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川文化的人文基础

　　1993年11月由新华出版社出版的《临川县志》志首中有一篇非常别致的《才乡纪略》，对“临川文化”的人文基础有充分的叙述。

　　临川自古文风昌盛，英才辈出。早在唐朝，王勃在他所写的传世名作《滕王阁序》中，就发出过“光照临川之笔”的由衷赞叹。至宋，又因科举连捷，流光溢彩，被著名学者董震誉为“人才之乡”，民间大众俗称为“才子之乡”。

　　临川自东汉历经两晋、南北朝、隋、唐，由于历史的机缘，大书法家王羲之、颜真卿，诗人谢灵运、戴叔伦，词人冯延巳，文学家刘义庆，文学评论家钟嵘，史学家杜佑等都在这里做过地方官，对临川文化的发展产生过积极影响。

　　战争频繁的五代，北方王、李、吴、曾、晏、陈等世家大族相继避难南来，卜居临川。临川人口逐渐增多，生产迅速发展，商业、手工业日趋繁荣。到了北宋初期出现了“翳野农商”、“贾货骈肩”（张保和《罗城记》）的盛况。当时，采取“兴文抑武”的政策，大力发展文化，偏重开科取士，对科举录取的进士奖赐有加，考取状元、榜眼、探花“三鼎甲”的，更荣于作战立功的武将，一时文风大盛。在这一封建文化高涨的历史时期，著名文学家曾巩、叶梦得和大诗人陆游相继来临川居住或宦游，大力兴办教育，传播文化，这里“各地学馆林立，释来而事笔砚者，十之六七，苦读书，应科举之风。”

　　正是宋代的科举制度，导致临川人才激增。从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至宋度宗咸淳八年，临川先后有129人考取监生，205人考取贡士，525人考取举人，446人考取进士。进士中，北宋138人，占32.58%；南宋308人，占67.42%。中榜人数之多，在江西各县名列前茅。尤其是嘉定十六年一次考取12人，宝庆二年一次考取18人，咸淳元年一次考取22名，占全国录取进士总数的4%、6%和7.33%。“儒林传为美谈，公卿耸观，朝野震动，盛称临川为人才之乡。”（董震《东发日钞》）

　　宋代临川人通过科举踏入仕途，有2人官至宰相，2人膺任节度使，4人官拜御史，17人官任尚书、侍郎，10人担任知府、刺史，俱各政绩显著。特别是晏殊、王安石，不愧为“临川才乡”的出类拔萃的人物。同一时期，还有王安礼、王安国、王雳（世称“临川三王”），谢逸、谢过（世称“临川二谢”），危稹、危和（世称“临川二危”），陈郁、陈世崇（世称“临川二陈”）和汪革、饶节、邬虑、欧阳辟、俞国宝、邓名世等一批文人才士，在诗、文、词、赋上的成就也很高。据《苕溪渔隐丛话》引述《复斋漫录》：“元估中，临川谢逸过黄州关山可花村馆驿，遇湖北王某，江苏诸某，浙江单某，福建张某等秀才。四人知其来自临川，戏以曹植七步成诗，诸君七步为词相谑。逸行五步，词成，挥毫疾书《江城子》一阙于壁；可花村馆酒旗风，水溶溶，落残红，野渡舟横、杨柳绿荫浓。望断江南山色远，人不见，草连空。夕阳楼上晚烟笼，粉香浓，淡眉峰，记得年时相见画图中。只有关山今夜月，千里外，素光同。标致依水，情乎俱妙，遂以五步成词闻名江南。”谢逸与谢过、 汪革、饶节并称为江西诗派中的“临川四俊”。饶节还被诗人陆游誉为“诗僧第一”。邓名世一生从事学术研究，著有《春秋论》、《春秋类史》、《古今姓氏辩正》等370余卷，在姓氏考证上成就尤高。

　　南宋，临川“才乡”还升起一颗耀眼的明星，这就是一代名医陈自明。他善于总结前人的经验写成《妇人大全良方》24卷，成为中医妇产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又敢于创新，主张外科外敷内服，辨证施治；敢于突破禁区，最早从事“乳岩”（乳癌）的观察和研究，为祖国医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元代，临川比较著名的人物只有针灸名医席弘、法律专家张绍和地理学家朱思本。

　　明朝临川的人才迅速走出低谷，重新兴旺发达。先后有213人考取监生，364人录取贡士，302人乡试中举，166人进士及第。通过考试，先后有383人入仕，其中御史4人，巡抚总督1人，尚书侍郎8人，布政使3人，知府27人，知州21人，总兵、守将11人，担任同知、知县的，则多达136人。入仕人数有宋代130人的2.9倍。职官中，有中央的，有地方的；有文臣、有武将；有内政，有餐交；有义士，有诤臣。人才结构的群体性和多样性，“比之两宋，有过之无不及”（李绂《临川县志》序）。前有陈、罗、章、艾南英四人饱读经书，博学多才，所作时文风靡一时，是誉满江南的“四大才子”。邱兆麟与祝徽、帅机并称为“三大名士”。邱作诗才思敏捷，用词造句，常能化腐朽为神奇，别开生面；祝的文章师在王安石，劲骨奇姿，博大精深；帅机作赋即景生情，妙笔生花，所作“两颂”（《平西夏颂》、《出阁讲学颂》）、“一赋”（南北二京赋）深为明神宗赏识，“公卿竞相传抄，纸为之贵”。汤显祖是明代杰出的戏剧家。他的巨著《紫钗记》、《还魂记》、《南柯记》、《邯郸记》，世称“临川四梦”，三百多年来，一直受人称赞，久演不衰。《牡丹亭》已被译成日、德、法、英、俄等多种文本。在历史和天文学领域，也众星璀璨，引人注目。著名文史学家徐奋鹏花了半生的精力写成可与《资治通鉴》相比美的《今古治统》20卷。传到日本后，被视为“佐治之妙药，兴国之良方”，在“明治维新”中起过一定作用。著名天文学家吴昊，通过细心观察，精密计算和反复实验，纠正了旧浑天仪的误差，制成星象位置更准确的新浑天仪，其制作技术达到当时世界先进水平。明代，临川还出了许多正直、爱国人士。“一朝诤臣”傅朝佑嫉恶如仇，先后6次上书弹劾奸相周延儒、温体仁；爱国商人朱均旺，身居日本，情怀祖国，前后三次冒着生命危险偷渡过回国，密报军情，使明朝得以预先准备，及时调整部署，援助朝鲜，取得反击日本侵略者的军事胜利；傅朝佑坚持真理，朱均旺受罪爱乡，获得了“正气在临川”的声誉。

　　清王朝建立三百多年间，通过各次科举考试，临川只有187人考取监生，306人考取贡士，202人考取举人，101人考取进士。录取进士的人数是两宋的25%、明代的66%。入仕后，有37人担任朝官（御史3人、侍郎4人、内阁中书10人、翰林院8人、各部主事12人），121人担任地方官（知府5人、知州3人、同知3人、知县73人），武职（总兵、把总、镇守）9人，合计167人，比两宋多28%，比明朝少56%。这一时期，临川入仕者居高位的不多，但大都才华出众，为世人注目。一代名臣李绂，历事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历官广西巡抚、直录总督及工、户、吏、礼、兵5任，敢于断请命，弹劾贪赃枉法的河南巡抚田文镜；敢于快刀斩乱麻，疏通津沽漕运，缓解京城粮荒，政绩显著，获得清世宗“奉国罄心”的奖励。一代才士李来泰，“博学多识，工诗善文”，康熙十八年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力挫来自各地的一百七八十名儒学，夺得高奎，任四川会邡知县时，“兴利除弊，发展生产”，深受当地士民爱戴。清官马汝良，任山西黎城知县，巧断大案、要案，铁面无私，为受害者伸冤解恨，时人称“马青天”。爱国志士黄维翰，任吉林呼兰知府时，“雷厉风行查禁罂粟，力阻外轮驶入呼兰内河”，保护了人民利益，维护了国家主权，“东北舆论，交相称许”。

　　在学术界，则是“理学盛于南，文学兴于北”。李绂、纪大奎都是南临川理学名家。前者著有《陆子学谱》、《朱子晚年学谱》、《阳明学录》，力图调和朱、陆的学说；后者都很有影响。李宗翰、李联、李瑞清则是北临川诗文高手。李宗翰、李联，文学韩愈、欧阳修，摇曳生姿；诗宗李商隐，沉博艳丽，是当时江西文坛上的佼佼者。李瑞清是全国知名的教育家和书法家，他善于以篆作画，以画入篆，画花卉惟妙惟肖，绘佛更是栩栩如生，日本书画界不惜重金求购，誉灌东瀛。

　　民国废了科学，兴了新学，但临川只有300多人考取大学、中专；所聘任才，军界有2个中将，5个少将；政界有2个专员，14个市，县长；学界有12个教授、副教授。他们之中，有中将师长刘世均、“国防部”西北兵部中将总监万舞、苏鲁战区政治部少将主任周复、第38师政治部少将主任兼遂川、吉安县长杨耕经、“国民政府”立法委员黄强、三青团江西支部干事长李德廉和七行政区专员吴养愚、江西省高级法院院长梁仁杰、南昌市市长艾怀瑜。从事科技教育事业的，有北京大学工商法律系教授吴英荃、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易锡麟、中山大学经济系教授辛膺、盲人教育家万维章、乡村教育家桂瑞藩、唐式麒。桂瑞藩创办的桂桥小学，为临川、抚州、进贤、南昌、丰城、东乡、南城、南丰、崇仁、宜黄、乐安、余干、高安等13个县市培养人才，桃李满天下。经营工商企业的，有著名纺织专家朱仙舫和四川巨商汤子敬。朱仙舫长期在上海中新纱厂任职，致力改进纺织技术，提高同外国纱厂竞争的能力；以后在汉口、安庆、九江等地创办纱厂和面粉厂，为发展民族工业，特别是发展江西的轻工业作出贡献。汤子敬在重庆开设布疋、山货店和钱庄，“经营有方，成为蜀中巨富，人称汤百万，汤半城、汤财神”。这一时期，临川许多热血青年投身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和抗日救亡运动，涌现了一批彪炳史册的革命英烈，主要有：傅烈（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兼军委书记）、傅大庆（孙中山的政治的总顾问鲍罗延、军事总顾问加伦将军的翻译，曾被派到马来西亚做马共中央宣传部长）、周治中（女，中共江西省委妇女部长）、周寿南（中共临川县委书记）等。

　　新中国成立以来，军政界出了1个政治局委员，2个大区书记、1个中央组织部长、7个副省级领导、41个地师级干部、325个县团级干部；科技教育界出了2个学部委员、3个大专院校校长、81个大学教授、副教授，获得副编审、副主任医师、高级讲师、高级教师等职称的有240人。人才多种多样；既有李井泉（中共中央政治委员、西南局第一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这样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又有胡国保（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李一平（中共长春市委书记）、周峰（杭州市市长）这样一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成长起来的党政干部；既有饶思诚（江西省副省长）这样思想进步的党外民主人士，又有李世璋（江西省副省长）这样长期从事祖国和平统一活动的革命者；既有饶毓泰、游国恩、萧涤非这样的学界名宿，又有丁渝（北京大学物理教授、中国光谱学的奠基人）这样的科技明星；既有吴自强（福建师范大学教授）这样省内知名的教育家，又有傅再希（江西中医学院教授）这样的名医。虽然每个人的地位不同，经历各异，都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为科学事业的繁荣发挥了自己的才干，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在文学艺术界，也有一批新人崭露头角，黄天民是长期生活在云南的部队作家，写了多部中、长篇小说，以其委婉、热情的南疆风格，耀目文坛；杨树声是四川颇有影响的话剧导演，长期执导人民艺术剧院，导演手法很有特色；盛中国是著名的小提琴演奏家，多次在国外举行音乐会，演奏莫扎特、贝多芬、巴赫等人的名作，蜚声世界乐坛；游云谷是新华社高级记者，长期从事新闻摄影工作，作品《白鹤世界》曾由新华社发稿国外，为英、法、港、澳多家报刊采用。

　　在台、港及海外，美籍华人杨致芳（女），曾任哥斯达黎加总统经济顾问；其弟杨致赣，是美国著名的华人企业家，曾随华特？基辛格访问北京。台湾著名企业界人士王兹华，在高雄创办“启顺华钢铁公司”，分支机构设到香港、美国，享有“世界拆船大王”的美誉。

　　近年来，临川人才结构渐趋合理，出现后浪推前浪，持续发展的势头。王云森（江西农业大学教授），邓从豪（山东大学校长、教授），刘振群（华南理工大学校长、著名化学家），杨铭珍（辽宁师范大学物理系教授）等老一辈“临川才子”，仍在著书立说，为“四化”出力；许昕（江西财经学院副院长、教授）、胡循矩（核工业部第二研究设计院高级工程师），周仁忠（北京理工大学物理教授），张增荣（中国矿业大学研究生部教授），邓毓华（江西农业大学园艺系教授），梁福林（华南农业大学教授），谢强（江西中医学院耳鼻喉科教研室副主任）等一批“中年才子”已经脱颖而出，挑起大梁；“青年才子”更是一茬接一茬，方兴未艾。至1989年，临川已有134人考取国内各大学的研究生；有21人通过考试，被选派到日、美、德、法、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留学，攻读博士学位；有3742名青年大学生在学习，工作岗位上奋力拼搏，一个大有作为的“临川才团”正在崛起，显示了“才子之乡”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劲的后续力。

　　千年“才乡”逢盛世，新秀蔚起看今朝。1985年3月，中宣部主办的全国性刊物《半月谈》，首先披露了《“才子之乡”才子多》的消息。1986年9月3日，新华社播发了《“才子之乡”才子多》的电讯；12月3日，《江西日报》刊出了《寄自“才子之乡”的报告》。1988年至1989年，《江西日报》又先后发表了《“才子之乡”才子辈出--临川今年高考千人中榜奥秘》、《临川才子知多少》等系列报导。1988年11月3日，《人民日报》发专稿，全面介绍临川重视教育，培养人才的经验，使“才子之乡”名闻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