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显祖，字义仍，号海岩士，一称若士，49岁时自署清远道人，晚年又号“茧翁”，江西临川人。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1550）八月十四日（9月24日）生于江西抚州府临川县城东文昌里（今抚州市桥东太平街）。明代杰出的 剧作家、文学家，在中国和世界文学史上都有着重要地位，被誉为“东方的莎士比亚”。
汤显祖从小聪明好学，21岁时中举。由于不肯依附权贵，虽博学多才、“名布天壤”，到34岁才中进士。后历任太常博士、詹事房主簿、礼部祠祭司主事。明朝万历十九年（1591）他目睹当时官僚腐败愤而上《论辅臣科臣疏》，弹劾大学士申时行并抨击朝政，触怒了皇帝而被贬为徐闻典史，后调任浙江遂昌县知县， 一任五年，政绩斐然，却因压制豪强，触怒权贵而招致上司的非 议和地方势力的反对，终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愤而弃官归里， 潜心于戏剧及诗词创作。
汤显祖少年时受学于泰州学派的主要人物罗汝芳，受到了反正统宋学思想的熏陶。在南京为官时，又受到李贽、达观等人反程朱理学思想的影响，加上他对当时腐败社会的深刻认识，使他成为一个站在时代前列的进步文人，这也是他在文学事业上获得巨大成功的重要因素。
汤显祖在传统哲学领域里，提出了“情至”思想作为理论武器来和当时的程朱理学相对抗，把时代的感受、深邃的哲理和飞腾的想象，融汇成奔涌的诗意，抒发对现实的愤懑和理想的憧憬。应该说，汤显祖在自己的作品中提供的超越前人的东西，要比他同时代的思想家提供的多得多。他把哲理融铸在戏剧形象里面，使全部剧作为“情至说”的哲学思想所贯穿。他在《寄达观》信中说：“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明确揭示了情与理、情与法的矛盾。汤显祖的“情至说”，实质上不仅是指男女之情，而是指适合人类生存、发展需要的人的正常的感情和物质需求，具有人性解放色彩的初步民主主义思想，是与官方的反对的程朱理学相对立的，与市民阶层新思潮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在“四梦”中就充分反映了我国封建社会里人民对专制主义长期压迫的憎恨与厌恶的普遍情绪，并预示了摧毁这个不合理的制度的时刻即将到来，因而它的思想力量是震撼人心的。他上承关（汉卿）、王（实甫），下启洪（升）、曹（雪芹），既发展了现实主义，也发展了浪漫主义，并把两者的结合提高到相当完美的高度，为我国的文学艺术开拓了广阔的道路。汤显祖代表了中国民族文化在前进中走向近代新倾向的进步思想家。
汤显祖的哲学思想和政治理想，集中反映在他的《临川四梦》之中。《临川四梦》所达到的思想成就和艺术成就，为我国戏曲戏史、文化史写下了辉煌灿烂的一页，也因此，汤显祖才成为我国乃至世界上的一位文化巨人。《 紫钗记》、《南柯记》、《牡丹亭》和《邯郸记》合称《临川四 梦》”，其中《牡丹亭》是他的代表作。《牡丹亭》又名《还魂记》、《牡丹亭还魂记》，共55出，作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秋。汤显祖的巨大成就就在于塑造了女主人公杜丽娘这个光辉的典型。剧作者通过这个形象，深入发掘她的内心世界，抒发她的美好感情，传达了在明代封建专制主义的重压下广大青年要求个性解放，争取爱情自由和婚姻自主的呼声，暴露了封建礼教的虚伪和腐朽，以及它对人民幸福生活和美好理想的摧毁。汤显祖在剧中充分表现自己“情以格理”的中心思想。他明白宣称：“情不知所起。一往情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把“情至”论作为全剧主旨，歌颂“情”，而否定“理”。“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这个千古绝唱的名篇佳句，让人吟诵，齿颊留香。它和英国的伟大戏剧家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有异曲同工之妙。作者吸收了《紫箫记》和《紫钗记》的经验，而另辟新境，在创作中达到了非常成熟的境地，为中国古典戏曲树立了丰碑。《牡丹亭》问世之后，“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在明末清初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
汤显祖的戏剧早在二十世纪初叶，他的《牡丹亭》就不断地被翻译成外文，在国外广泛流传，争相上演，形成研究“汤显祖热”，在世界戏剧史上、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外，汤氏的专著《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也是我国戏曲史上论述戏剧表演的一篇重要文献。对导演学起了拓荒开路的作用。汤显祖同时还是一位杰出的诗人。其诗作有《玉茗堂全集》四卷、《红泉逸草》一卷、《问棘邮草》二卷。汤显祖不仅是是临川文化的杰出代表，也是世界文化的巨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