成“四书”，对后世影响颇巨。根据“四书”的排列，《中庸》位于《大学》之后，一般被视为“实学”。从《中庸》入手是欧阳竟无解释孔学经典的一个特色。即欧阳竟无把《中庸》作为“四书”之首，依次则为《大学》、《论语》和《孟子》，并在《中庸传》绪言中所指出的，“孔学有系统谈，止是中庸一书，大学尤所不及”，可见他对《中庸》的重视。
“顾幸有概论，而又为乡愿所诬，则与无概论等。虽然，概论而原无，不害其无。概论而乱有，实还其有。故欲探学，必辨概论”，这是欧阳竟无之所以从《中庸》下手一个重要理由。而以“寂灭”来解释《中庸》则是欧阳竟无的一大发明，也是他的用意所在。如《中庸传》绪言曰：“认寂本体，人非丧心病狂，无不知重自家本体，何为本体，寂灭是也”。就寂灭的意义进一步解释说：“寂灭非顽空无物也。乃人欲净尽灭无一毫，而后天理纯全尽情披露，寂灭寂然是其相貌，故寂灭为本体也。天下充量，动曰全体者广大义，顾广大推迂于寂，天下至竟动曰实体，实体者精微义，故精微推迂于寂，是故寂之为体也。”此义虽说显然明了，而凡夫“但缘目前小境不肯缘全体大寂者，小儿不知天厨糗备自不舍手中饼饵，无怪然也。”又因“韩愈误清净寂灭，遂恶清净寂灭，并使千载至今张冠李戴，岂不怪哉”。而“人何以服韩而不信圣，书难读也，习易从也，蔽之为害也”，故“须辨也”。“寂灭为乐”是佛教中三法印之一，其也相当于境行果当中的果，若改用现代语言说，就是人生奋斗要达到的目标。欧阳竟无以“寂灭”解释《中庸》，无疑是要把儒学的终极目的括定为“寂灭”，而《中庸》阐述的正是“寂灭”的道理。
目标既然已经确定，下一步则是达到目标的手段。所谓手段，即是立教。欧阳竟无强调，“为众立教，止有寂灭是大王路”。他首先承认“人质有殊”，但经过教育却“皆可尧舜”，而设教的目的就是为“舍染取净，依于清净而引发其种也”，故“教与非教之判，判之于寂灭清净是依”。性善或性恶，是哲学或宗教领域经常引起争论的一个话题，儒学之中就此亦有许多不同的解释。然佛教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是“舍染取净”，即认为现世人的行为无不受到过去世“业力”的影响，这种“业力”既包含善，也包括恶，所以欧阳竟无说“人质有殊”。作为教育的目的，就是要除恶扬善。因此，以“寂灭清净”为目标和依据的标准，再加上佛教对“种”或“因”的理解，就形成了欧阳竟无的立教精神。
总而言之，按照欧阳竟无的解释，“中即无思无为寂然不动之寂。庸即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之通。庄子庸也者庸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适得而几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谓之道。易穷则变，变则通也。寂曰大本，通曰达道，寂而通曰中庸”。换言之，有了明确的目标，又有通向目标的道路，即构成了《中庸》的全部。
欧阳竟无在阐扬“寂静”的同时，亦极力抵制乡愿，因为从世俗的角度来看，中庸与乡愿之间或许只有一纸之隔。所谓乡愿就是作和事老，做事不讲求原则，其大致出于对中庸的俗解。若按欧阳竟无的理解，它是由“以凡夫思想为基”造成的结果，而只有“以等流无漏为基”，才能“从心所欲不逾矩也，畏天命也，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才能成为君子。欧阳竟无指出，“中国自孟子后数千年来，曾无豪杰，继文而兴，盖误于乡愿中庸也，狂狷中庸，义利之界严，取资之路宽，乡愿中庸，义利之实乱，取资之径封。似义实利，别为一途。如半择迦非男非女亦男亦女。如不死鸟矫乱，非是非非亦是亦非。其曰无不及之谓中，则迷离惝恍无地可蹈也。其曰平常之谓庸，随俗浮沉无翠可拔也。东海西海，圣人心理无不皆同。而斥为异端简为禅学，防为淫声女色，一不相避即入其玄，无非凡心支解圣量，遂使心思慧命，戕贼天下后世于邪慝之手，乃尤曰中庸法尔而然也。人皆盖承曰中庸法尔而然也。嗟乎怨哉”。
提升“诚”的地位，是欧阳竟无解释《中庸》的另一个重要著眼点。如《中庸读叙》曰：“中庸以一言之曰诚。……无所谓天地万物中外古今，止是一诚。无所谓天下国家礼乐政刑，止是一诚。无所谓智愚贤不肖知能大小曲直险夷，止是一诚。”强调完“诚”的重要性之后，欧阳竟无又将佛教“寂”的方向上拉动。曰：“诚者物之终始，但喜怒哀乐未发之中而天下之大本以立。但庸德庸言之行谨而天下之达道以经纶，天下大本非贯彻于无声无臭不睹不闻之无可贯彻不足以立也。天下大道非推极于志述事参天赞地之无可推极不足以经纶也。”所以说，欧阳竟无解释“诚”，执行的仍是佛教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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