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郎故地在普安

　　倪咏怀 本报记者 何胜坤

　　夜郎后裔的地域文化

　　一个新兴的少数民族诞生了。

　　布依族称之为“哈拉叭”，大花苗称之为“嘎西的”，汉族称之为“喇叭族”。民国《普安县志》称之为“老巴子”，说“县属让里（今龙吟）有老巴子，亦苗类（泛指少数民族）。由湖南移居于此，其服饰与汉人略同，语言稍异。”《兴义府志》记载：“普安县有苗五种，曰仲家，曰白倮倮、曰僰人、曰老巴子”。《郎岱县访稿》称之为“湖广人”，记载（其境内）：“湖广人4500人，即古之荆蛮……初到与苗争，用竹笆摺护身，当时人谓之“攘笆贼”，多呼那巴子，盖转音地。”《贵州咸同军事史》考证苗族种类，约在百种以上，在贵州实际可以调查者有五十三种，即黑苗、白苗、花苗、红苗……喇叭苗。《安南乡土志》说：“苗人世系多不可考，各以衣服别其种类，衣花者曰花苗……其别种有喇叭苗，居长牛、六甲。”

　　民国《普安县志》考证：“老巴子之名称，实由前明苗变，窍据让里补南山（普纳山），屡攻不克，调湖广兵来攻，山高而险，悬崖壁立，兵欲登山，山上之贼以石滚击，围攻年余，无术抵御，乃扎竹为笆，攀滕附葛，直捣贼巢，贼惊呼曰攘笆贼，土人误呼曰老巴子。肃清后，湖广兵不思还乡，赘苗妇以为室，遂家焉。数百年来，男之服饰与汉人同，妇女仍守祖风，服饰、衣物、饮食犹然苗派，实则汉种也。”

　　汉晋方志习惯把少数民族统称为“蛮”，明清方志泛称为“苗”，实非指苗族。据方志文献显示：“不思还乡”的湘西苗族明朝官军，赘起义造反的仡佬族妇女为室“遂家焉”。湘西苗族官兵已经汉化“与汉人同”，“妇女们守祖风”——仡佬族祖风，保持着仡佬族的一些风俗习惯，形成了中国独一无二的喇叭人少数民族，  1983年2月10日，黔西南州人民政府将喇叭人作为苗族的一支系，认定为“喇叭苗”。喇叭苗服饰在仡佬族服饰的基础上，融合了苗族、布依族服饰的诸多元素，令我们大开眼界，已婚妇女束锥形发束高约五寸，罩青布或白布帕，留两条帕尾垂于脑后（中老年妇女多罩黑头帕），未婚女性织发辫盘于白色头帕外沿，间或插花于右侧，亦有梳独辫垂于脑后者，由仡佬族盘大发髻，用三条一丈多长的布块包头，由夜郎先民“锥髻”演变而来。上衣为独特的大衣袖父母装，衣长过膝，分前后两片，袖宽而短，约40厘米，衣袖和前片分别装饰彩色花边（俗称栏杆）：袖子上三条、一宽两窄，宽约4厘米，窄约1厘米，前片一条宽不足2厘米，顺衣领边沿镶嵌到右侧腰部，成“9”字形状；与仡佬族上衣、袖背上绣花纹大同小异。腰系长约6尺、宽约1.2尺的白色或青色衣带，俗称腰带，和仡佬族一样穿摆裆齐筒长裤，脚踏绣花勾尖鞋，别具风彩。一些华裔史学家称之为“着古装的活化石”。独特的服饰已走出深山，在“2011中国•普安春茶节上引起了关注”。

　　喇叭苗民居，在北盘江深山老林中，仍守夜郎先民“祖风”。正如《魏书》所说：“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曰干栏，干栏大小随其家口之数。”大多在600多年来，形成了“金”字形木架结构的“穿对房”建筑风格。其正房结构通常为五柱落地六列五间一栋，或五柱落地三列两间一栋或三柱落地两间一栋，分别高一丈四八、一丈六八、一丈八八不等。其外形结构，侧看屋顶成“金”字形，下由支柱支撑，屋顶有樑、椽，盖瓦或茅草。无论是三开间一楼或五开间一栋，正面大门都开在中间一间的二柱之间，成“凹”字形，大门之内为堂屋，左右两开间又各隔成二间，右边里间为卧室，外间安火塘，左边为卧室，厕所、猪圈、牛圈设在正房之侧；也有修建较为大型的四合院，屋外四周砌墙围护，俗称“窨之屋”，也有直接搭“杈杈房”居住的，屋内不分间，架木成床，垫草作席，扎草墩为凳，皆视经济状况而定。喇叭苗民居，无论是别具一格的穿对房、夜郎遗存风格的“干栏房”，还是权宜一时的“杈杈房”，都供奉着他们的竹王祖先——所谓的“三洞桃源”。将三节竹棍或竹片用红线或红布绑扎成“ ”状，代表被汉王朝勅封为夜郎候的竹王三子。《兴义府志》记载：“郡地为夜郎国，有竹王者生于竹，及长，有才武，以竹为姓，自号竹王。尝止大石，命从者作羹，无水，竹王以剑击石，即水出，众詟服，遂自王于夜郎。后渐骄恣。武帝时，唐蒙为都尉，通西南夷至夜郎，西南夷诸侯王皆服，惟竹王不服，蒙击斩之。及霸为太守，郡王咸诉于霸，竹王非血气所生，求为立后。霸为之请，武帝乃封其三子为夜郎候……国于鄨。鄨即秦之夜郎县，即今桐梓县是也（或云：唐之珍州、播州、夷州咸有夜郎县，即竹王三子故邑。或又云：在夷州者，后又西徏，明之金筑安抚使金氏即其裔，金筑即今贵筑，古名贵竹，以竹王大竹命名云。）后三子没，咸配食父祠，世称为竹王三竹祠。此竹王之后，夜郎国之本未也。”黔西南诸地多有夜郎祠，供奉竹王三子夜郎候之风俗，喇叭苗供奉竹王三子，亦“仍守祖风”之例。

　　喇叭苗民歌与苗族、布依族艺术风格异迥：苗族民歌回环婉转，如山涧小溪；布依族民歌婉约细腻，如林间鸟鸣；喇叭苗民歌高亢、流利，如北盘江水奔流不息。在1983年7月25日龙吟镇召开“喇叭人称谓归属苗族庆祝大会”上，喇叭苗歌手放声歌唱了《好声音》民歌一首：好声（哩）音/歌声飞到半天云/天上神仙听见（哩了，/下凡来会合意人。《喇叭苗及其民歌》评论道：起首一句以“Z”为主题，音乐旋律舒畅展观，那么清脆，那么自豪。第二乐句进入明显的节奏，接连出现了“2.6”、“6.2”、“5.2”、“6.2”五度、四度交替跳跃的音型，情绪活泼而天真，更妙的是这句结尾外，以不规则小节出现了一个婉转的起伏，使旋律愈加精巧、灵秀。第三乐章恢复到舒畅、深挚的情调，二、四两个乐句结尾处，两拍在五度音“6”上延续，两拍在四度音“6”上延续，富于变化而又有新鲜感。这样的处理手法，在其他民歌中是罕见的，富有民族民歌的独特风味，这种五声商调式民歌，清甜爽朗，长声吆吆，牵魂系魄。另一首“七个字”开头的，旋律大同小异，歌词同样优美：郎是天上小蜜（哩）蜂/妹是地下花一蓬/鲜花还望蜜蜂（哩）采/蜜蜂越采花越红。特别是合唱，音调异迥，音色亮丽，音质圆润，有多声部合唱的恢宏效果。

　　参加2012年7月“中国苗族第一镇”授牌大会时，我们又惊喜地观赏到一场别开生面的“军傩”（俗称武教剧）的表演。傩戏，起源于古代以驱鬼逐魔为目的的傩祭，以后发展为傩舞和傩剧，《论语》和《吕氏春秋》中均有记载。普安的武教剧和安顺的地戏同属军傩。军傩是古代军队演武祭祀仪式中戴面具的群体舞蹈。由于节奏铿锵，场面威武雄壮，极富英雄气慨，逐渐取代了驱鬼逐魔的民间傩戏，流行于龙吟镇土坎子喇叭苗寨一带。普安龙吟军傩，主要用于勾愿、扫寨子、喊命等活动。勾愿——是祭祖活动，表示对先辈的缅怀和追思，并希望得到先辈们的荫庇，幸福安康、平安吉祥；扫寨子——祈福、消灾，三年或五年进行一次（如有野生动物闯入村寨时，则破例举行）；喊命——是当“生命”受到威胁，有灾有难时，驱灾消难而为。使用的道具有牌带——代表千家有请，万户来迎；有神棍——代表统兵大元帅；有师刀——表示用以斩断鬼邪妖魔射出的毒箭；有法衣和花冠——表示已得道得法，有道法；有案子——仪式时悬挂的一幅画帘，上画老君、道君、雷公电母、圣人和吹牛角的二郎神，顶端的是玉皇大帝，还有牛角、锣、鼓等，用于规范舞步节奏。演员角色有判官，一男一女，男的是鬼王，女的是鬼母（鬼王夫人），统管群鬼，有五岳，一男一女，男的是土地府君，女的是土地夫人，称“小妹仙娘”，负责镇守家堂土地。演出过程：用二人、四人或六人头顶面具同跳同唱，且歌且舞，有角色分配和场景设置。舞跳中循一定步法，用锣鼓指挥，二人拿牛角，一人挥师刀，一人撑牌带，随唱书唱词起舞，随唱书唱词内容作出多种舞姿。唱书有《路途记》、《九洲记》、《叫魂科》、《老君记》等民间唱本，多以前人迁徏、征战、劳作过程及除邪、祈福为内容。

　　龙吟喇叭苗军傩，具有独特的地域性和民族性，是历史馈赠给普安的一份璀灿的文化遗产。

　　虽然夜郎古国在历史的长河中早已消失，但它所产生的文化土壤依然存在，文化的传承也不因夜郎的覆灭戛然而止。在历史演变过程中遗留的夜郎诸多文化因子仍然在普安文化血脉中流淌，而且进一步扩大了传播，形成某种具有特征的地域文化。

　　贵州600年来形成的喇叭苗，独一无二，在古老的牂牁江畔，传承了夜郎文化、仡佬文化、融合了中原文化、苗族文化诸元素，创造了独一无二的北盘江地域文化。

　　黔西南台办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