璀璨夺目的普安三大特色文化

　　倪咏怀

　　古老的北盘江环绕着夜郎故地滚滚东流去，伐滇的庄蹻、反叛的竹王、南征的孔明……浪花淘尽多少英雄豪杰。昔日的辉煌早已消失殆尽，只留下一座座荒村野庙、一堆堆断砾残碑。然而，濮人先民创造的夜郎文明，在茫茫时空中如日月高悬，璀璨夺目。

　　在对普安本土文化调查、整理、发掘过程中，经长时期的探索、研究、总结，终于“吹尽黄沙始见金”，三大特色文化浮出水面，闪亮登场。

　　茶文化之源起

　　茶，参与了人类的各种社会活动，就形成了文化。

　　茶文化的形成，首先得有茶的载体。

　　关于茶叶原生地的说法，历来有不同的版本。

　　第一次最肯定的说法，是1824年。英国军人布鲁士在印度阿萨姆邦皮珊发现了150年的野生茶树群落，就欣喜若狂地向世界宣称“印度是世界茶叶的原生地。”

　　第二次结论，是1950年。云南普洱布朗族地区发现了一株1800年的野生“茶树王”，就有了茶叶源自云南之说。

　　而1980年，普安与晴隆交界处的江西坡镇东南组发现了一颗2700万年前形成的四球茶茶籽化石；2008年，普安境内的江西坡、地瓜、新店子、普白大箐，发现了全世界迄今为止唯一的最古老最大的野生四球茶古茶树居群；说明2700万年前，普安境内四球茶古茶树，已经郁郁葱葱，蔚然成林。

　　据古生物专家称：古生物衰亡后形成化石的几率连几十万几百万分之一都不到，若不是四球古茶树大量生长之地，绝不可能孕育出茶籽化石。而孕育出茶籽化石的四球茶古茶树，又为普安县独有种。故而，中国农科院茶叶研究所主编的《中国茶树栽培学》第一章第一节《中国是茶树原产地》中结论：“茶籽化石、四球古茶、复杂儿茶素低含量，说明普安是世界茶叶原产地的区域。”

　　茶叶的最早文字记载，见诸晋•常璩的《华阳国志•巴志》，说“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茶蜜……皆纳贡之。”“茶之为饮”，唐•陆羽的《茶经》说，发乎于远古时代的神农氏。

　　神农氏是远古时代神话故事中的传说人物，相传他发明了医药，最早从事农业生产。而茶之为饮、百草治病、农业生产诸多发明，皆为古人类在漫长的生活实践中智慧的结晶。

　　18处史前遗址，使普安的历史上溯到5万年前的远古时代。古茶树、古人类、古陶罐，在数万年的生活实践中，经常有茶叶飘落煮水的陶罐中，让普安古人类一次次止渴生津、明目醒脑提神，才把一种偶然的行为变成一种生活的必需。无意中煮茶水的无名氏，无意中吃百草治病的无名氏，无意中种植稼禾的无名氏，诸多无名氏，形成了中国神话中神农氏的智慧化身，才有陆羽“茶与人类活动的第一次结合”之说。

　　产生于古人类生活实践的茶为饮，传至夜郎国时期，有了“夜郎福娘茶”的制作工艺及其商品。

　　沁透夜郎濮人少女口香体香，寄托着夜郎濮人对美好生活祝福的福娘茶，让2000多年前汉武帝派到夜郎公干的中郎将唐蒙赞叹不已，带回汉宫武帝尝之，龙颜大悦。茶饮流行开来，便有了汉赋大家杨雄的《方言》、司马相如的《凡将篇》，逐渐形成了一种文化，丰富着人类的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并不胫而走，从丝绸之路、茶马古道传到英国，传到日本，传到韩国，传到全世界，成为人类的三大饮料之一。

　　夜郎文化之中心

　　夜郎文化，即夜郎国创造的文化；但是，夜郎国之疆域界定，又众说纷纭。

　　有颇为流行的“大夜郎国”之说：纵横千万里，地跨滇东、川西南、桂西北，包括今贵州除西北一隅的全部，总面积应该在20万平方公里左右。夜郎国真有那么大，还有什么“夜郎自大”之说呢？

　　司马迁早在2000多年前就说过：夜郎国在北盘江畔；而不是在川西南的嘉陵江畔，桂西北的红水河畔，滇东的阿卢江畔。

　　司马迁早在2000多年前就说过：西南夷濮人族群地区（即今天所谓的“夜郎地区”），计有夜郎、且兰、句町、漏卧、同並、进桑、滇等数以十计的部落方国（夜郎只是其中之一国），夜郎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

　　夜郎国的疆域四至，据《贵州通史》考证：东邻之且兰国，在今安顺市一带；西北之头兰国，即今赫章、威宁一带，亦即汉犍为郡之汉阳县地；鄨令国，则在今云南之广南、南宁至广西凌云、百色一带；西邻之漏卧，拟在今云南泸西、师宗、罗平一带……彼时之疆域、亦无明确之界定，拟为间隙之地。

　　而夜郎国中心（即夜郎文化中心），于2002年近百位贵州学界精英，众口一声，在《贵州通史》里说：据文献记载所示方位，结合近年来考古材料分析，拟在普安一带。

　　普安迄今为止，已发现了18处夜郎遗址，18处夜郎史前遗址（有7处为双重遗址）。其中的铜鼓山遗址，于2013年5月5日公布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认为“是贵州境内经过正式发掘的唯一一处战国秦汉时期青铜冶铸遗址，具有重大的学术科研价值，不仅对探讨古夜郎文明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还可部分解决广泛流行于贵州西部、云南、广西甚至东南亚地区部分青铜器的产地，且这些青铜器造型和风格均具有明显地域特征，可能构成一个地域性考古学文化。”这个地域性考古学文化，就是考古学意义上的夜郎文化（而非泛泛之谈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夜郎文化），真正的夜郎文化。

　　商贸文化之兴盛

　　普安商贸文化，始于商周。

　　商周时期，夜郎地区的交通虽然面临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亦非“老死不相往来”般隔绝。在西南诸部落邦国之间，本无道路，但因人类流动，每每造成间隙相通之路，商贾逐利，用之往来，就形成货物流通之商道。

　　食盐，是人类最早流通的商品。虽然早有农牧生产品、猎获品与手工艺品的交易，但随地可产，唯盐罕有产地，且一经食用就不可或缺，弥补了日常生活摄取的不足，成为生活食用的必需品。精明的巴蜀商贾，看准这一商机，携巴东食盐及本土特产枸酱、蜀布、沿“国际民间商道”，经僰国（今宜仓）翻白沙古道入夜郎，换取青铜兵器，南渡牂牁江至南越（今广东），西翻乌蒙山到滇国、身毒（今印度）。贵州省博物馆考古队认为：广泛流行于贵州西部、广西、广东、云南、甚至东南亚各国的直内人物纹戈、一字格青铜剑等青铜器，就出自普安铜鼓山。从冶炼遗址证实，铜鼓山可日产青铜器300件左右，年产8万件以上，交易十分火爆。

　　秦汉时期，“开关渠，驰山泽之禁，交易之物周流天下。”巴蜀的铁器、蜀布、食盐、笮马、髦牛、僰僮（奴隶），夜郎的青铜兵器、茶叶、蜂蜜、丹砂经白沙夜郎驿道在“南方丝绸之路”不断传销，兴盛一时。川西的蜀国、以今普安为中心的夜郎国、以今昆明为都城的滇国，都串联在“蜀布之路”的要道上，并循路之走向形成市集网络，四周扩散，成为相对发达的区域经济。

　　唐宋时期，朝庭长期与北方的辽国、金国、元国、西夏征战，以茶马互市方式，征集边民牧马和陕、甘、川马匹、组建骑兵与之抗衡。及至宋室南迁，“两马”来源断绝，遂转向南诏国（今大理）、土番国（今西藏）等良马生产基地，通过自杞国（今普安一带）作为中介。其时，万马归槽，成千上万的马匹行走在川、黔、滇、藏崇山峻岭间，踩踏出一条历史上享有盛名的“茶马古道”。2013年5月5日，白沙古驿道作为茶马古道的地理标识，被公布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

　　2002年，铜鼓山附近的上窑村、下窑村之间发现冷家塘瑶人罐窑遗址，初步认定上限在北宋仁宗后期（1040年），下限在元朝至正末年（1368年），历时320年左右，产品有灯盏、酒杯、碗碟、坛罐瓶壶等生活用品，应有尽有，色泽赤黄黑白青紫蓝，五颜六色，畅销于茶马古道上。

　　清至民国时期，青山盐行街屯盐多时达6000吨，一直是盘江八属的盐业转销中心；土布街织户达600余家，织布机1000余架，日产土布800至1000斤，每六天一场，可销土布3000余匹，从业人员3000余人，还带动印染、运输、销售行业人员1000余人。其中之“平缸青”、“ 叶兰布”尤为上品，往往被滇商、黔商一抢而空。

　　沿着夜郎先民“走彝方”（外贸）的足迹，清宣统二年，青山盐行街的保云善马帮，驮起桐油、茶叶，风风火火赶到云南河西县会同大回村马帮，过元江入普洱越孟连到越南到缅甸，换回象牙、熊胆、犀牛角返贵州安顺、贵阳，一次暴富。民国初年，青山上街杨品厚与晴隆、兴仁、盘县商贾组成“德和号”商行，浩浩荡荡走彝方，来回贸易。盘江八属的土布市场、茶叶市场、盐巴市场、中药市场……因之红火，繁荣异常，故有“头青山、二龙广、三者相”之说，为夜郎商贸文化续写了新的篇章。

黔西南台办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