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义笔山书院

目录

· 基本简介

· 相关学子

· 笔山书院的教育与书院文化初探

· 刘官礼与笔山书院

· 刘统之和笔山书院

　 兴义笔山书院，位于黔、滇、桂三省（区）结合部的兴义市，山川秀丽，物产丰富，也是贵州的一块藏龙卧虎之地。辛亥革命前后，这里曾涌现出一批不仅在贵州、而且在全国也颇有影响的人物。这批人物的出现，究其原因，无不与当时的兴义笔山书院有关。他们从笔山书院这个传授文化知识的摇篮出发，后来分别登上了贵州乃至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和科教舞台。

笔山书院旧址

　　兴义笔山书院，创办于清代乾隆（1736-1795）年间，系当地士绅和民众自发筹资兴办，为科举时代讲授四书五经的场所。书院首建于兴义老城西南隅水井坡山麓。院后奇峰耸立，酷似笔架，故名“笔架山”，“笔山书院”也因此而得名。院舍掩映于苍松翠柏之中，清幽静雅；院前一个清澈的龙潭，宛如偌大一方砚台，镶嵌于千亩田畴之间，更为书院增添了文秀之气。

　　笔山书院建成以后，因战乱及其他一些原因，先后有过四次兴废，院址也曾迁往县城东门外和老城后山文昌宫。清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鉴于前三座“老书院”的院址地势较高，位置较偏，教读不便，于是，在刘统之等地方士绅的倡议下，并得到兴义知府孙清彦的支持，动用团防总局历年库存白银为基建经费，择地于兴义城东北隅的老鹳坟（即今兴义民族师范学院内），第四次兴建书院。

　　在刘统之、赵天如、林子亨等的主持下，第四次建院工程很快完工。新书院兴建房屋百十间，有礼堂、山斗堂、讲堂、缮堂、斋房（宿舍）、教员憩息室（办公室）、教职员寝室（山长室、庶务室、教员室）等。新书院仍沿用老书院旧名，在大门石额题有“笔山书院”四个大字，并配石刻行楷对联一副，上联为：“平地起楼台，看万间鳞次，五月鸠工，喜多士情殷梓里”；下联是：“斯文无轸域，况榜挂天开，笔排山耸，愿诸生迹接蓬瀛。”院内建有四方圆角鱼池，池水清冽，通以小溪，围以石栏。中间的山斗堂上，悬有红底金字的“山斗堂”匾额，两旁联题“通今致用，修辞立诚”，概括了立院之目的。

　　接着，刘统之等人又以剩余库银为基金，广聘贤人前来执教。自1890年至1902年，先后礼聘10几位省内外名儒前来掌理笔山书院，其中最著名的是雷廷珍和姚华两位先生。雷廷珍（号玉峰），系黔北绥阳人，曾为贵阳“经世学堂”的知名教师，也是当时我国南方著名的经史学家。此人深受当时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器重，多次邀促其前往武汉执掌两湖书院，后于赴鄂途中病故。雷廷珍执掌笔山书院约3年，在此期间，书院学务蒸蒸日上，正如《兴义县志（稿）·书院》记载：“广置时务书报及经、史、子、集，以供涉猎，学风为之一变。”姚华（字重光，号茫父），系贵阳人，是清末民初我国著名的书画大师。在应聘继任笔山书院山长期间，不但能循其良规，而且还讲诗作画，改进教学，使学生得到全面发展。后来，姚华又受聘到北京美专、京华美专教授书法和绘画，被鲁迅、郑振铎称誉为民初有代表性、有创造力的画家。历史学家郑天挺则称之为“一时大师”。不仅王瑶卿、程砚秋、梅兰芳等知名艺术家常向其请教诗画，连印度大诗人泰戈尔也将其诗画视为珍品，带回国陈列。他的绘画用笔古拙遒劲，构图端庄朴实，作品意韵无穷，并善于运用水墨画、水印木刻、刻铜画、颖拓多种表现形式。直到1957年，郭沫若仍赞道：“茫父颖拓实古今来别开生面之奇画也。”

　　1904年，笔山书院改名为兴义高等小学堂后，进入其鼎盛时期。学堂的教师，不仅认真指导学生研读经史，而且从日本购进大量学习近代知识所需的各种图表、仪器和书籍，供学生们学用。此外，还组织学生每月参加乡人举办的演讲会，激励大家学习的积极性，1905年，堂长徐天叙带领王文华、魏正楷等13名学生前往贵阳投考贵州省公立中学，考试结果，不但13名学生全被录取，而且成绩名列前13名的均为此次应考的兴义籍考生，名震贵州学界。为了顺应潮流，1926年，已改为高等小学堂的笔山书院，又升级为兴义中学。

　　兴义笔山书院，从创建到改名为兴义中学的100多年中，为地方培养了大量的人才。据《兴义府志》记载，中过举人的王赞武两弟兄，就是第一座书院培养出来的弟子。尤其是在第4座书院开办期间，更是人才辈出，仅1905年至1920年间，东渡日本留学的笔山书院学生就多达30余人，难怪《兴义县志（稿）·学校》曾这样记载：“我县留学生之多，声誉之隆，甲于全省。”

笔山书院旧址

　　在这些留日学生中，王伯群、保衡、刘显治、李培先、何应钦、王聘贤、刘若遗等人，分别进入日本的中央大学、帝国大学、早稻田大学、明治大学、讲武学校和士官学校，学习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医学。回国后，他们与其他未出国留学的笔山书院学生一起，在各界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政界，走出笔山书院赴日本留学期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的学生，有保衡、王伯群、刘显治、刘刚吾等人。保衡在日本受同盟会委派回奉天（今沈阳）进行革命活动时，被清朝政府抓捕后慷慨就义。王伯群从日本回国后，积极拥护孙中山先生的主张，参与护国、护法运动，被孙中山先生任命为国民政府交通部第一任部长。刘显治从日本留学归国后，曾任国会议员，常驻北京。笔山书院的学生中，后来任过贵州省省长的有刘显世、刘显潜；代理过省长一职的有李映雪。刘刚吾在日本完成学业后，回国曾任河南省政府秘书长、代省长和国家内政部民政司长等职。

　　军界，早年在笔山书院攻读、后来投入军界成为显赫人物的有李儒清、王文华、何应钦、王文彦等人。李儒清在武昌起义中，革命军总司令部被迫移驻十里铺时，被任命为临时督战指挥官，后因革命军寡不敌众，粮食被焚，他英勇冲入敌阵而中弹阵亡。王文华是辛亥革命的积极拥护者，曾任黔军总司令，在护国、护法运动中率部连挫北军，屡建战功，深受孙中山先生器重，被委任为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1921年在上海被刺后，于1940年被国民政府追认为陆军上将。何应钦于1900年进入笔山书院，后被推举入贵阳陆军小学、武汉陆军中学、日本士官学校。回国后，曾先后任旅长、军长及国民政府军政部长、陆军总司令、行政院长、驻联合国首席代表等职，成为长期执掌国民党军政大权的风云人物。王文彦曾在台儿庄对日战役中奋勇杀敌，曾任兵团副司令。

　　教育、医学界，早年在笔山书院学习、后又赴国内外大学深造、最终成为教育界知名人物的，有关炯心、赵伯俊、唐守一、赵显彬等人，他们不仅在兴义极有名望，而且在贵州省内也颇有名气。王伯群先生后来从教后，于1924年在上海捐资和集资创办了大夏大学，深受各界好评。大夏大学解放后，与光华大学合并为华东师范大学。在他掌管大夏大学的18年中，为社会培养了不少人才，其弟子遍布国内外。从笔山书院出去的学生中，学医的虽不多，但仍有王聘贤名扬西南三省。他从日本学医成名后，回贵州长期行医。由于医术精湛，医德高尚，深受人们敬重。解放后，曾任贵州省卫生厅副厅长兼中医研究所所长等职。

　　工商界，在笔山书院毕业的学生中，影响最大者当推刘若遗。他从日本留学回国后，应邀前往云南，先后在昆明开办“同森木行”、“裕华砖瓦厂”、“呈贡果园”、“殖边银行”、“富滇银行”、“盐隆公司”、“志和”与“懋和”两个商号。特别是“富滇银行”，在西南三省影响甚大，使他成为一时能够左右云南经济的金融家和实业家。

笔山书院旧址兴义一中

　　熊洪斌，现任兴义民族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中国写作学会会员，省书协理事，州书协名誉主席。我州第一个在全国拿奖的书法家。

　　在清末民初剧急变化动荡的社会历史风云之中，在偏远闭塞、文化落后的兴义县，仿佛是蓦然之间，出现了一所笔山书院，成为一时英才的摇篮，名震省内。从这个正在顺应历史潮流逐渐发生演变的旧式学校里，走出了刘显世、王伯群、王文华、何应钦等一批军政人物，构成贵州军阀“兴义系”，左右贵州政局长达十多年之久，以至发生其全国性的影响。当然，不仅政界军界、教育、医学、工商各界都有其佼佼者出自于笔山书院。《兴义县志（稿）·学校》载云：“我县留学生之多，声誉之隆，甲于全省。”1905年，刚刚更名为高等小学堂的笔山书院，时逢贵州全省公立中学通考，在堂长徐天叙的带领下，魏正楷、窦简之、高致祥、熊凤阶、王文华等13人到贵阳投考，不仅全部录取，而且囊括了前1—13名，震动教育界。

　　书院，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形式，从唐宋始到清代末，历时千年，其管理体制和教学方式与官学有很大的不同，在古代文化教育史上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兴义笔山书院基本上秉承了传统书院的文化精神，以其厚重的文化传承，在清末民初，在滇、桂、黔三省交界的边远山区大举兴办，以最后的书院姿态在文化贫瘠之乡发生奇妙的效果。加之时代更迭，风云际会，书院弟子有机会远涉东洋深造，再回国报效国家，在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大舞台上一展才华，得遂青云之志。所以，这个一时冠绝全省的笔山书院，虽偏处僻壤，却同样地跳动着时代的脉膊，凝结历史的余脉，交织着中华文化在面临着“五千年不遇之变局”之时自身的反思与回响。

　　于是，我们认为，要深入的了解笔山书院，必需透过这个教育现象，包括从那些有影响的人物身上，折射出更深远的历史文化根源。也就是说，首先应将笔山书院纳入到中国书院文化的“场”中，对她的兴办和成功作出一种文化的透视。这当然是一项繁复的工作，我们在此，只能作出一些初步的探索和思考。

　　书院之兴，大抵是从古代的“精舍”、“精庐”、“学馆”演化发展而来。唐代就有书院之名，最初不具备聚徒讲学的功能，但其职责也在渐次扩展，有咨询、顾问、侍读、侍讲的职能。

　　唐末五代，天下大乱，民不聊生。读书士子寄居草野，无由出身。赵宋王朝建立，海内一统，乱世新平，文风日起。士子纷纷要求就学读书，产生强烈的进身愿望，希望通过读书获取功名。其时国家初建，统治者也需要大批人才参与国家管理以维护封建专制，但因朝廷的主要精力集中于征讨南方割据势力，无暇顾及文化教育，亦无足够的实力兴学设教。民办书院的兴起为统治者解决了士子就学这一重大社会问题，培养的人才又有益于封建统治，于是一批由私人创办的书院在这样的历史契机之下开始兴盛起来，并得到官方的政策支持和部分资助，形成我国古代书院办学的第一个高潮。其中最着名的有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岳阳书院，睢阳（应天府）书院、石鼓书院、茅山书院以及丽泽书院，象山书院等，因有朱熹、张栻、吕祖谦、陆九渊等大师的主持讲学而成为全国的学术和教育中心。书院的设置，多择依山傍水的风景名胜之地筑精舍寓士子群居讲习，使之在深山寂林之中闭门读书，远离尘嚣，潜心修养，以求明诚两进，德业双修，道艺并进。

　　理学的发展与成熟，促进两宋书院的勃兴，二者之间互为表里。历代书院都以讲授和研究理学为根本，《四书》《五经》为基本教材，理学家的着作和语录则为辅助教材或参考读物。

　　兴义笔山书院是比较晚近的事，与宋明理学相距好几百年，表面上看好像没有关系，但细究之下，也不难发现其蛛丝马迹。先不说像山长雷廷珍、姚茫父等经学大师的历史文化传承。就笔山书院的倡办者刘官礼来说，其祖籍湖南邵阳，前面说过，在两宋着名书院中，湖南就出了两座：长沙的岳麓书院和衡阳的石鼓书院。也就是说，作为湘湖（荆楚）文化故地的后裔，显然刘官礼的身上流淌着传统文化的血液。据资料说：“官礼幼读私塾，16岁从廖健藩、汇表东研读性理学及左氏春秋，精习书法，尤善草书。”书法、左氏春秋、性理学，实属正统的中原农耕文化。基于氏族血缘宗法制度的古代文化，塑造了中国人深刻的祖先崇拜心理，不管走到哪里，甚少在心理面都怀揣着祖先的灵牌。儒家的“孝悌忠恕”、“仁义理智信”诸说，经汉儒的抬升而变为官方哲学，到宋明理学则实现其哲理化和系统化，既使普通中国人非关其学，也免不了被这深厚的文化浸染，几至于形成“集体无意识“的崇文心态，更何况像刘官礼这样渊源有自的特殊人物呢。作为兴办笔山书院的主要人物，他同时更是黔西南近代史上最具研讨价值的人物之一。我们以后还会不断地谈到刘官礼。
　　

笔山书院旧址

　　传统的书院教学方法主要有三种形式。

　　一是教师讲授，主讲学问要旨，经过整理、归纳、诠释，时称讲义，提举纲领，发挥要义，同时指点读书方法，并在道德和学问两方面树立师表形象，起到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启发诱导的作用。

　　二是学生自学，主要在于深研体会，唯真求是，而非浅尝辄止，不出窠臼。朱熹十分坦率地告诉学生：“某此间讲说时少，践履时多。事事都用你自己理会、自己体察、自己涵养，书用你自己去读，道理用你自己究索。某只是做得个引路的人，做得个证明的人。有疑难处，同商量而已。”

　　朱熹的这种书院教学方法堪称高明。其实真正的学习主要就是自学，这样的学问才能切身近道。笔山书院的教师们正是采用了这样的教学方法，所以才造就了最优秀的学生。据民国《兴义县志》记载：拿着年俸三四百金的教师“每月堂课二次，老生童生分题批阅，超等奖银一两二钱，特等八钱，一等六钱，童生减半，寒畯多资以为生。”教师们每个月也就上两次“堂课”，因为是发挥要义，指点迷津，所以要言不烦。笔山书院的老师注重的是学生的自学和“践履”，把自学的报告，心得笔记呈交批阅，然后按等次奖银予以鼓励，对贫寒而用功的学生则趁机多发钱以资其生计。民国《兴义县志》又载：“自绥阳雷廷珍（字玉峰）提倡经学、小学，住院生月呈笔记亦当堂课给奖。广置时务书报及经、史、子、集，以供涉猎，学风为之一变。甲辰，徐天叙主讲时，指阅经史，分呈笔记。每月会邑中人士举行讲演，风习又一变。”这段极简约的文字里传达出笔山书院诸多的教育文化信息。除了前述少讲多练、自学践履，奖学制度而外，雷廷珍山长为了开拓学生视野，“广置时务书报及经史子集以供涉猎”，其实就是要求学生既要立足于现实，又要阅读“时务书报”，学以致用，还要深入经典，广泛涉猎，厚积薄发。不要局限于某专业课的狭窄巷道而坐井观天，而要通识治学，获得更高远开阔的眼界！徐天叙堂长也是深得书院教学精义的一位导师，否则，他的13弟子怎么可能囊括全省1—13名呢？他分类指导学生阅读经史又分类批阅所呈交的读书笔记，可说是因材施教。最精采的是，他还在每个月会同地方上有学问有文化的人士举行讲演会，让自己的学生转移多师，打开学路，解放思想，不囿于一派一学之门户。很了不起，正所谓名师者也。

　　徐堂长的这种做法，其实就是传统书院教学的第三种形式：叫做“问难辨驳”。而问难辨驳的主要表现就是书院的“讲会制度”。讲会制度由朱熹创立，是一种文化学术的辨论制度，以探讨辨难的方式进行的学术活动，或辨论发挥一派的学术精义，或辨析争议不同学派的主张，相互驳难，求同存异。遵循“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的原则，在针锋相对的争论中，既坚守所学，通过辨难将自己的学旨要义深刻发挥，又不轻视他学，留意于诸家所长，作为对自己学问的弥补和启迪。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和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在学术思想上大不相同，在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朱喜在白鹿洞主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时，就邀请陆九渊来同讲，并举行了隆重的讲学仪式，从此形成了良好的传统。

　　这种“问难辨驳”的“对话式”教学方式，对师资的要求更高，如果没有“独闻之听，独见之明”，没有个人独到的心得体会和学术创见，就很难与人问难辨驳，徒人云亦云耳。由是，我们再次想起孔夫子“从而游”以及古希腊苏格拉底的“对话”式教学与辨论，可谓精彩绝伦！一部《论语》和一部《柏拉图对话集》皆记录着当时的盛况。中西两位古圣皆以此而成就了伟大的教育事业。这不仅是教育者而同时是哲学家和思想家的成功。自夸美修斯以来的现代大教育固然有种种可圈可点的先进之处，但是，学校象大工厂产生成批次产品那样按固定的规范与模式培养学生，未必就有想象中的社会定货。

　　明正德四年（公元1509年），王阳明应邀在文明书院讲学，首倡“知行合一”之说，令人耳目一新，一时间风行各地。王阳明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活动，推动着明代中叶书院的蓬勃发展，书院的兴盛又为王学的传播提供了条件，讲会制度也因此而更加趋于完备。王阳明认为，为学不可离群索居，不可一曝十寒，不可独学无友。固守一地，专从一师难以长进，最好的方式是通过聚会讲习，师友相观而善，取长补短，从而诱掖奖劝，砥砺切磋，使道德仁义之习，日亲日近，世利繁华之染日远日疏。书院提倡敢于怀疑，注重独立思考，兼容宽量，平等论学，求同存异，不株守门户之见，不强加于人的学风，主张提倡气节，讲求实学，使书院不仅对各种思想流派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且代表了社会良知，担当着社会道义，成为批判现实社会黑暗腐朽势力的一股力量，终至铸成了我们所说的“书院文化精神”。如明代无锡的东林书院就是这种精神的代表，书院的这种文化精神集中地体现在顾宪成为其题写的一副着名对联上：“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明代的东林上承汉代清流，下启清末的公车上书，是我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曾一再地得到鲁迅等先进文化人的称道。笔山书院出落的王电轮将军虽未出洋，却类有此种风范，以天下国家为已任。他敢作敢为，豪情万丈。

　　兴义笔山书院，虽然尚未达到这样的高度，但由于她部分地秉承了这种书院文化精神，在有待教化的穷乡僻壤和交通闭塞的边远山区，照样能够发挥出卓越的文化效用。这就好比优良的种子播撒在荒芜的土地上，只要悉心照料，勤加田间管理，一俟气候来临，风云际会，她必然要破土出苗，拔节生长，并且繁花硕果。

　　这种带有独立意识和民主倾向的书院文化精神，显然不能见容于专制的封建主义。在明代的熹宗天启年间（公无1621—1626年），阉党魏忠贤矫旨尽毁国中书院，此后书院由盛而衰。在清代的教育系统中，以业馆、家塾、族学等等学塾教育比较发达，书院则相对的式微了。从明天启年间到清乾隆初年，一百多年过去了，终于又在黔西南的大山皱褶之中，重新又冒出了一所笔山书院，这也是中国最后的书院之一。笔山书院在战火纷飞中四度兴废，历经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七朝，终于在辛亥革命之前，有如涅盘的凤凰高高的飞升，闪耀出传统书院文化精神的光芒。这一道由文化的湖心逐渐向外扩展的水波纹，映照着灰暗的阳光，穿越了一个世纪、长途跋涉，来到这个文化大湖泊美丽的岸边，来到了黔西南风光绮丽的盘江边上，在兴义的花水河边波光滟潋……有的学者把这种现象称为文化学的“次生现象”，那意思无非是说，在强势文化的久远推动下，在远离先进文化的中心区域，在时风吹不到的角落，古老的文化精神却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而边区的劣势反而成了集合众多文化，沉积千年文明的优势，加之现代文明对其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的破环有限，其后来者居上的跨越式发展势所必然。关键在于，偏远地带欠发达地区的人们，能否深刻地辩证地实事求是地把握住文化发展的这一规律，从而实现超常规的跃进。

　　所谓“文化失而求诸于野老”，兴义笔山书院获得了这个历史的契机，至少在教育上获得真正巨大的成功，给我们予深刻的启迪。

笔山书院旧址兴义一中

　　兴义，基本上是一个以移民为主体的地区，经“调北填南”和“改土归流”之后，中原文化经过吴越、荆楚、湘湖、巴蜀、岭南、滇黔各种地域文化的过滤与裹挟，层层汇融于此，形成了杂多而又和谐的文化格局，再加上地方原住少数民族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和远古的夜郎文化，形成如此肥沃丰厚的文化土壤，因之而孕育出笔山书院以及她众多远涉东洋的弟子，又时逢改朝换代的历史气候，这块沃土之上就是多长出几株奇花异卉，也不足奇异了。

　　从新建、增扩建笔山书院的历代各任知县来看，嘉庆时的杜友李、张梦骥，道光时徐鋐，包括大力支持第四所笔山书院的知府孙清彦，均不是兴义人。笔山书院的历史功臣刘官礼，出生于兴义而祖籍湖南邵阳。从笔山书院的杰出弟子看，王伯群、王文华出生于兴义而祖籍当属江南应天，何应钦出生于兴义而祖籍江西临川。再从笔山书院历年重金礼聘的名师山长来看：程光祖，云南曲靖举人，周辅宸，云南师宗举人；庄南华，兴义府举人；孙家璠，铜仁举人兼本邑学官；吴成熙，江西进士；桂馥，山东曲阜人，进士；汤中，贵阳举人；喻鸿钧，湖北进士；朱元谟，郎岱举人，赵延光，贵筑举人；雷廷珍，绥阳举人；曾泳霖，四川巴县举人；姚华，贵阳人，进士；熊继光，贵阳人，进士；徐天叙，贵定举人。名师之中，雷廷珍、姚华、徐天叙诸位，研究介绍的文章较多，大家都比较熟悉。此处，我们仅以来得最远的桂馥先生来说明问题。

　　桂馥是清代杰出学者，着名的文字学家，书法家、篆刻家。他来自孔子的故乡山东曲阜，可见其文化渊源。翁方纲、阮元极推崇之。被认为是与伊秉绶齐名而称“中国文字学双子星座”。这样一位大学问家大艺术家怎么会跑到兴义来，并做过一任笔山书院的山长？民国《兴义县志》的记载是否可靠？考其行状，桂馥乃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进士，官云南永平知县。罗平、兴义比邻，当时笔山书院山长的俸银高达300—400两，高于知府的年俸。更何况区区知县操劳，不如学院山长尊荣。所以《县志》所载，当为不虚。这样看来，当年的笔山书院真正是招贤纳士、藏龙卧虎！一代学子因受其恩泽而振翮翻飞。教师是关键，必须要尊师重教，学校才有希望！诚如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先生诚恳的指出：“大学者，非大楼也，乃大师也！”

　　笔山书院更为现实的启发，应该是针对教育的管理者或称办学者的。这就得说一说书院的倡办者和主办者刘官礼先生。是为“以史为鉴”。

　　前面说到他幼读私塾，同中原文化的渊源。但是时局动荡，迫使其废学。从21岁开始，在咸同兵燹迭起的岁月，从其父刘明扬（字燕山）办团练，修筑永康堡，长年征战，根本无暇于学务。他曾率团练配合云贵清军剿杀白旗起义军，在攻取兴义县城，兴义府城（今安龙），特别是在围攻白旗军根据地新城（今兴仁）等战斗中，立下了赫赫战功，依次被清廷擢升为知府，赏戴花翎，而后又加道衔，留云南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又率团练配合官军，参与剿灭广西会党军（游勇），收复兴义县城，升任为云南候补道。在他刚进入不惑之年即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的时候，黔西南战事方息，尘埃落定，时局趋于稳定。兴义这个地方在近代战事频仍，兵祸连连：南明与清廷之争、吴三桂反清、镇压王囊仙、咸同回民暴动，土目之争，“游勇”之乱…….山河破碎，人民灾难深重，文化教育十分落后。刘官礼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成就了他所谓“杀贼为乡，兴师护国”的“武功”，在兴义地区获得了至尊的权威，然后才有可能秉承“武以安邦，文以治国”即“武功外悠，文化内辑”的中原古老文化思想，着手从事地方的文化教育事业。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前提条件，一般人不可能做到。

　　他自己的说法是：“武功只是一时平乱权宜，并非整饬地方之计”，地方落后，出乱的根本原因是“文风衰靡”。也就是说，枪杆子打江山还须笔杆子治天下。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他会同官绅组建培文局，就开始议定重兴笔山书院。在经济上，他“清厘削租，筹集教育经费”，又借举办所谓“义仓”，储粮济用，然后在秋后加利收回，实际上就是“小斗出大斗进”，敛财货于灾荒或青黄不接之时，将此“利”用作办学经费，这“取”“用”之间，颇为发人深省。然后在取得兴义知府孙清彦的大力支持后，还动用团防总局历年库存白银作为基金，更划拔卷田、学田、匪产、绝产的收入及斗息，称捐，屠宰捐等费用为兴办书院的常年经费，为笔山书院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然后，凭着自己的影响，向省内外重金礼聘高人名师，解决“软件“的问题。

    大约在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会同地方同仁绅士赵天如、林子亨等，择地于老城东北隅的老鹳坟（一说老官坟，在今兴义民族师范学院内）大举动工修建全新的更大规模的笔山书院，越二年主体完工，以后又有不断的修缮，花巨资购置图书、标本、图表、仪器、实验用品及各种教学设施。城如云南人邹元吉为书院撰写的对联所描述的那样：“平地起楼台，看万间鳞次，五月鸠工。喜多士情殷梓里。斯文无畛域，况榜挂天开，笔山排耸，愿诸生迹接蓬瀛。”刘官礼亲自撰写“山斗堂”联语云：“通今致用，修辞立诚。”表明建院宗旨。这所书院规模宏大，十分漂亮。有三进院舍共二十六楹，回廊曲槛、操场、礼堂、教室、书斋、宿舍、鱼池、花台一应俱全。正门是石刻楹联，门头上有孙知府手书“笔山书院”四个大字。礼堂后壁立有石碑四方，左二方叙述建院经过史实，右二方刻孙知府文《书学技言》，是书法与书论合璧的瑰宝，可惜，全部毁于“文革”的“破四旧”。而今连一张拓片、照片都无留存。

　　1903年，刘官礼顺应历史潮流，把笔山书院改为兴义高等小书堂，由其子刘显世任学董。削减四书五经课程，新开数理科学，包括体育、美术等，普遍采用白话文课本。他自己则深入乡里，倡办小学，改庙宇为校舍，创办了21所初等小学堂和一所女子学堂。并在书院内增办师范讲习班，后改为传习所，培养出像唐开敬等一批地方名师。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正是中华远古文明的余绪，也是中华名族尊师重教，视教育为生存发展之命脉的优秀传统。刘官礼古道热肠、殚精竭力，堪称兴义教育史上的第一人。笔山书院的一度辉煌，确乎要仰仗于他的扛鼎之力。笔山书院，虽然已经在日新月异的时代洪流中渐行渐远，以至消失在地平线之外，然而，过去的并未过去，将来的必定要来。作为中国书院文化在黔西南边区的最后回响，让我们至今依然尚感到她的余音绕梁。故尔竭诚希望，后来者谨承前绪、继往开来，不愧古人，不负今人，把祖国优秀的传统教育文化发扬光大。

刘官礼

　　刘官礼是黔西南近代史上的一位真实人物，是兴义地区近代教育的奠基者。他是第四所笔山书院的倡办者和主办人，生于1840年，殁于1910年，享年70岁。是兴义刘氏家族和贵州军阀兴义系中最重要的人物。他亦官亦绅，在政治上军事上效忠于清廷，割据一方。当其进入不惑之年即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的时候，黔西南战事方息，尘埃落定，时局趋于稳定。他会同官绅组建培文局，大兴文化教育事业，商议重振笔山书院，古道热肠，殚精竭力，为地方文教事业的恢复振兴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以其后半生之善举抵消了前半生的杀戮。

　　从光绪年间直至辛亥革命前夜，刘官礼在黔西南确立了至尊的权威，这是他晚年兴学的最重要的政治前提条件。这在当时无人能及。这一权威是在长年的征战中获得的，因而稳固而有效力。“官礼幼读私塾，16岁从廖健藩，汇表东研读性理学及左氏春秋，精习书法，尤善草书。”（《兴义刘、王、何三大家族》， 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2—10页）他自幼习文，却因乱局而废学。21岁上，在咸同兵燹迭起的岁月，从其父刘明扬（字燕山）办团练，修筑永康堡，舞刀弄枪，征战杀伐，根本无暇于学务。他曾率团练一马当先配合云贵清军剿杀白旗起义军，在攻取兴义县城，兴义府城（今安龙），特别是在围攻白旗军根据地新城（今兴仁）等战斗中，立下了赫赫战功，依次被清廷擢升为知府，赏戴花翎，而后又加道衔，留云南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又率团配合官军，参与剿灭广西会党军（游勇），收复兴义县城，升任为云南候补道。

　　刘官礼戎马生涯，但崇文之心不灭。一直心怀“整饬地方”、“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中原儒家“修齐治平”的远大理想。认为“武功只是一时平乱权宜，并非整饬地方之计”，地方之所以落后，经常暴乱的根本原因乃是“文风衰靡”（李正江主编《兴义市志?附录》，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395页）。即是说，兴义地处僻壤，山高谷深，民性刁蛮，愚顽不服教化，所以滋事生非，巧取豪夺，加之盐商、马帮、土匪、鸦片贩子纵横出没，社会混乱而无序，人心惶恐而狡黠，必须一文一武并而治之方可为长治久安之道。即所谓“枪杆子打天下还须笔杆子治天下”。刘官礼所秉承的这种“武以安邦，文以治国”即“武功外悠，文化内辑”的治世方略，其源乃是中原古老的文化思想。

　　然而，值此乱世，企图俘获人心的决不仅仅限于刘氏这种倾向于儒家思想治世哲学。诚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苦难而黑暗的现实社会正是宗教滋生的土壤。所以，刘官礼意欲振兴文教，同时还要面临着与各种宗教思想文化、各地方民族文化观念、习俗、包括白旗义军、广西游勇等等类似太平天国的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展开尖锐曲折的矛盾斗争，实现对错综复杂局面的综合驾驭与整合，然后还要适时地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吸纳新学，改制学院，并把大权移交给更加强势的下一代刘显世。

　　黔西南风光绮丽，山水奇美，地处三省交界，气候温润，雨量充沛，矿产丰富，历史悠久，实在是一个人间天堂般清静风水宝地。但是近代以来战事频仍、兵祸连连。举其要者如：南明与清廷之争、吴三桂反清、镇压王囊仙起义、咸同回民暴动、土目之争、游勇之乱……山河破碎，人民灾难深重，文化教育十分落后。从而，各种救世之道、各种抚慰人心之术，各类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的各色人等怀着各自不同的目的和幻想，纷纷地汇集于此，或举着崇教信仰的旗子虔诚地供奉着天主传递着上帝的福音；或道观经幡、斋醮符咒，以消灾避祸之名行骗财获利之实；或斋戒念佛，清香缭绕，循入空门净土，引入虚幻佛光；或跟随阿訇，烹牛宰羊且为乐，祈望真主之保佑；或鸡骨卜封，指点迷津；或钻山狩猎，卖药放蛊……仅以兴义老城街为例，在此短短不足一华里的小街之上，竟汇集了“经堂”（天主教）“文庙”（儒教）“水晶观”（道教，后改水晶寺属佛教），以及自称为回民（伊斯兰教）者众多，禁食猪肉。这是怎样的一幅幅乱世纷扰而又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啊！

　　刘官礼在这个动荡的时局和混杂的思潮之中，如何从平乱到兴学，本身就是一个迭宕起伏的传奇。这位“道台大人”或许并不时常顶戴花翎，一袭蓝靛长袍加身，口称“三爷爷”，手持云南水烟筒，在那硝烟弥漫血肉横飞的乱世之中，就像是走在摇晃的钢丝索上，他从血与火中走过来，又走进了幽静而书香的笔山书院。而各种踩踏钢索的高难度动作可谓劲健优美，熬是好看。他实现了自己“文化天下”的理想：成功地兴办了笔山书院。这种亦公亦私的族学性质的学校，既成功地培植和壮大了家族姻亲势力，又成为后来民国军政风云人物的摇篮。在与回教、洋教、道教、佛教等各种思想文化的对立冲突之中，以其影响，礼聘贤达。在兴义地区传承了华夏文明。可以说，笔山书院既有振兴地方教育之功，又有为中原文明在蛮荒之地夺取地盘的归化之功。

　　对刘官礼这个真实的历史人物，从小说的角度来加以塑造和描写，我以为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如上对之进行历史的还原分析，从而加深理解。然后，才是他的故事的合理虚构和细节的合情想象描写。这个人物本身，从经历到其内心世界，都无比的丰富复杂。这个人物的身上蕴含着某种历史的深刻性。就像哲学家们的缄言说的那样：“暴力是文明社会的产婆”。的确是这样：“历史从来不是在温情脉脉的人道牧歌中进展，相反，它经常要无情地践踏着千万具尸体前行。”（李泽厚《美的历程》第37页，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

　　刘官礼这个人物为我们揭示一段历史的真相。而通过对这些历史环境及氛围的营造，对主人公的真实描写，我以为，是能够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

刘统之和笔山书院

刘统之先生祠

　　我现在所居住的地方叫做护国路，旁边有一条很古老和显得凌乱的小巷，叫“白沙巷”。每天早上都有很多年轻的父母带着小孩从这里出入，估计里面有个幼儿园吧。一天偶然兴起，想探索一下到底这条巷子通到那里，就信步进入巷子深处，离巷口不到30米，就看到一个高大的穿斗式木结构硬山顶传统建筑，旁边的墙面有很多彩色的绘画，看样子这就是那个幼儿园了吧，从斑驳的大门往上看，门额上霍然有一个石刻的牌匾，上书“刘统之先生祠堂”，落款居然是康有为！一个让人震撼的名字。

    赶紧寻觅周围是否有什么以资参考的物件，大门的左下角有一个已经被顽童刻画得难以辨识的石碑，依稀可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贵阳市人民政府1997年立”等字样。我开始沉吟，刘统之是个什么样的历史人物呢，居然让鼎鼎大名的康有为先生来为之题词？脑中有条若隐若现的线索，一时难以明晰，于是边走边想，这个名字其实似曾相识，只是不知道和我有什么联系。干脆，还是借助网络吧，快速的走完这条白沙巷，返回到家打开电脑查询。百度检索出了111篇关于“刘统之”的网页，浏览之后才恍然大悟，这个刘统之先生真的和我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下面先引用一下学者刘达瑀在2003年第9期《文史天地》中对他的研究和评价：“清末民初贵州教育先驱刘统之（1841-1910）为地方百年大计锐意兴学培育人才，功绩值得一书。刘统之，名官礼，祖籍湖南邵阳。清嘉庆十二年（1807），其祖刘泰和入黔，定居兴义泥凼，以榨油为业。后迁居纳吉寨，不久又迁至下五屯。清咸丰初年到同治年间，战乱纷起，刘氏奉官府之命开始创办团练。靠办团练起家，刘氏家族的势力由盘江流域推进到省城贵阳。刘统之之子刘显世，侄子刘显潜等主政贵州十余年，兴义这个边陲小地，走出了不少显赫的人物，首先应归功于教育。”

　　一时间我发现，自己的学生年代和这位历史人物无比的亲近而我却身处其中而不知晓。我是一个地道的兴义人，从小就知道兴义的下午屯有个历史古迹“刘氏庄园”，还曾多次去游玩过，刘氏庄园就是刘统之及后人主要居住的场所。我的中学年代在一个古名为“笔山书院”现在叫“兴义一中”的民族中学度过的，而这个笔山书院则由刘统之先生一手创办。历史和现实在我的身上出现了交集，不仅感慨万千，或许没有刘统之先生150年前的善举，我可能今天就难以走出深山到北京学习并成为一个博士生。教育真的可以改变世界，而拥有眼界和魄力以一人之力致来推动偏远落后地区教育来改变世界的人就更为可贵了，难怪康有为先生也对他如此的敬佩。向刘统之先生致敬，让我得到了一次精神的洗礼和升华，也更加热爱大山深处的山山水水以及如此可爱的人们。仅以此文以记之。

　　下面是关于兴义人一段评述，很有意思。

兴义：“显摆”精神

　　兴义人把家安在了风景区，抬头看山，出门见水，风景区简直就是他们的后花园，能跟山水如此亲密如此贴近如此合而为一，兴义还真算上有福气了！好山好水还给了兴义另外一份礼物：好酒贵州醇。

　　何应钦，知道吧？张之洞，熟悉吧？此外还有王伯群、何辑五、刘统之等等可能有点陌生。别急，兴义人会耐心地一一列出与兴义有关系的历史名人。但“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遇到遵义人，兴义人从来不提自己是历史文化名城，兴义的历史已经足够的厚重，不需要去比较。

　　万峰林，马岭河，去玩过没有？没有？这些都是国家级风景区哦，那好，听兴义人给你描述兴义的美景。

　　兴义人有这么个特点，就是对家乡的成就感，用不太好听的话说，就是“显摆”，这和成都人有点相像。不过我觉得这样的“显摆”精神值得其他地区学一学，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家乡都不爱，还如何谈发展？

　　后记：我很高兴自己是兴义人，尽管不能回家乡工作，但是无时无刻不在怀念着兴义的美景、美食和家人。这些年兴义经济和社会都发展很快，由于气候适宜有小春城之称，就算在今年南方凝冻期间也过得安稳舒适，颇有世外桃源之感。

　　附转：“刘统之先生与兴义的教育”一文，共飨之。

　　岑明英  整理

　　笔者出生于清朝覆亡前二年(一九一零)，也是刘统之(名官礼)死亡的那一年，对于清末时期的兴义教育与刘统之的关系，当然一无所知。及年长与世接触，聆教于本县前辈：如窦以庄(居仁)、黄济舟(名恩薄)、周农风、唐守一(名开敬)、王聘贤(名国佐)、窦简之(名居敬)、周星聚(名元奎)、李芳芝等，得知梗概，特综述之，以就教识者！

　　(一)、清咸(丰)、同(治)年间，刘统之弟兄效法曾(国藩)、左(宗棠)故伎，在兴义大办团练，以扑灭回民起义军，抵抗广西游勇，维持其封建统治，邀好满清王朝；深得清廷嘉奖：赏赐三品顶戴，先后开缺兴义知府、滇西候补道、实授靖边营团管带等要职。回、游事变，先后平定。刘统之锐意兴办地方各项事业，诸如加紧训练团防、兴修两个昭忠祠(城区与下五屯)、修筑道路、赈济贫民等，尤侧重于兴办教育。一八八三年创设“培文局”于昭忠祠，主管全县教育行政。在刘统之的主持、筹划下，团防总局积攒了白银达十万两。同时他又筹集办学基金：1、劝导“官民捐资兴学”，不论多少，统收于团防总局帐内；2、强行没收“匪产”、绝产田地若干亩，又划拨会馆、寺庙租谷若干石，概称“学田”、“学谷”，总数达一千二百多石，合三十多万斤；3、自一九零二年至一九二六年，又先后划拨屠宰税附加、斗息捐、称捐、牲牙捐、摊捐(限于棉纱等大摊贩)、公房租等做教育经费，指定为城区高等小学堂及中一、中二、中三、女学的开支(乡村初小经费见后)。这就为他和他儿子显世(约后二十年)为兴办和改革兴义教育走出了第一步。

　　(二)、刘统之和兴义一些士绅，认为嘉庆三年(一七九八)设县之时起到废除科举时止，除咸丰二年（1852），“邑人胡尔昌中乡试十六名，为兴义设县后唯一举人”外，以后再没有考中一个举人了；仅赵显彬(协中)应乡试中副榜，人称“半边举人”。当然就说不上进京“会试”、“殿试”而被取录为进士、翰林了。就是做过大小京官和各省藩、臬、司道的人也没有一个，更无论朝廷宰辅和封疆大吏了。就是对经、史、诗、赋较有研究，或对书、画、金石和特殊技艺方面有突出成就的，也没有一人。刘统之每与本县明达的人谈及其事，常常引以为耻，慨叹兴义“文风”的衰靡，希图有所更张。

　　(三)、有阴阳家者说：兴义的“风水”不好，所以不出“人才”，因为“地灵人杰嘛！”为此，不惜劳民伤财，在新城东北的“那坡”高山上，修建了一个“文笔峰”，培补风水，但也并没有出过人才( 未考中一个举人)。后来，兴义迭遭特大火灾，最后一次，连“主管文风”的“奎星”阁(在跋浪亭前桥上)也被烧毁。又有另一个勘舆者建议：因为“文笔峰”对兴义县城有所“克制”，所以县城才几次遭到火灾。因于一九零六年拆除了这个“文笔峰”。

　　(四)、刘统之是一个务实派的人，他对问题的看待，都从实际出发。

　　那时，全国各省、府、州、县都纷纷成立书院讲学。他毅然顺应潮流，积极创立书院。兴义“笔山书院”原建于嘉庆十八年(1813)，经两次改建扩修，“规模相当宏大，因咸、同军事，县城三失，兵燹迭经，残碑遗址，杳不可寻。据传：地址在老城西南隅水井坡，即老四川庙地址(今敬老院)，嗣迁于老城后山文昌宫……沿称老书院”。

　　清光绪九年(1883)，刘统之于培文局(与团防局合设于昭忠祠)召集绅耆计议：重修“笔山书院”，因择院址于新城东之“老官(罐音)坟”(今师专所在地)。在兴义知府孙清彦(号浊雅、又竹雅)支持下，除草莱、榛莽，纠工二年余，修建房屋百十间：有礼堂、山斗堂、讲堂(教堂)、善堂、斋房(宿舍)、教员憩息室(办工室)、教职员寝室( 山长室、庶务室、教员室)等。于光绪十三年(1887)全部完成。大门横匾写着“笔山书院”四个金字；两旁写着楚靖邹元吉撰书的门联：“平地起楼台，看万间鳞次，五月鸠工，喜多士情殷梓里；斯文无畛域，况榜连天开，笔山排耸，愿诸生胁接蓬瀛。”大门内建一水池，供圣宫泮池的形式修筑，终年绿波沉壁；“山斗堂”三字金光闪耀，其柱联是：“通今致用，修辞立诚。”上两联刻于四条石柱，字体遒劲，惜被拆毁。礼堂宽敞明亮，与山斗堂相联，可容千人集会；礼堂后壁左右有石碑四方。左侧二方，叙述修建笔山书院经过史实；右侧二方，系孙竹雅自书有关书法的规范，用以教育学生学习书写的法楷典范。笔峰秀丽凤舞龙腾，省内外来院拓印者络绎不绝。概为师专所拆毁。据说，有一块先被家属作洗衣板，后为县文化馆运去─意在保存。后该馆建设新馆时，又被工人作为石料砌压于基脚。这个“笔山书院”全部地址，都归师专使用。现在大部分被拆除改建，一部分留作员工家属住房。

　　(五)、书院修好后，刘统之认为要办好教育，主要是师资问题；没有好教师，是不会造就出人才的。从1887年创办新书院起至1902年改为高等小学堂止，刘统之以年俸三、四百金(两)聘请省内外有名进士、举人来县作山长者十五、六人。其中有江西、湖北、四川、云南籍的进士、举人，而以绥阳举人雷廷珍(玉峰)和贵定举人徐天叙(叔彝)长院时间较长，成效显着。

　　雷廷珍其人在那时的黔北、贵州，甚至在南方各省都算得有数的经史学家和小学(说文)家，曾主讲于贵阳“经世学堂”。刘统之想尽种种方法，不惜以重金迎聘兴义，长理笔山书院。“书院向习八股诗赋，自戊戌，雷廷珍提倡经学、小学，住院生月呈笔记，亦当堂课给奖，广置时务书报及经、史、子、集，以供涉猎，学风为之一变”。廷珍长理笔山书院约三年，为山长中任期最长之一人。教学效果良好，师生感情笃厚。那时的学生如刘显世(后任贵州督军兼省长)、刘显治(希陶，国会议员)、刘显潜(后任滇黔边务督办)、刘显慎、刘显用、赵学坤、窦纯巷、魏盘溪、蒋兰台、袁廷泰(安龙人，袁祖铭之父)、蔡岳(贵阳人，号衡式，贵州军政府财政部长)等都是雷在兴义书院时的门下桃李。

　　时，张之洞督制湖广，连电邀促雷廷珍前往武汉长理两湖书院。显潜、显世等以师生谊重，不忍遽然别离，特护送雷廷珍到贵阳，才挥泪话别。雷廷珍在赴武汉途中死去，寄柩于重庆。越年，刘显潜出游京沪，道出重庆，得知雷柩寄渝，便独力护送雷柩回遵义营葬。雷之师道感人如此！  。

　　雷廷珍离开兴义笔山书院后，刘统之又以厚币礼聘贵阳名流姚华、徐天叙、熊继光(又名范舆，号铁岩)继长笔山书院。《兴义县志稿》载：“甲辰(1904)徐天叙主讲时，指阅经史，分呈笔记，每月会邑中人士举行讲演，风气又一变。”这时，笔山书院学务，蒸蒸日上，巳达顶峰。

　　所有受聘到兴义讲学诸名儒，刘统之无不优礼有加，待为上宾，结为世好，如安龙举人庄南华竟以其女字与显世为媳；贵阳熊铁岩以其女楚芳为其孙媳，即刘公亮之妇也。

　　(六)、笔山书院已具规模，本县及邻县负笈来学者众，院址几不堪容纳。惟迭遭兵燹后，公私藏书，毁失无遗，“典籍无存，文献莫微。先生（统之）乃命从侄显慎，于地方公款项下，拨票银一万二千两，由雷廷珍开列书目，赴长沙购办各种典籍：如《十三经》(注疏)、《二十四史》、《三通》等，无不应有尽有。”藏书之富为各县冠。邑中生员 (秀才、廪生、拔贡)及院中学士，都可借读博览。

　　(七)、戊戌维新，废除科举，各省县书院都改设学堂。刘统之在教育改革上颇能触及时代脉膊，顺应潮流。深感“兴义设县晚，科名较稀，高瞻远瞩，为地方百年大计，锐意兴学，优礼厚币，敦聘省内外名儒，创办城乡小学。”首任高等小学堂长是贵阳有名举人张寿龄(号协陆，后留学日本，任贵州财政厅长)，末任山长徐天叙与务川举人聂树楷(尊吾)等为教员，并于书院后山新建教室、图书室、仪器室、仓房等。所有博物、生理标本、图表以及物理、化学仪器等，都是由日本购来，足敷中等学校的应用(民国五年至十二年，先后为过境军队所毁)。
　　

刘统之先生祠

　　以后的高等小学堂长是徐天叙、聂树楷、李映雪(知柏、兴义人，日本速成师范毕业，任过贵州警察厅长)、王文华(兴义人)等。

　　一九Ｏ二年后，刘统之年事已高，时培文局改称劝学所，命其长子刘显世任劝学所总董，在他指导之下掌握全县教育行政。又聘请省内外名教师如陈树藩、端映江、董北平、刘炽昌、李兴甫、阮文光、任显清、梁秘香、董荫北、解伯莹、谢正初(湖南)、尤远春(湖南)等担任各科教学，有的分在各乡重点初小。这时仅有城区高等小学一所，城乡学生蜂涌来学，几致不能容纳。有的报考多次，未被录取，要求旁听。每至黎明夜静，琅琅读书声达于校外。互相竞争，惟恐后人，学风淳朴，成绩普遍提高。这里有两则趣闻，足证当时学风鼎盛概况。

　　l、贵阳陆军小学堂要兴义派三人到该校学习，两名已由李毓华(蕴奇)、李清儒报名参加，另一名还没有确定，须由高小在校学生遴选。那时大家学习的兴趣很高，都不愿离开学堂，可何应钦正读高小，他大哥应祯(耀之)，二哥应禄(升之)都读附设的师范讲习所，弟兄三人同在一堂(校)，为人也较忠厚。同学们就以这为词，建议学堂当局派他们弟兄中一人去抵补。于是就轮到了何应钦，何也没有推辞，就和李毓华、李清儒同到贵阳陆小学习。进而汉口陆军中学、日本士官学校、走上军人道路，后来成为国民党长期显赫人物(黄济舟语)。

　　2、贵阳成立通省公立中学(即后来的南明中学)，兴义前往投考的共十三人，由徐天叙先生率领，以照应考生的生活、复习、报名和应考事宜。考试结果：不仅十三名概被录取，而且十三名是顺序的前列。其中有魏正楷(树生)、王文华(电轮)、窦居敬(简之)、高志强(用之)、熊璜典(凤阶)等人。后来，他们又大多转入优级师范选科学习，毕业后，都在教育、政治、军事上有所贡献(窦居仁谈话)。

　　因此，“县令马桢以办学成绩优异得清政府传令嘉奖。”辛亥前后，“文人蔚起，自光复、而护国、护法、而革命军北伐，以至抗日战争，功在国家，名闻国内外者均有人在。”可见兴义教育的蓬勃兴起与高度发展，实归于刘统之的远见卓识与经营。

　　(八)、帝国主义入侵，还嚷着要瓜分我中华，导致各种爱国运动和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兴起。无论是康梁领导的改良主义，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或是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运动”，在中国教育史上都掀起了很大的变革。兴义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些进步思想的冲击和影响。

　　清政府颁布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方针，又颁布了《壬寅学制》，其中：初等小学堂五年，高等小学堂四年，中学五年，大学七年。刘统之看准了这个教育方针和制度比较原来的书院制度，尤其是私塾制度优越，在他主持之下，积极推行，着重在发展小学教育。初等小学堂由乡村主办，高等小学堂由县级主办。他在改组笔山书院为县立高等小学堂附设师范传习所的同时，大力创办各乡初等小学堂。尽管遭到一些科举余孽─廪生、庠生、拨贡以及塾师的强烈反对，他仍毅然地坚决执行。

　　他派他的长子刘显世任劝学所总董，分赴四乡，劝令各村创立初等小学堂。显世辛勤地奔赴各乡，往返发动当地乡绅和闾里保董，筹办初等小学。劝导富有的地主绅商捐资、捐谷、捐木、捐桌凳……，掀起了全县人民的办学高潮。各乡各村互相竞赛，唯恐后人。仅在壬寅、癸卯(1902—1903)年中，各乡就创办了初等小学堂七十所。或改修祠堂庙宇，或兴建校舍。同时又筹措基金，以求巩固。其经费来源：多是夫客谷、庙租、学田土(伙头田、祭祀田、绝产等)以及当地市场的斗息、牲捐、摊捐……，连同劝导户的捐资捐谷等划为学校基金。自筹、自给、自理，由村众推举，劝学所加聘的学董(后称学务员)负责经管，由劝学所派“视学员”监督，各乡村小学堂(初等)就得以巩固下来。解放前兴义全县共有初小完小一百三十多所，文化较为普及，这同刘统之父子的锐意经营，坚毅信心和热忱努力分不开的。

　　(九)、兴义城区除办有高等小学堂外，也办初等小学。中一初小据邑人王聘贤谈：城区创办中一(中区第一初小)初小时，受过许多阻挠和曲折。刘统之在圣庙与两湖会馆之间，即老书院(文昌宫)旧址之前，倡修了校舍几十间作讲堂(教室)、教员憩息室(办公会议室)、教员寝室、学生宿舍(斋房)、善堂之用，另建宝善堂、明伦堂等，并把左右两侧与两湖会馆和圣庙沟通，校后修了个大操场作学生操游场所。他手书一联：“小学是做人样子，乐育得天下英才。”概括了小学的重要意义。用木刻油漆，悬在学校大门上，字体行书，飞跃流走，纵横遒丽，解放后不见了。

　　刘统之自任中一初小监督(校长)，可是，学期开始，没有一个学生报名。一些老学究起劲反对，明里暗里宣传鼓动：“读洋书，就是灭祖宗(指不供家神，挂耶稣像)，谁不是父母所生呢？能做无父无君的人吗？无父无君，就是禽兽！”(引用孟子语)。又宣扬说：“读洋书，就要说洋话，装洋人，装洋人，就要挖眼、割鼻！换上山羊眼珠，培起高鼻子，那就成了假洋鬼子”等等谣言，恐吓家长和学生，企图起到阻挠破坏新学的作用。作家长的，生怕孩于读了洋书不认父母和祖宗，当孩子的怕挖眼割鼻做假洋鬼子。

　　刘统之了解这些情况后，坐上轿子，从自己家族、亲戚和有世谊关系的，有应该上学的人家起劝说。先说服家长，保证上了学不信洋教，不灭祖宗，照常供奉家神。再说服学生，对他们保证说：“去！读洋书去！坐三爷爷(刘对人自称)的轿子去！三爷爷抱住你，保你的镖，谁敢动你一根毫毛，三爷爷同他拼命！”刘统之有威风，也有信仰。家长、学生都被说服了。开学的那天，有的学生真个坐上刘统之的轿子去开学，但还是只有七个学生。

　　学生们行了开学礼回来，都换上一身穿戴：从头到脚一身新衣、新帽和新鞋袜，还挂上绣花的笔套和扇袋，一套新的教科书，有课文、有画图。欢天喜地地说：“县老爷(县长)、三爷爷和某公等都陪我们向圣人(孔子牌位)行礼，礼后又开茶点，又吃酒席。县老爷和三爷爷们都向我们问这问那……。”说得满头高兴，并没有一点恐惧情绪。邻家小伙伴一齐涌来，张口结舌地欢迎着、羡慕着，翻看新书，玩弄笔扇套，打听消息，查看风色，一切很好。有的也有一些疑惧，恐怕挖眼、割鼻的事还在后头。

　　开学最初几天，刘统之还不失信地乘轿来家接学生，过几天学生就自动来去了。刘统之天天到学堂听课，鼓励和训导学生，东看看，西望望，教师下课后，同他们攀谈。不久，增加了十来人，学期结束，已达二十多人了。

　　学期结束，行散学礼，又是聚餐、发衣帽、发奖银─每人一两，发奖品等(后来改为成绩优良的才发奖)，为的是刺激学生和社会知道读洋书的好处，并且不足可怕。第一学期后，学生们认识的字比塾生多，吃的透，会解释，又会用。有的会作文，会作联，又能算，会唱歌，会“说话”，既活泼，又礼貌，举止大方，言谈流利( 那时以“洒扫、应对、进退”为训导内容)，尤其没有挖眼、割鼻作做假洋鬼子，照样供家神，并不信洋教。第二学期就增加到七、八十人，逐年加到几百人了。兴义中一初小就是这样办起来的，又次第办起了中二、中三和城区女子初小，也促进了四乡的初等小学堂的开展。

　　可见刘统之对兴义教育的初期改革是那么的细致、全面、深入、耐心、坚决、曲折和艰苦。

　　(本段系王聘贤先生在1937年9月雨夜的谈话，是针对某大学某英语教授说的。王风趣地说：“讲当学生，我算洋学生的鼻祖”。这里只摘记与兴义教育改革、开创有关的部分)。

　　(十)、开办有了中一、中二、初等小学堂后，继续又开办东一、东二、西一、西二及南一、南二、北一、北二初等小学堂了。

　　东一初小设在附城的观音阁(物资局火药库)，贵阳董北平( 后留学日本)任第一任校长兼教员。东二初小设下五屯昭忠祠。东三初小设双生堡。东四初小设普硐村。

　　南一初小设大狗场(今敬南)，计一、二、三、四四所，

　　西一初小设木贾武圣宫，共五所。

　　北一初小设安贞堡(桔园)，共七所。

　　戊戌变法后至1902年，《壬寅学制》公布，兴义城乡仅有初等小学堂二十二所，高等小学堂一所，教师大多由外地聘来。《壬寅学制》公布后，全县初等小学堂达七十多所。有几处人口稠密、经费充裕的地方如棒乍、敬南，较早地改为两等小学堂(民国初年)。从 1902年《壬寅学制》公布到1928年，较大乡村的初小都改设两级小学。如下五屯、双生、乌沙、安贞、龙井、马岭、丰都、巴结、项效、郑屯、万屯、鲁屯、佳克、枫塘、双桥河……，连同城区的一小、二小、女小等已达二十所，都是在原有的初等小学堂的基础上改设扩充的。这又与刘统之父子早年的提倡、改革有密切关系。

　　(十一)、戊戌变法、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与洋务运动的兴起，推动了社会发展，导致全国各省、县纷纷派遣留学生到西洋(欧美)和东洋(日本)去留学。学习各种科学，作为“改良社会”、“救国救民”的本领。刘统之又积极推动青年学生外出留学。但由于兴义地方偏僻，文化闭塞，学过英、法、德……外语的人几乎没有。又因日文易学，中日途程较近，通讯汇款方便，所以兴义派遣的留学生，全都到日本。那时，团防总局的存款还多，刘统之就划拨部分款项，以地方公费派出学生留学日本。所有旅、杂、伙食、学费全由地方包干( 留学的人既有本县补助费，又领获清政府的国、省补助费，节约的学生如刘志道，毕业后还有可观的存款)。这些留学生中，部分与刘统之有血缘关系，但大部分属于清贫勤奋、成绩优异的人。

　　(十二)、刘统之其人，在政治、军事、经济、教育文化、社会事业(交通、赈济)诸方面的活动，对兴义、盘八，甚至贵州全省都有很大影响。由于他处于那样的时代，那样的家庭和社会，其所作为，当然受到历史的阶级的局限，但对于教育文化事业的革新与发展，作出了优越的贡献。

　　(十三)、附记

　　刘统之死，辛亥革命兴，刘显世、显潜兄弟及其子侄，因缘附会，取得了贵州的军政权力。对于兴义的教育事业，不仅没有得到继续发展，反而遇到残酷的摧毁，为时达十四年之久，以致人才枯竭，百事凋蔽，其详细情况，容另文记述。

黔西南州台办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