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 应 钦

于 旭︰何应钦武功之一斑

汪敬煦︰担任何敬公参谋之忆

温哈熊︰漫谈几位人物与事件·何应钦

陈桂华︰光复前后的何应钦、萧毅肃将军

 

 

何应钦武功之一斑

于 旭

何应钦的简单身世

    何应钦氏，字敬之，贵州籍，日本士官学校第十期毕业。曾在贵州王文华部下任旋长，云南讲武堂教官等职。在云南讲武堂时，与王柏龄同事，其后王柏龄为黄埔军官学校任教育长，何因亦至军校服务，任总队长。何之入国民党军队服务，于此时起。

 

第一次东征时之何氏

任教导第一团长

    何入黄埔军校时，初为总队长，当时蒋校长以何学术精深，办事干练，且作事富于责任心，尤有毅力，故颇为重用。十三年九月，蒋校长在黄埔军校成立教导第一团，即以何任团长。在教导团成立以前，广东无真正革命军，其余各省，更不用说，故教导团之成立，实为党军之肇基，而何应钦则为手创党军领袖之一也，十一月间，又成立教导第二团。以王柏龄为第二团团长。

 

东征时之教导团

    第一次东征，是十四年一月十五日颁动员令的。当时总理卧病在北平，陈炯明以为有机可乘，乃自称救国军总司令，谋袭广州，广东联军（包括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湘军谭延闿，粤军许崇智，及各建国军），乃决先东征。以滇军为左翼军，粤军为右翼军，桂军为惠州攻城军。黄埔军校之两个教导团，初不属于联军战斗序列内，后奉总理之命，参加东征，乃出发加入粤军之右翼军，盖此时蒋校长方任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黄埔与粤军较为接近故也。

 

淡水之役的胜利

    二月一日，教导团随蒋校长自黄埔出发至虎门，于四日与粤军共同占领东莞县，十三日，与敌军遇于淡水。十四日，将淡水包围，时敌军洪兆麟自惠州调主力军来援，惠州与淡水，相距不过百里，敌朝发而夕至。时淡水城虽破围，而城坚难下，蒋校是乃下令由两个教导团，各选奋勇官兵一百○五人，编成奋勇攻城队，限令于最少时间内，攻破此城，十五日早，由蒋校长亲自指挥炮兵射击，何团长又亲自督促奋勇军进攻，卒于四十分钟内，将淡水城攻下。教导团之威名，至此始闻于世，而何应钦团长之勇敢善战，亦从此传播于世矣。

 

第一次激战之胜利

    淡水城之下，固足表现教导团之勇敢善战，但尚未与敌军主力接触。教导团攻破淡水城二小时后，敌军援师大至，粤军与战不利，蒋校长乃命教导团第二团守城，何应钦率第一团御敌，激战至夜，始将敌军击败。

 

羊塘园之胜利

    二十日，何之教导团由淡水向平山进攻，适敌之洪兆麟部由平山向淡水反攻，与教导团第一团相遇羊塘园，即由何团长指挥攻击，即将敌人击溃狼狈退却。

 

棉湖之役的胜利

    右翼军（即粤军与教导团）于三月五日，完全占领潮汕，时滇军桂军通敌之事实益显。敌军林虎，与滇桂军有约，使滇军由河源老隆撤兵，对右翼军观望，由林虎回师袭右翼军，林虎所部万余，为敌军精锐。三月十二日敌人分两路由河婆向棉湖鲤湖之线前进。蒋校长率两教导团及粤军第七旅，由揭阳分两路以趋棉湖。何团长率领教导第一团，将棉湖占领，敌人乃止于鲤湖。三月十一日早，各部向敌前进，此时鲤湖之敌人，已转至和顺方面，两路敌人，已合并一处。午前八时，何团长率教导第一团进至距和顺四五里之处，将敌军阵地侦察明了后，即以第一营由正面进攻，第三营由右方进攻，其余为总预备队。但敌人阵地，得瞰攻之利，而兵力有十倍之多，教导第一团以数次战斗之后，总共不过千人，故甫与敌接触，敌即用大部兵力来作包围，第一营损失已有三分之一，官兵伤亡亦多，几失战斗力，何团长急令总预备队长刘峙，率兵一连，向敌人反冲，并命炮兵向敌兵射击，始将敌击退。自此后，敌数次向何左右包围，何团长均以总预备队少数之兵力增加而击退敌之大部。苦战至十二时，总预备队增加已尽，左翼之战况，仍在危险，此时幸粤军第七旅已赶到加入右翼第三营方面，右翼已不足虑，何团长乃亲至左翼督阵，官兵亦奋勇格斗，始达与敌对峙之状态。战至午后三时，右翼第三营与粤军第七旅方面业将敌击退，乘胜追至和顺村。不意敌之总预备队，施行返攻，第七旅一部退却，教导团第一团第一二两营，死伤殆尽，敌人乘机突进，直攻团部，此时左翼第二营及学兵连正与敌激战，而正面及右翼已无一兵，至此何团长乃收拾残余，及团部官兵共数十人，与敌作最后之战斗，而施以猛烈之射击。敌遂踌躇而不敢进，至午后五时，教导第二团已向敌之司令部攻击，盖第二团至鲤湖后，已无敌人，故由鲤湖以击和顺，适当敌之司令部也。时将夜，敌受此打击，乃宵遁，棉湖苦战，于是结局。是役也，以教导第一团千余之众，御万余精锐之敌，其危险实甚，而关系国民党之存亡者亦大，此役若败，不惟总理手创之党军消灭，而革命策源地广州亦不能保。此役当然以蒋校长之指挥得宜，而何团长之勇敢善战，尤有足多。

 

加伦将军之嘉许

    此役当敌人反攻之际，其危险实间不容发，当时蒋校长及俄顾问加伦将军，均在团部，已被敌包围，幸何团长指挥若定，危始得解。时加伦在团部观战，对何团长之作战策划，甚为嘉许；团部围既解，加伦对何奖励有加，并解所佩宝刀赠何，告何曰：「此宝刀有名于欧洲皇室，本为俄皇尼古拉二世御佩之物，欧战中之某役，余部大胜德军，故俄皇以此刀相赠，余甚宝之，今转以赠君，以资纪念。」

 

攻克兴宁县城

    林虎部在棉湖失败后，向兴宁五华逃窜，蒋校长乃率教导团及粤军乘胜追击，以教导第一团为前卫，于三月十九日包围兴宁，旋即下之，第一次东征之役，乃至此结束。

 

 

肃清杨刘时之何氏

任党军旅长

    第一次东征胜利之后，两个教导团改编为党军第一旅，因何应钦在第一次东征中厥功甚伟，故将其升任为党军第一旅旅长。

 

龙眼洞之激战

    十四年四月下旬，杨希闵刘震寰之叛迹已彰，政府即从事讨伐之设备，于是东征军乃回师广州，由何应钦率党军第一旅任前锋，十三日抵广州郊外之龙眼洞，即与敌激战，并得其他友军之援助，于二十四小时内，将杨刘所部，完全解决。

 

 

二次东征时之何氏

任第一师师长

    八月二十日廖案发生，政府统一编制，将广东军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以党军为第一军，即以蒋校长任军长；湘军改为第二军，以谭延闿任军长；建国第一军改为第三军，以朱培德任军长；粤军改为第四军，以李济琛任军长；建国粤军第三军改为第五军，以李福林任军长。而何应钦则任第一军第一师师长。

 

 

二次东征中的任务

    九月下旬，政府动员二次东征，十月上旬，东征军编成，以蒋军长为东征军总指挥，而何师长则任第一纵队长，兹将东征军编制录下：

  

 

攻克惠州

    东征军出发后，首先集中兵力以攻惠州，盖当时杨坤如守惠州拒抗革命军，惠州不下，东征军无法进行也。惠州三面环水，城垣坚厚，传闻自唐以来，未尝一破，而阨东江要害，为军事上所必争。蒋总指挥自任攻城指挥官，由何应钦任攻城事宜。以第一纵队之第三师（缺第九团），第二师之第四团，东江警备队之野炮山炮营，独立第一师（即警备军）之炮兵，第一师之机关枪连组织攻城军。十月十二日，攻坡军布置完毕，十三日午前十时，飞机与野炮开始攻击。午后二时施行总攻击，第三师攻南门西门，第二师第四围攻北门，炮兵火力亦集中于北门附近，盖因北门有陆地，容易近城脚也。惠州城之东为惠阳县城，与州县毗连，由东江警备队攻之。十三日，自午后二时激战至夜，由蒋总指挥亲自指挥炮兵，何纵队长督率攻城队，卒未能下，第四团长刘尧宸且因伤而亡，官兵死伤甚众，盖敌人防御周密，工事坚固也。十四日，计议再行攻击，第三师第八团增加北门，炮火更集中于北门，何纵队长并将攻城奋勇队从新布置，预定待炮火呈极大之效力时，则同时率队前进。计划定，十四日午后二时，再施总攻击，蒋总指挥指挥炮兵，北门城垣，为之毁坏，何纵队长督率奋勇队乘机猛进，至三时五十分第四团之奋勇队一部已登城，余乃蚁附而上，北门守敌遂逃，杨坤如率残余向东遁去，惠州乃下，惠阳县城亦继之。号称铜墙铁壁天然险要之惠州，不过卅小时竟被党军占领矣。

 

占领海丰县城

    惠州既下，东征军声势益盛，乘胜挺进。何应钦纵队长，率领第一师，于十月二十二日进占海丰。海丰为陈炯明故乡，海丰既下，陈逆之胆乃益落矣。

 

华阳之激战

    时南路紧急，第四军班师转赴南路应援。而敌人乃大举来攻，激战于华阳，第三师死伤过半，但蒋总指挥及何氏指挥得宜，卒将敌人击迟。此为二次东征时之第一场大战。

收复潮汕

    华阳之役胜利，敌之主力已被击破，加以双头河源各役，敌损失太多，何应钦指挥之第一纵队，乃长驱东下，于十一月四日，完全收复潮汕。

 

福建底定时之何氏

任第一军军长

    二次东征胜利以后，蒋介石氏任陆军总监，未几即辞第一军军长职，荐请国府任何应钦继任第一军军长。

担任东江防务

    当大军北伐之初，蒋氏鉴于东江防务重要，非有知兵大员，不足以资镇摄，乃留何应钦坐镇潮汕。但第一军大部，已随总司令北伐，故留守东江者，仅第一军之第三师，第十四师，及独立第四师之两团与五十八团而巳，步枪不过六千枝，炮不过六门而已。

 

周荫人之野心

    时福建伪督办周荫人，十五年九月间，受孙传芳之命，倾师东犯，企图占领潮梅，盖潮梅为粤东重镇。苟有动摇，不特危及广州根据，抑且影响前方作战，关系至巨也。

 

奉命入闽

    如上所述，革命军之留守东江者，仅六七千而已。而敌军则有三万余，倾师来犯，颇不可轻视。何军长以地广兵单为虑，徒事防御之无补，虽各方面相当布防，敌难遽入，然旷日持久，终老我师，且察敌势颇大，而我士气亦正甚盛，遂本革命之精神，下攻击之决心，电请蒋总司令，下令入闽。何军长奉命后，即命独立第四师师长张贞，率所部及五十八团，在饶平暂取守势，以御张毅；命中央军校潮州分校教育长王绳祖，率领学生，协同代潮梅警备司令何辑五，担任潮汕后方。并以第三师之第九团，于松江之右岸，严密布防后，即由三河坝进驻永定。

 

永定之占领

    时敌之主力周荫人已抵永定，何军长于十月八日，亲率各部直趋永定，先发制人，拟将周荫人之大本营先击破，再行将敌各部分别歼灭，而便一鼓荡平，使敌无法恢复，九日命第三师长谭曙卿，率所部进攻永定城，命十四师师长冯轶斐进攻石下坝以断峯市孙部之来援，是日永定之敌顽抗虽极猛烈，终不敌我军，仅历一昼夜，即将永定克复，周荫人仅以身免。

 

福建底定

    永定既下，周荫人主力部队，全部消灭，故不久即将福州占领，全闽底定矣。

 

担任何敬公参谋之忆

汪敬煦口述

一、筹备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

    民国三十三年，黔南事变时，军训部派我去参加何敬公（应钦）预备成立的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此时何敬公的军政部长职务已交给陈诚，参谋总长则由程潜代理。何敬公上个报告给蒋委员长说，这么多年来，没有休过假，这次回到西南，请准予二个礼拜假，回乡——贵州兴义扫墓。委员长准了，也准备第二天早上动身。就在此时，委员长电话给何敬公，因为日军骑兵先头部队到独山，汤恩伯集团军部队从西北空运至昆明，车运至贵州马场坪稳定局面。此时前方人心惶惶，尤其是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发脾气，因为十四航空队奉命轰炸一处日军指挥部，结果却发生误认日军地点，将张发奎长官部误炸惨事，一下死了二十几名将官，张发奎以为是中央故意的。委员长在电话中向何敬公说：「汤总司令请中央派大员到前方稳定军心。」并征询何敬公：「你看你去好，还是我去好。」何敬公答说：「报告委员长，我去。」委员长又说：「既然你去，那你明天一早就走。」第二天早上天未亮就出发。因此我奉命去报到时，何敬公已离开重庆，前往贵阳黔灵山开设指挥所。和我一同去报到的，还有军令部、军训部的参谋。等到情势稳定后，我们又转移到昆明，借云南农业专科学校成立中国陆军总司令部。龙云却因此而不高兴，他说：「究竟是陆军总司令大，还是我这位行营主任大；行营主任可以代表委员长，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受委员长指挥，因此也要受我指挥。」云南当地报纸也针对陆军总司令和行营主任问题发表评论，何敬公将此一问题反映至中央，中央即发表龙云为中国战区中国陆军副总司令。

 

    未发表龙云为中国陆军副总司令之前，还有一段插曲。某天晚上，司令部卫生组一位上校组长下班后，着军服到昆明市区去，失踪未回；第三天早上，他的尸首被发现弃置在云南农业专科学校前的水沟里。此案系龙云宪兵团特务部队所为（该团团长是龙云之子），目的是给中央一个下马威。等到人事命令发表之后，案子的调查也就不了了之。

 

二、卫立煌三事

㈠

    印缅间交通打通后，驻印军调回中国，远征军司令部跟着取消。卫立煌原任远征军司令部司令，当时各部队及百姓控告卫立煌的信很多，因为中央发给部队作战加给的米、罐头，不但未发，并且克扣军方补给，在昆明市内开了多家粮店、杂货店营利。总司令何敬公接获告状信之后，交代调查组彻查，结果属实。按军法，克扣军粮理当枪毙。此间，中央发表卫立煌为中国陆军副总司令，卫氏借口到成都养病未到职。蒋委员长接到何敬公的报告，曾亲自到昆明实际了解状况。何先生建议查办，蒋委员长说了一句话：「北伐的老同志现在都凋零了！」此言一出，何先生即会意蒋委员长不打算重办，于是将卫立煌所开的店悉数没收，并枪毙了远征军兵站总监陈劲节中将。

㈡

    二次大战后，美国计书题请世界各战区曾经和美方并肩作战的将领到美国参观、游历，卫立煌、孙立人等皆在受邀之列。

    临去美国前，军事委员会虽明知此行皆由美方付费，仍给了卫立煌一笔旅费。至美，卫氏见到何先生（时任驻联合国军事参谋团团长）的第一句话就是：「请你打电报给委员长，说我钱用完了。」何先生转电蒋委员长，蒋委员长马上就汇来五万美元。这样的人从小地方看，实不足以成大器，后来还当上东北剿匪总司令，剿匪失利，竟投靠中共。

 

㈢

    卫立煌赴美之际，军阶为三星上将，但他要求美国在其座车上悬挂四星（因为美国的上将是四星）。有次到某地访问，卫氏一出车门就吐了一口浓痰，美军派的礼宾官、军车司机都在旁看着。这只是小节，但由此也可看出这个人的教养了。

三、抗战末期的回忆

㈠

    远征军和驻印军在畹町会师，会师当天早上六点多有个升旗典礼，我方代表是何敬公，美方代表为窦恩将军。正在升旗时，日军在远处山头以小炮打了几发来骚扰，虽然没打中，但却表示日军还在附近。后来我们去搜索日军阵地，发现他们饿得骨瘦如材，躺在地上，奄奄一息，就是不愿逃跑，也不肯投降。此时也是我第一次看到日军慰安妇——在云南龙陵，试想想看这些慰安妇远从日本到缅甸，又从缅南到老远的北部，再从缅北到龙陵，其间艰难险阻可想而知；再者，这些慰安妇不是强迫来的，而是日本社会为了表示支持皇军，志愿参加的。由这两件事，我＃们可以看出日本这个民族的确有它了不起的地方。

㈡

    蒋委员长至昆明之后，中国陆军总司令部辖下的部队，以攻势作战形式编组，成立了第一至第四方面军及昆明防卫司令部，第一方面军司令长官卢汉、第二方面军司令长官张发奎、第三方面军司令长官汤恩伯、第四方面军司令长官王耀武。其中张发奎不愿就任第二方面军司令长官，他的两个理由是：其一，美国空军误炸张发奎司令部，炸死二十几名将官，张氏以为系中央授意，深觉对不起部下。其二，视王耀武为小孩子，不愿与其平起平坐，同为司令长官。何先生将此事电告蒋委员长，蒋委员长请张氏至重庆，当面说服他，但他仍待了两、三个月，始回广西百色就职。

    当时美军拟定反攻作战计划，其中之一案为：由菲律宾进攻大鹏湾与雷州半岛。为了执行此计划，美国分批运来二十个步兵师装备，准备给这四个方面军更新装备。结果最先装备的是不在这四个方面军系列内的第十八军。幸好这场会战还没打，日本就投降了，否则香港、广州等地可能遭到猛烈的轰炸破坏。

㈢

    就在四个方面军调动之际，日军发动湘西会战，这是日军最后一次大型的攻击行动，日军的用意在国军尚未接受美式新装备前予以歼灭。结果却是日军失败。会战结束后，何先生电告王耀武，除了战死的国军尸首移走之外，日军及马匹放置原地不动，何先生要亲至战场视察。因为抗战期间流行一则笑话，每次战役结束后，统计由各团、师、军所作阵亡日军的报告，加起来日本人都死光了。

    其后，收复独山、都匀等县，续推进至广西边境上，另一支则准备由百色出发。等军队阵势摆好，就在此时日本宣布投降。当时何先生已在百色开设指挥所，准备打雷州半岛，孙立人新一军则从贵阳下来进攻柳州，后来何先生率我们回昆明，准备受降事宜，随后何先生赴芷江，对今井武夫面授到南京受降细节。何先生赴南京系搭乘委员长的座机美龄号（C47），不是坐日本军机。

㈣

    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萧毅肃先生是一位令人敬佩不已的长官。萧毅肃毕业于云南讲武堂，始终在西南部队，未至中央。何先生曾问过讲武堂的负责人，该堂创办多年，那个学生最出色？负责人回答：萧毅肃。当时何先生在重庆担任军政部长兼参谋总长，即下令调萧毅肃为总长办公室高参；中国陆军总司令部成立后，又调之为参谋长，按照道理，这个职务，应该找一位懂英文的，但何先生以萧非常优秀而任用他。萧先生虽然一句外文部不会说，但是美国人却十分佩服他。

㈤

    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冷欣有段故事。冷饮是个才子型的人物，在他担任江苏省政府江南行署主任期间，有个同期同学带部队准备去苏北作战，临行前托冷欣代为照顾家眷，结果同学阵亡了，他的夫人也被冷欣给接收了。此事引起同学的公愤，纷纷写信向校长——蒋委员长告状，委员长批了六个字：「无耻！永不录用。」于是顾祝同长官撤其职衔。冷欣携眷直奔后方找何先生，何先生知悉此事，也不能犯众怒，结果派给他个黑官——「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师生间的情谊由此可见一斑。

    何先生收容冷欣之后，先是派冷欣负责南京前进指挥所事宜，直到受降结束。受降书还是派冷欣送至重庆呈委员长，委员长这时才原谅了他。行宪后当选国大代表。

四、何敬公与清剿共党计划

    抗战胜利后，蒋委员长知道共产党终将称兵作乱，就交代何先生草拟一份清剿共产党计划，为了这个计划何先生还特别去拜访日本驻华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冈村建议何先生千万不能对共产党大意，更不要轻视他们，他并举了一个战例加以说明。他说：日军曾动用两个正规师团的兵力，清剿共产党盘据的冀察晋边区政府老巢——河北省阜平县，先前准备了几个月的时间，发动攻势进去后，结果，日军虽包围又包围，打到最后，共产党都跑掉了，俘虏不到一个人。冈村又说，当时他不懂为什么，明明中间有共产党。后来发现村庄和村庄之间都有地道，你包围这个村庄，他跑到那个村庄，共产党像老鼠一样，钻洞到处跑。冈村也提到日本在中国东北装备和训练伪满洲国军队三十个师，十分精锐，战力不差于日本军，应予重视。

    何先生鉴于共产党这么刁钻，且国内经过八年抗战，民穷财尽，百废待举，因此衡量轻重后，订了两年清剿共党计划。计划拟好之后，派萧毅肃专程赴重庆呈给委员长（当时蒋委员长和政府各部门还在重庆，祇有陆军总司令部到南京接受投降），过了许久仍无下文，于是何先生向侍从室主任林蔚询问该案是否已批？林蔚答复说：「还没批，批了再告诉你。」

    此计划的内容，大概是分二年三阶段逐步将共产党消灭，计划中并没有提到要动用日军及伪军加入剿共行列，因为就在拟定此计划前不久，国共军队在安徽北部发生冲突，我新六军配备正规美式装备，以一连兵力就把一团共军打得溃不成军，因此该计昼是纯粹以国军来担任剿共任务，不过它的重点在分二年三阶段来实施，可说是采纳了冈村宁次的忠告：小心应付，绝不噪进。

    此时陈诚另外提了一份六个月消灭共产党计划，陈诚以民国二十年代江西剿共的经验，认为共军不足以抵挡装备机械化的国军，殊不知此时的共军经过多年休养生息后，早已今非昔此。魏德迈将军则提出先肃清长城以南共产党力量，然后再向北推进至塞北、东北地区的计划。唯此计划遭到东北籍中央民意代表反对，他们认为抗战即是为了收复东北，此时战争既已胜利，为何却划地自限？

 

    委员长心理很急，希望赶快把共产党问题解决；因为在他的心目中要很快实施宪政，如果剿共作战拖得太久，并不符合他预订的时间表。当时担任国防部第三厅厅长的共谍郭汝瑰，即揣摩委员长希望愈快愈好的心理，建议委员长采纳陈诚的提案。因为他了解共军战力强大，决非国军短时间所能消灭。这就是何先生的计划所以迟迟未见批示的原因之一。

 

五、驻联合国军事参谋团团员（三五、八－三七、七）

    抗战胜利时，我在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当参谋，稍后中央发表何敬公为驻联合国军事参谋团团长。我以抗战既已胜利，准备回学校念书的计划向何敬公报告。何敬公却答以：「你还是跟我去美国好了。」我说：「我还是想念书。」何敬公又以坚定的语气对我说：「你先跟我到那儿工作一年再说。」长官既真诚相邀，遂不便拒绝，同时也推荐同期同学郑学燧加入（清华土木系学生，来台后曾任国防部后勤参谋次长）。

    当时何敬公组成的代表团，陆军的阵容相当不错，如陆军组组长刘廉一（作战参谋次长）、余伯泉（三军大学校长）、陈桂华、郑学燧和我。到美国后，原代表团有二位参谋不错，一位是胡炘（驻新加坡代表），另一位是温哈熊。当时何敬公用的参谋没有一位是他身边的，也没有一位是有什么关系的，可以说他是以长官身分调集了这些人。刘廉一在山东担任第八师师长；余伯泉从广东余汉谋部队来的；陈桂华是陆军大学十八期第一名毕业，派至参谋总长办公室服务（时总长为何先生），一直跟到昆明、美国；郑学燧从军训部调去；我则在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任参谋。

    空军方面有毛邦初，原在中华民国驻华盛顿军事代表团服务，此时又兼驻联合国军事参谋团空军组组长。

    当时中华民国在美国境内的军事机构有三：一是驻美武官处：两邦交国间设有大使馆，大使馆设有武官处，属军事参赞性质，正规外交系统的单位。二是军事代表团：二次大战时，中华民国与美国属同盟国，因此，我国派有军事代表团驻华盛顿，负责联络军事作战事宜，该团直属军事委员会，和大使馆无关，首任团长为熊式辉，团员有徐培根、金镇、蔡文治、毛邦初等人，战后第二年即结束。三是军事参谋团：根据联合国组织法，联合国设有安全理事会，安理会下有军事组，由五个常任理事国组成，每一国派有军事参谋团，负责军事组作业。原先军事参谋团团长都由军事代表团团长兼，如商震；到何敬公时则以参谋团团长兼代表团团长，因为此时代表团即将结束。

    二次大战时曾有过这样的笑话：我们基于美国对德日宣战，因此派去的都是对德日有相当研究的专家，如：徐培根，德国陆军大学毕业；熊式辉，日本陆军大学毕业；金镇，日本士官学校炮兵科毕业；蔡文治，也是日本士官生。这些人到了美国后，美方却很为难，他们认为德日专家他们也有不少，就是缺少中国专家，而这些人都阶级太高，对中下阶层的作战后勤计划有些隔阂。

    美国参谋本部有很多项目要求我方军事代表团解释，帮助他们了解中国战区状况，因为他们是准备到中国战区来作战。因此他们提出的问题不是德日的问题，而是中国战区的问题。我方派去的长官，大问题了解，细小的问题就不够深入，而我们这些赴美受训的年轻军官，出身连队，因此就把我们接到华盛顿去，帮军事代表团回答问题。由此可显示出一些问题：驻外人员第一条件，就是要对国内状况相当了解，可惜我们很多驻外人员一任一、二十年，根本对国内情形脱节，小孩也在外国受教育，与本国生活习惯格格不入，最后则是流落异邦。别人对中国不了解还说得过去，我们的驻外人员代表的是中华民国，怎么可以不了解自己本国呢？这是值得我们深自警惕的。

    抗战胜利后，美国对我们是有援助，但美国每次援助，后面都栓个小绳子（有附带条件）。听我的，我就给你，不听就不给。因此美援到最后把所有国家都得罪了，所以人家说美国人做朋友很困难，做敌人很容易。

    实际上的美援分二个系统：一是军援，一是善后救济总署。例如：当时除了蒋廷黻主持的善后救济总署外，军方也成立一个单位专门处理如何把几百万日军、日侨送回日本，我方建议称为日军日侨善后处理委员会或善后处理署；美方却不同意，而要称日军日侨后送指挥部，其实处理这个问题，何只后送而已，但美方却坚持要如此称呼。

    到美国一年后，我又向何敬公报告想回学校念书，何敬公说．「念书未必要念文学校，在美国念军事学校也可以。」何敬公并打电报给蒋委员长说：「有个参谋汪敬煦，他的条件可入美国陆军参谋指挥大学进修，请准予入学。」获得蒋委员长同意后，我就从代表团到参谋大学进修，我的身分由少校参谋变成入学学员，待遇也从三六○美元降到一二○美元。

    此时美国陆军指挥参谋大学恢复了正规班，足足十个月课程；原先二次大战需要参谋人员很多，美国陆军参大就把课程分为四组：参一人事，参二情报，参三作战，参四后动，三个月即结训。战后时间多了，也就恢复原有的正规班。我念的是第二期，第一期的学长有黄德美、卢福宁等，和我同期的则有谢肇齐（陆军官校校长）、黄占魁（后勤参谋次长）等九人。

    在正规班前七个月上一般课程，后三个月分科教育，我被分到人事行政管理组。因为同班的老大哥们都不愿分到人事管理组。毕业返国后，当然也就分发到管人事的第一厅。

    以上《担任何敬公参谋之忆》，原题《担任何敬公参谋》，是以《汪敬煦先生访谈录》（新店：国史馆）同名一章内容全文为底本完成数字处理；首发【彰往考来】，收入【析世鉴】时对数位初稿中未及校正的若干讹误作了订正。

漫谈几位人物与事件·何应钦

温哈熊口述

    一九三五年先父奉命在江苏海州重整税警总团，并担任总团长，后来因先父奉命赴南京将官班受训，所以这项职务又交给第二师师长黄杰。税警总团后来由四团增加了两团，之后再增加三团，所以就有三万多人；以后继续扩大成两个支队，规模等于两个师。不过这时我年纪尚小，但在家里就常听说老总统有意调动我父亲的职务，于是造成两派人马在那里斗争，一派是何应钦（我作梦也没想到后来我会去当何先生的参谋），何应钦要他的侄子何绍周（军校一期，是第一支队的支队长，在团长之上）接任我父亲的职务；另一派则是关麟征、胡宗南、黄杰等人，他们三人那时已经形成一个小集团。而老先生显然是比较偏重于关、胡、黄这个集团，因为他们都是老先生的子弟兵；何绍周虽然也是黄埔一期，但因他是何应钦那边的人，老先生对何应钦本就存有很大的戒心，尤其是在西安事变之后，老先生对何应钦很不谅解，但何敬公也真是冤枉。我们读近代史便能做出不偏不倚的判断：当年是居正、于右任等大老看张学良、杨虎城等人竟敢劫持元首，认为这还得了，所以才要讨伐他们。但由于蒋夫人与宋子文说绝不能动张、杨两人，免得他们心一横，就把老先生给杀了。所以老先生对何应钦的不谅解根本是个误会，何应钦根本是替人家背黑锅。

 

    何敬公在一九四五年将总长职务交给陈诚后，逐渐位高而无实权，只剩中国陆军总司令一职，且到了美国。可是老先生在一九四八年又叫何先生回来当国防部长，反过来接白崇禧的位子（白崇禧原来是何先生的部下），实在很叫人感慨。何先生为人十分深沉，当时他虽然嘴上没说，但我们都知道他心里闷闷不乐。这事宛如昨天，往事历历在目。我记得何敬公回国以后，正好在一九四九年孙内阁辞职时，老先生决定要敬公当行政院长，当时敬公并不愿意，因为谁都看得出来那时国民党大势去矣。我还记得当时何夫人说：「这职位绝不能当，分明是要人跳火坑嘛！」凭良心讲何夫人比何先生能干，且十分果断。最后何先生还是打鸭子上架，兼任国防部长一职，其实他是一百个不愿意。所以后来何先生再接行政院长一职的时间也很短，因为实在大势已去。

    何敬公在接行政院长之前，还曾经专诚到奉化看望老先生，那天老先生邀他一起吃中饭时说：「你可以去（按：接任行政院长）。」老先生是个很复杂的人，他跟你说东，你千万不要真的往东去，一定要表示你的忠贞，要往西去才是。但何先生为人很率直，老先生如此说，他就决定去了，即使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敬公在搞政治这方面，根本不是老先生的对手，当他从奉化回来以后，老先生曾写了一封信给他，内容大约是说：国家局势如此，非常需要你，所以你应该前去接任行政院，我也支持你去。这封信后来何先生一直留着。他到台湾以后，每当过生日时，都会把老先生写给他的那封信裱了框摆在客厅极明显的地方，好像无言的抗议，好让人家都知道当年他实在是不愿意去，而是老先生要他去的。但何先生终究是弄错老先生的意思，老先生的意思其实是：「我叫你去，但你若忠于我，就还是别去。」老先生是这样的人。所以像孙立人将军那样比何先生还直率的人，有时往往得罪了老先生还不知道，最后才会被老先生给压下去。我及今想想：只是因为人跟人之间的不和，而导致国家的损失，实在也很令人感慨。老先生对孙立人、吴国桢，及叶公超等三人的处置方式，都不很高明，但其中最惨的还是孙先生。

与何应钦有关之问题

    刘：听说抗战的时候，何敬公曾经贪污、走私，还利用滇缅公路走私鸦片，不知您有所闻否？

    温：我觉得人都有一个很大的弱点，就是喜欢讲别人的坏话，而且凡是讲别人不好的事情，大家都很容易接受，所以这里面就有很多混淆不清的事。其实何家也算是共党所称四大家族之一，但今天他们在台湾过的生活却不如孔家，假如说他过去真的有贪污走私，他们的生活不会这样。敬公是一个很忠厚善良的人，也是个规规矩矩的军人，当初老总统利用别人来对付他，他却从来没有讲过老先生什么。

    刘：您在何敬公身边时，有没有听过他谈到与桂系的关系？

    温：他没跟我说他和桂系的关系，但桂系的人我却常见到，因为那时他们来找敬公，而敬公也必须要见，尤其是李宗仁、白崇禧等人更不用讲。不过我在何先生身边当侍从参谋，多少也知道一点，何先生跟他们是没什么私人往来的，在那时候，任何人要是与李宗仁多往来一下，老先生怎么可能会不知道呢？所以说这话对何先生并不公平。何先生是忠厚长者，不是个调皮捣蛋的人，而且还是很厚道的人。

    何先生去世的时候，经国先生曾交代要把他葬在五指山，本来他们家兄弟何纵炎在北海墓园买了一块地，何夫人去世时就葬在那儿，因为那块地比较大。在何先生以一级上将的身分葬在五指山公墓之前，经国先生也特别允许何夫人也移灵到五指山，与何先生合葬在一起。然而不料何夫人移灵一事遭到北海墓园有关方面极力的反对，因为他们认为墓园是只能进不能出的，但他们反对没用，何家的人还是在考虑，我跟他们说：「你们别再考虑了，这可是国家元首给你们的特别荣誉耶！」所以后来何家的人也同意了，先把何夫人移灵到五指山公墓，之后再将何先生安葬于同一处。

    刘：能否谈谈何敬公来台以后的贡献。

    温：何先生来台以后，就已经不在政治圈里了。但据我所知，日本人对他还很尊敬，因为他曾担任日本受降的我国代表，而且他过去也是日本留学生。

光复前后的何应钦、萧毅肃将军 ——兼忆先总统蒋公父子与我

陈桂华口述

    我是陆军官校十一期毕业，二十九年考取陆军大学，三十二年毕业，八月开始给何应钦将军做侍从参谋，前后有六年的时间。

    抗日战争时，老总统是中华民国军事委员委员长，下有参谋本部，参谋总长即何应钦。另外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也是蒋委员长，参谋长是美国的魏德迈，底下有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由何应钦兼任。

    何敬公要求参谋的条件是要学校成绩好，会写文章。何敬公是参谋总长，有很多讲演和讲话，参谋要会帮他写稿子。我陆军大学毕业考前几名，我还参加军事论文比赛得过第一名，所以，他选了我去。

何应钦突然遭到冷冻

    三十四年，胜利后接受日本投降，敬公的勋业正是最高锋时，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时候，突然被调下来去美国当联合国代表。当时，他也难过。

    我记得很清楚，有一天下午三、四点钟，何敬公去总统官邸开完会回来，一看他的神情，很严重的样子，一句话没讲。我和他同一个办公室，我在门口摆一张桌子。他一进门，就把条子交给我，告诉我，「该怎么办，交代下去办好了」，我打开条子一看，是委员长的手谕：「一、派白崇禧为国防部部长，二、派陈诚为参谋总长」。

    到五点钟，他就问我，有什么公事没有？我说没有，他说，没有，我们下班好了。我赶快按铃，通知司机和警卫，请他们临时准备，因为何敬公从来没有这么早下班。

    回公馆的路是出校门一直走，结果一出门，他就叫司机「右转弯」，两个右转弯，就到陆军官校后面的小山坡。何敬公一下车，一路走上山顶，东看看，西看看，一句话不讲，又走下来。当时汪敬煦（前国安局长）和我两个人是参谋，我们互相碰碰手臂小声说，不要讲话。

    第二天是礼拜天，早晨他说，「打猎好了」。我们赶快准备枪，以防土匪，还带一班宪兵。到了玄武湖打飞鸟，小鸟很难打，都是忽高忽低，忽左忽右这样飞的，但何敬公都打中。打猎的时候，一点难过的神情都没有。打到中午，坐下来，他说，「把宪兵找来，一起吃！」谈笑风生，一点难过心情都没有。

    仗打完了，日本投降了，是最光荣的事情，忽然被调下来，好像退休一样，但他表现出大将风度，他不恨任何人，也不恨委员长，这一磊落风范，很难教人忘记。

    敬公有一些不为人知的小故事。何敬公夫妇感情很好，敬公每一次出去打仗，离开家的时候，何夫人一定拿红玫瑰插在他胸口口袋上。

    三十二年九月，日本人从广西就要打进贵州了，贵州和重庆都没有部队，有的话，都在几千里外，怎么调？这时候，委员长开紧急会议，说明这个危机，并问：「谁愿意到贵州主持这个局面？」委员长问了两次，都没有人讲话。

    委员长好像有点不高兴，他说，「好啦！你们不去，我去！」何敬公这时候才讲话，他说，委员长身为国家统帅，不能去，不能离开陪都。没有人去，我去好啦！委员长说，好，你去好了。

    第二天一早要出发了，我看见夫人摘一朵红玫瑰花插在他口袋上。一直到美国以后，敬公才讲出来，她每一次都这样藉花给敬公幸运，结果，每一次他也都打胜仗回来。

 

何应钦的政治第二春

    还有一件事情，何敬公在云南被刺杀过，一颗子弹留在他的肺里。他到上海给一位法国医生医疗，那时医药不发达，医术不高明，医生不敢开刀去取，祇能调养。医生预测何敬公只有五年的生命，请他要好好保养。

    正在养病当中，十三年，黄埔军校成立，老总统找他，他就跑去黄埔当少将总教官。军校训练很严格，一早要出操，为了保养身体，何夫人每天炖一只鸡给他吃；但出操不能吃，怎么办？就在操场附近租一个小房子，小房子有个窗，夫人把鸡炖好摆在窗旁边，敬公巡视完毕，就偷偷去窗边喝鸡汤。他们夫妇情深，一点都错不了。

    何敬公到美国之后，跟我们开玩笑说，「五年？五十年还不止哦！」最后他活了快一百岁。

    我跟随何将军到美国驻联合国，三十八年，政府已退到广州，老总统打一个电报叫他回来「共商国事」，何敬公当时不知道什么事情，原来回来做国防部长，跟着又做行政院长。他回来，我也就回来了。

    到台湾后，我曾调去「实践学社」受训，我成绩比较好，被调去总统府和士林官邸服务，当侍从参谋。老总统第一次召见我是在他家里，我很紧张，但是我看总统嘻笑眼开的样子，很祥和，对我笑笑地讲，他问我，「你是不是广东人？」我说是啊！总统说，「你讲慢一点，不要太快，没有关系，说广东话也可以，我听得懂」，我心里好感动，他像一位家长一样。

    总统外表很严肃，心里很慈的。我当侍从参谋一年后，他送我和马安澜等人出国读书，过节时，以夫人名义，送我们每家两千元。

     蒋公治理国家的风格是忠诚不移，终其一生，无论对党、对主义、对领袖、对人民、对国家，没有不是忠心耿耿，真诚竭虑。平常除了孝文、孝勇跑来和他下下棋、玩玩以外，没有私人生活，整个时间都是开会、见客、自己研究，有空闲时就读书。勉强说有私人生活的话就是下午六点钟，和夫人出去散散步。

蒋介石聘日本教官教战术

    蒋公公余之暇，喜欢读书，尤其喜欢读古书。有时候散步，到我们武官室的小山坡上，围着武官室绕圈子走。那时，秦孝仪和沈锜两位秘书跟着他，蒋公一路走，一路哼诵四书，哼的哼，记不得了，就马上问秦孝仪，「后面一句是什么？」秦孝仪是文学究，对古书很熟的，就哼「子曰……」。所以，蒋公对大学、中庸随口能诵，涵养很深。

    我曾受训的「实践学社」，是老总统在石牌成立的军事训练机构的代号，请了一百位日本教官来教我们的将领如何去固守台湾和反攻大陆。日本陆军大学十大名教官，我们请到了两位，一位是总教官白鸿亮，一位是范健。他们来都取中国名字。

    当时，美国援助我们的祇是训练兵器，美国的战术我们不能学，他们是富者之战，我们国家穷，不能学富者的打法，我们没有本钱拼命去丢炮弹，祇能偷偷摸摸利用夜黑风高、打雨打雷，对方不注意时去攻击。所以，总统看出来，以我们国家的力量不能用美国的战术，祇有靠东方的战术，所以请日本教官来，成立实践学社。

    我在军中历任师长、军团参谋长之后，调到实践学社当教育长。当时班主任由参谋总长彭孟缉兼任，他没时间来，实际负责人是何世统中将，副主任底下就是教育长。

    先总统蒋公很重视实践学社，差不多每个礼拜都要来两三次，而且来时都要召见学员。后来，一方面训练得差不多了，一方面美军也不同意，不高兴，实践学社奉命要结束。那段时间，何中将患癌症，住医院，所以，由我负责结束实践学社。

    结束后，我一个人没有职务，回家了，住在家里候差候了一个多月。教育长的官阶是中将，不好找缺，我也不急，后来，彭孟缉先生过意不去，告诉陆军总司令高魁元说，陈桂华到现在还住在家里，找个事情给他做好了。

    高魁元第二天找我去说，你的职位很高啊，陆军中将啊！我也找不到缺，我这里只有一个额外副参谋长，上校职，你干不干？我说，「干啊！」高魁元很惊讶，又问，「你真干？」我说，「干啊」。第二天就去报到了。

    不晓得怎么样，这个事情给经国先生知道了，一个多月后，他找我去救国团问，他说，「委屈你了」。他问我，「还愿意去做副参谋长吗？」我说愿意，他问我为什么，我说，这个时候，国家危难，国家给我们一个机会服务，我们不要计较职位高低。他很高兴说，「那好，好，好」。还送我一本外国书，他说他也不懂。我就回去了。

 

蒋经国的知遇之恩

    不到两个月，经国先生就调我去当国防部人事局长，接易劲秋的遗缺。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可能与我和他的谈话有关。我们曾谈到军中后勤支持的问题，我很简单说，现在后勤支持完全靠美国，买的是美国的装备，接受美国的训练，也受美军顾问团的支持，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经国先生问我为什么，我说，如果美国不同意反攻，不帮助你，你怎么办？他又追问，该怎么办？我说，赶快利用机会，自己秘密成立自己的补给支持系统。否则将来有车无油、有炮无弹，装备都是空的。经国先生好像很听得进去。

    我当了国防部人事局长以后，五十四年他也调任国防部部长，等国防部人事局并进人事次长室，经国先生就把原来的人事次长调出去当军团副司令，由我调次长。

    后来，五十七年他调行政院副院长，我还是在国防部当人事次长。老总统那时住在医院，把军中人事调动案就交给经国先生。所以，每个月我都要去副院长室两次以上，把国军将领调动的腹案向他报告，请他决定。他能决定的就决定，他不能决定，他会去和总统报告，回来再决定。

   六十一年六月他调行政院长，五月底，我循例去向他报告国军人事调动案，报告完了以后，没事我就要走了，他说，「等等，等等」，然后说，「明天你到行政院人事局去」，我楞了一下，他叫我去人事局做什么呢？传一句话？问什么问题？

    他看我还坐在那里不走，他知道我不懂了，他就讲，「你明天到人事局接局长」，我才懂。我没吭声，他也没再继续讲话，我站起来走了，快到门边，他「吔，吔，回来，回来」叫住我，又交代一声，「你明天不要穿军衣去哦！」证明他很关心这件事情。

    七十三年，我再调任铨叙部部长也是很出乎意外。那一年六月，俞国华先生发表当行政院院长，我提了辞呈，理由很简单：我当了十二年的局长，应该交棒了。俞先生没有批，他还请示过总统，总统说留任。

   八月底，距离九月一日两三天的样子，总统在总统府召见我，问两个问题，一个是待遇，一个是员额的问题。说明以后，他也没有说什么。

    我要起来离开之前，他问了我一句话，「你贵庚多少？」我说，「六十六啦！」总统说，「你都六六啦？」我说，「是啊！」他又问，「你当局长好久啊？」、「我当了十二年」、「哪有这么久啊？」他还不相信，我说，「报告总统，总统您当院长六年，孙先生当院长六年」，他答，「哦！哦！」就没再吭声了。

 

蒋总统下条子调动政务官

    平常这种谈话也很多，我也没奇怪。第二天上午十点钟，俞院长找我到办公室，告诉我说，「昨天你见了总统以后，总统下了一个条子，要把你调到考试院去当部长，你知道吗？」我说不知道，他说，「沈（昌焕）秘书长告诉我，让我告诉你的」。

    就我主管多年人事行政业务的了解，没有人比经国先生更重视军公教待遇的提升。过去，国家对军公教待遇调高没有计划的；每一年国家总预算多少，再看各单位需用多少，有无剩余，有剩余，拿一点来调整。

    但蒋先生不这么做，他要我们订五年待遇调整计划。五年计划怎么来的？有一天他召见我，谈十大行政革新指示，「一般公务员对我这个十大行政革新的要求，有什么反应没有？」

    我说，「一般的反应不必太去重视它，因为他们都了解院长的要求是避免他去舞厅、歌厅，自己的薪水不够，为应付这些意外浪费的支出，被迫贪污。他了解您的心隋，他会谅解您。不过，公务员希望院长帮他做的事情，您帮他，他会更谅解您的苦心」。

    蒋院长就问，「他们希望我做什么事啊？」我说，「待遇改革」，他说，「对，待遇要紧。你看看，做一个计划，怎么来提高待遇」。因为院长任期六年嘛！头一年已过了几个月，再规划一下，就祇剩五年，所以，才做五年计划。

    我记得他有个私下的指示很好。他跟我说，我们应该把军公教人员的待遇看成是国家的投资；要想改善公务员待遇投资一百亿元，将来国家公务员的工作效率会提高不只一百亿的价值，不要有改善待遇是给公务员恩惠的观念。这段谈话是经国先生为了要我重视待遇改革而说的理由。

    谈到待遇，我想起一件趣事。我判断经国先生根本搞不清楚他有多少薪水，因为他搞不清他有多少特支费。

    六十一年他上任行政院长不久，忽然间，不知道为了什么，蒋院长当面交代我说，「要他们去体格检查」，我请示他什么人去好，他说，「司长以上的人去好了」。

    那是第一次政府机关高级人员体格检查。人数很多，一算账，花了八十几万元，院长当初说，「叫他们去检查，我的特支费付好了」，我就去向行政院第七组要了。

 

蒋经国小事胡涂

    第七组主组长管他的荷包，王组长说，「糟了，他的特支费只有四十几万」，我说，「院长讲的啊！拿特支费付啊！」王组长说，「他根本不晓得自己有多少特支费」。以后，就不敢再给司长级的人身体检查了，只给部次长。

    关于「学者从政」，据我所了解的几位总统和行政院长，都主张学者从政，起码不反对。

    我当老总统待从参谋的时候，我发现有时候他自己从柜子里拿一迭人事资料出来，后来又发现他召见人时常问，「你有没有人可以推荐啊？」他觉得可用就记下来，摆进自己的资料。每年军职、文职人才保举，他也会过滤，挑出好的摆进他自己的资料里。

    经国先生也有一个小本子，召见人也会问可以推荐谁，问到合适的，就会记下名字。对学者也不例外。他会向人事局指定要某些学者的数据，人事局配合的做法就是建立学者人才的候选名册，不断更新、补充。遇有出缺时，我们还真会建议，每次提三、、五位，多了，他骂你，做什么参谋！

    多位总统和行政院长中，孙运璇院长比较积极主张学者从政，他一向嘴巴常说要多用学者专家。记得有一次，人事局副局长刘冶之退休，我请示孙院长补个什么人好，他说，补个学者专家好了。他说，你人事局要以身作则，给其他部会做示范。所以，后来，我报了高雄师范学院院长薛光祖继任人事局副局长。

    公务生活中我最敬佩的人不出我的长官蒋公、经国先生和何应钦将军。除此之外，我也很敬佩前副参谋总长萧毅肃。

    抗日时中国战区最后一个作战计划，也是中美陆军唯一的一次联合作战计划是萧毅肃拟的。那是三十四年的事。中美会报完成以后，计划的纲要出来了，但国军要有我们的自己的作战计划，这项工作当然由陆军总司令部作战处拟。

    作战处长和科长写好以后，交到参谋长萧毅肃手上，他看完不高兴，叫人去把他们两人找来。萧毅肃脾气很大、很大，找到办公室之后，把卷宗一摔就摔到地上，喝说，「赶快拿走」，科长把公事拣起来，跟着处长走了。

    走了怎么办？作战处长找我出来，把状况告诉我，问我是不是萧参谋长向总司令何敬公报告，总司令不满意，问我有没有听到。我说，没有看见公事啊！没经过我的手。我又说，不要管萧参谋长了，他脾气发过以后，就会告诉你，之后你再改。

    快下班时，萧毅肃来总司令办公室说。「报告总司令，今天陈参谋有没有事？」何敬公说「没有事」，萧毅肃说，「没有事的话，今天晚上，我请他到我家吃饭」。

中华民国的两大参谋长

    那天，我就没随敬公回去官邸，跟萧毅肃下班了。好，那倒霉了。到他家里把门一关，他命令我，「吃饭」。吃完饭，跑到书房，墙上有一张地图，他命令说，「好啦！我念你写」，我问写什么，他说，写作战计划。

   「先写方针」，我依他命令写，写好，他叫我念，他听了以后，有时说「对了，对了」，有时说「不对，不对，改」，就这样整整搞了一个晚上，到天亮搞成以后，他说，「你拿回去给总司令批，你报告总司令，我昨天晚上没睡觉，我睡觉，上午不办公了」。我心里想，你不办公，我要办公。现在想来，还有点挺不高兴。

    总司令看完批可，我拿来交给作战处，我跟他们说，你们好好看着，这个计划是我和萧参谋长两个人在他家里搞了一晚上，我不相信他记忆力这么好，能记得后勤仓库存了多少米、多少油、多少弹，我也不确定他记得步兵、炮兵的位置都很对，部队有多少距离，需多少时间，这些都需要数据，要算出来，不能凭空想，你们确实查一查。查完之后，发现不对，赶快告诉我，我再去向他报告修改。

    结果，他们回去算了半天，最后回来说，没有错。我心想，真了不起，你说是不是值得佩服！军中有所谓两大参谋长，一位是郭寄峤，一位就是萧毅肃。

    中美反攻联合作战计划是我帮他写的，所以，我记得比较清楚。当时要歼灭的是日本的华南派遣军，主力驻在广州、香港和九龙，我们的主力部队集中在广西，司令官何敬公在南宁，共有三十六个师部队。

    计划是往东打广州，但我们部队都是美制装备，汽车要汽油，大炮要炮弹，都要靠美军供给；空军补给量很小，需要海运补给，要海运，就要先打下南方海南岛的海口，再由美军从菲律宾船运过来，所以，我们的先遣部队就先打下海口，打开美援的补给海口。先遣部队即孙立人的新一军，已经出发了。

    第三战区的顾祝同部队在北方的江西，准备越过武岭，侧面打广州，以牵制日本。

    美军则由菲律宾出发，空军先炸大鹏湾，陆军再在大鹏湾抢滩登陆，之后一面打香港，一面攻广州。不过这场战争，打海口的先遣部队动了，其他部队都没有动，因为日本投降了。如果日本晚些投降，这场战争打了，就没有今天的香港和广州，非被炸平不可。

    日本投降，在南京的受降书，又是我在萧毅肃家里写的。受降书没有前例可循，没有规范，也没有标准，别的人写不出来。受降书内容非常多，一条一条写下来，等于是一部法规一样，写些部队在什么地方集中、炮弹如何缴库、在什么地方缴给什么人。

 

何应钦向冈村宁次请教如何剿共

    抗日胜利后，剿匪计划也是我们雨个人做的，但这个计划没有交下去。

    那时，蒋委员长和政府各部门还在重庆，祇有陆军总司令部到南京接受投降，蒋公知道共匪要叛乱，就拟计划要对付共产党。当时，我们并不知道他把计划交给两个人拟，一位是何敬公，一位是军政部部长陈诚。我们祇知道交代何敬公拟，敬公再交给萧毅肃，他再把我抓去帮忙。

    为了这个计划，何敬公还特别去看了一次日本驻华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日本军队还未送走，司令官不能走，总统礼遇他，还是让他住在原来房子裹。

    何敬公问他，过去日本人对付共产党用什么办法？冈村宁次告诉何敬公说，你千万不要对共产党大意，不要轻视他。

    冈村宁次讲了一个战事给我们听。天津、北平、郑州和徐州四地由铁路围成一圈，共产党常从内攻击铁路，抢军械，所以，日本派了四个师去围剿共产党的一个中队。结果，日本军包围了又包围，打到最后，共产党都跑掉了，俘虏不到半个人。

    冈村宁次说，当时他不懂为什么，明明中间有共产党。后来发现村庄和材庄之间都有地洞，你包围这个村庄，他跑到那个村庄，共产党像老鼠一样，钻啊跑啊！共产党的战术是打得过你，就打，打不过你，就跑。

    何敬公回来，想了半天，就交给萧毅肃。我们很清楚蒋委员长心理很急，想赶快安定国家，消灭共产党，但事实上，共产党这么刁难，时间必须晚一点，我们衡量轻重，在这两个矛盾之下，订了两年的剿匪计划。

    萧毅肃把这个计划亲自拿到重庆给总统，结果，总统回南京，萧毅肃跟着回来了。何敬公问萧先生说，计划批了没有？萧先生说，没有指示。何敬公又问，会不会是总统太忙了，没有指示？萧先生说，不会，我跟他从重庆飞回南京，飞了五个小时，在飞机上也没有跟我谈。

    何敬公心里很纳闷，但没敢催。等了一个礼拜，还是没有批下来。何敬公就去问侍从室主任林蔚。敬公当军政部部长时，林蔚当次长，所以，敬公偷偷问林蔚。

    林主任告诉敬公，「您不要问了」，何敬公说，为什么？你让我拟作战计划，总要有个着落。林主任才说，委员长不采您的计划，采了陈（诚）部长的计划，因为陈诚的计划要半年把共匪打下来，您的计划要两年。

    当时，我们也无所谓，总统怎么决定就好。但事后一检讨，萧毅肃这个人厉害。他当时不主张打共产党，他说，八年抗战，民穷财尽，人民厌弃作战，剿匪很难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这时候，百废待举，什么都要钱，哪有钱去打仗呢？应该先纵容共产党两年、三年，等我们力量恢复以后再打。

    当时我年纪轻，还是持一般人的看法，想说把共产党打了算了嘛！现在想起来，萧毅肃真的有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