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非鸿儒亦可叙—— 原兴义师范几位先生剪影吴厚炎

发布时间:2014-09-19 10:31:10

  原兴义师范的教学大楼,呈“飞机”之型,是前苏联某校的“仿品”。计机头、机翼、机身,没有尾巴。机翼由教室和办公室组成,直接安在机头两侧。那办公室,据说原为“衣帽间”,因无衣帽可挂,只好挪作他用。可见当时苏联老大哥比我们“阔”。因为“不阔”,钱的事情,就需大家商量着办。我入校没几天就碰上这种事,只听和看,没有资格发言。

  “调资”会在“机头”召开,近百平方米的空间仅二十多人参加,足可表现和容纳各种姿势和心态,不像现在人气旺,相互逼仄。会议桌由七八张课桌拼成,无所谓上座末座,也无桌布鲜花。有人就将条凳拉近桌子,扯出抽屉,将双脚放进去,人就成“V”形,仿佛试卷上大家常见的钩钩。领导入场,脚得还原,会场并未雅静。“调资”文件刚念完,接着是七嘴八舌。轻言细语的语重心长,慷慨陈词的非我莫属。为的就是六七元一级的工资,相当于学生一个月的伙食费。低头、窃窃私语;抬头,东张西望。坐禅入定的大约没有。领导似乎已被淡化,烟雾缭绕着散漫和随意,唇舌相交又不失和气……我从未经历过这种场面,因而,尽管是五十年前所置身的氛围,如今还历历在目:那模糊的人影,那清晰的场景。当我忆起那“人影”时,似乎已经显现于眼前,就像大家看到的一样。

  你看,正小心翼翼下楼的是数学老师张汉昌先生。额顶发少,黄黑相间,脸略圆常伴笑容,眯眼便觉慈祥。“文革”中未受多少冲击。他年纪最大,个子最矮,工资最高:中教四级。要想再升一级,不行,兴义太小,须到贵阳。就像廿年后的师专设“教授”岗一样,除非“破格”。现在好了,教授泛化,烂漫四处。我与张先生几无往来,但有一事,至今难忘。入校不久,我以问卷形试调查自身教学效果,校方似乎满意,让我介绍经验体会。会后,张先生歪头微笑低声说:“你那调查,效果未必像你说的那样好。”我一下子懵了。看他眉眼,笑意依然,意味深长。也许,以他数学眼光看,那调查,恐不全然是“数学统计”问题,或有若干人为因素吧。这是以后我才明白的道理。

  汉昌先生不会把脚放进抽屉,王亚夫先生也如此。他正积极靠拢党组织,很严肃的事。平头脸扁圆,眼大肤色白的王先生笑起来,鼻子显得很可爱。我常想起他说“盐巴”为“叶巴”。因是邻居,不免到他家坐坐,他家乡“贵定雪芽”跟着就到了手上。沁人心脾的香气,碧绿清澈的茶汤,翠嫩清亮的叶底,让人不免啧啧叫好。他便兴奋起来,从喝茶扯到法律术语“但书”之类。我不明白,他耐心解释。若再问,他就有点激动,动作有些夸张。就象打羽毛球时,他左手捏“羽”,翘起剩余的三指,右手慢起横肘执“拍”,微笑目视对方片刻,然后,伸腰,再将球“拨”出去。双手就画了两个半圆。夸张有时害人。某日讲课,因为激动,说了句“蒋介石这老不死的……”“文革”时有人揭发,说他喊“蒋介石万岁”。这就划为“犯严重错误的人”,犹如人在悬崖上,推一推就下去,拉一拉就上来。幸好他被“拉”上来,日子就这样过下去:品啜家乡云雾茶,打打羽毛球,清晨一个鸡蛋。他专攻“法律”,在兴义师范无用,只得改教政治或历史。等到要“以法治国”时,后起之秀已涌现。于是,失落之后的兴奋,大致就是对法律术语的念念不忘。也算是一种专业“情结”吧。

  与亚夫先生遭遇相似,运气更差的张夷吾先生。曾为学校教官,教美术。眉毛浓而眼有神,鼻梁削而嘴微偏,嗓音尖而脆,给人以英迈的感觉。当年的“调资”会上,大抵是正襟危坐,面容严肃,一如行走,腰板挺直,步履生风,俨然军校养成的习惯。运动的自然是重点审查对象。那“飞机”型教学大楼,悬挂一幅工农兵画像,是他的手笔。“文革”中有人揭发,说那“兵”的胸前挂的勋章有十二个角,分明是国民党党徽,居心不良,污蔑解放军,替国民党招魂。加上所谓反动言论,被投进监狱。他搞美术,大抵认为十二角“对称”,正符合“美”的原则。那美的“本质”专家们到今天都没有搞清楚,他当年能交代明白?出狱后,曾试种棉花,日照不足,有棉桃而无花。当校图书馆副馆长时,又于四周种花木,园圃为之鲜妍。热爱植物,美化育人环境,同之前以“术”(绘画)伴现美是一致的,他何曾居心叵测?

  与夷吾先生同为“狱友”的是倪应旸先生。当年的“调资”会,他大约是悠闲踱进会场,随便找个空位坐下,斜背椅背,微笑四顾众人。他个头不高,四肢匀称,唯脸稍窄,鼻稍尖,眼稍细,唇稍薄,仿佛显出微高的精明,可称之为“内秀”。他是安徽人,但不是“商”而是“学”,大抵为抗战在重庆学的“炮兵工程”。既称“工程”,就涉及诸多方面,后来就成了学校总务主任。“总务”之余,设计建造了可千人的礼堂,尽管从未装满过人,这叫留有余地,又叫专业水平满足业余爱好。当年的附小(现附中)围墙垮塌,他让刚入校的会计小雷丈量其范围,计算用料用工,以备重修。雷系初师生,同建筑毫不相干,十分苦恼。隔了几天他问雷:“搞好了没有?”“搞好了。”随即呈上相关数据。“是你搞出来的?”雷摸后脑壳笑起来:“找的建筑社。”倪先生也笑起来,拍着他肩膀说:“行,聪明。”雷就成了他得力助手。1981年,学校曾征用土地近八亩,手续已民办公助完,交费十万元。谁知这土地竟成了某单位的地盘。倪先生怀疑是州里某领导暗中做了手脚,愤愤地说:“像他那样搞法,是要坐牢的。”那领导后来果被判了十多年,不知与此事是否有关。但可看出倪先生的洞察力、判断力和品格。

  倪先生处事开阖有度,性格刚柔兼备。体育老师黄国雄风显得疏放随意。体育要做“动作”,学生做不到“位”,他也许会用厚实宽大的手掌,轻拍学生的肩膀甚至臀部,用大而油黄眼珠含笑看着对方,嘴角就牵动满是胡须桩子的下巴,仿佛表示婉惜,既不苛求埋怨,也不放任自流。他曾是旧军校教官,被怀疑是“特务”,“文革”中白天被批斗,入夜却鼾声如雷。他宿舍离学校围墙不过数尺,不知那熟睡的鼻息声是否穿墙入巷,蜿蜒而去。白天遭遇的斥责侮辱,此刻大抵已迷糊,并随呼声而消泯。心中有鬼的人能如此安适?后来,我们一起下乡宣传有关农村改革,他依然如故。不闻鸣虫啾啾,但听鼾声起伏。这样的人,能当特务?不久,我见他在礼堂铺垫横杆,想新创一种越杆姿势。从跨越式、滚式、剪式、俯卧式,直到最时兴的“背越”,大概都不满足。记得他四十岁时,还能在单杠上作“大车轮”(大回环)。当骨骼肌随意志驱动壮硕匀称的身躯,在空中划圆飞舞时,那真是机敏与勇气,智慧与力量表现的“健美”。平时拉琴、下棋休闲,以体育和音乐取乐的子女则环绕其前。这让我想起自由体操总有音乐相伴,这不就是他向往的日子么。

  五十年了。如果我把上述先生请回当年的“调资”会场,他们将会是怎亲的情态呢?

黔西南台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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