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兴义师范的教学大楼，呈“飞机”之型，是前苏联某校的“仿品”。计机头、机翼、机身，没有尾巴。机翼由教室和办公室组成，直接安在机头两侧。那办公室，据说原为“衣帽间”，因无衣帽可挂，只好挪作他用。可见当时苏联老大哥比我们“阔”。因为“不阔”，钱的事情，就需大家商量着办。我入校没几天就碰上这种事，只听和看，没有资格发言。
“调资”会在“机头”召开，近百平方米的空间仅二十多人参加，足可表现和容纳各种姿势和心态，不像现在人气旺，相互逼仄。会议桌由七八张课桌拼成，无所谓上座末座，也无桌布鲜花。有人就将条凳拉近桌子，扯出抽屉，将双脚放进去，人就成“V”形，仿佛试卷上大家常见的钩钩。领导入场，脚得还原，会场并未雅静。“调资”文件刚念完，接着是七嘴八舌。轻言细语的语重心长，慷慨陈词的非我莫属。为的就是六七元一级的工资，相当于学生一个月的伙食费。低头、窃窃私语；抬头，东张西望。坐禅入定的大约没有。领导似乎已被淡化，烟雾缭绕着散漫和随意，唇舌相交又不失和气……我从未经历过这种场面，因而，尽管是五十年前所置身的氛围，如今还历历在目：那模糊的人影，那清晰的场景。当我忆起那“人影”时，似乎已经显现于眼前，就像大家看到的一样。
你看，正小心翼翼下楼的是数学老师张汉昌先生。额顶发少，黄黑相间，脸略圆常伴笑容，眯眼便觉慈祥。“文革”中未受多少冲击。他年纪最大，个子最矮，工资最高：中教四级。要想再升一级，不行，兴义太小，须到贵阳。就像廿年后的师专设“教授”岗一样，除非“破格”。现在好了，教授泛化，烂漫四处。我与张先生几无往来，但有一事，至今难忘。入校不久，我以问卷形试调查自身教学效果，校方似乎满意，让我介绍经验体会。会后，张先生歪头微笑低声说：“你那调查，效果未必像你说的那样好。”我一下子懵了。看他眉眼，笑意依然，意味深长。也许，以他数学眼光看，那调查，恐不全然是“数学统计”问题，或有若干人为因素吧。这是以后我才明白的道理。
汉昌先生不会把脚放进抽屉，王亚夫先生也如此。他正积极靠拢党组织，很严肃的事。平头脸扁圆，眼大肤色白的王先生笑起来，鼻子显得很可爱。我常想起他说“盐巴”为“叶巴”。因是邻居，不免到他家坐坐，他家乡“贵定雪芽”跟着就到了手上。沁人心脾的香气，碧绿清澈的茶汤，翠嫩清亮的叶底，让人不免啧啧叫好。他便兴奋起来，从喝茶扯到法律术语“但书”之类。我不明白，他耐心解释。若再问，他就有点激动，动作有些夸张。就象打羽毛球时，他左手捏“羽”，翘起剩余的三指，右手慢起横肘执“拍”，微笑目视对方片刻，然后，伸腰，再将球“拨”出去。双手就画了两个半圆。夸张有时害人。某日讲课，因为激动，说了句“蒋介石这老不死的……”“文革”时有人揭发，说他喊“蒋介石万岁”。这就划为“犯严重错误的人”，犹如人在悬崖上，推一推就下去，拉一拉就上来。幸好他被“拉”上来，日子就这样过下去：品啜家乡云雾茶，打打羽毛球，清晨一个鸡蛋。他专攻“法律”，在兴义师范无用，只得改教政治或历史。等到要“以法治国”时，后起之秀已涌现。于是，失落之后的兴奋，大致就是对法律术语的念念不忘。也算是一种专业“情结”吧。
与亚夫先生遭遇相似，运气更差的张夷吾先生。曾为学校教官，教美术。眉毛浓而眼有神，鼻梁削而嘴微偏，嗓音尖而脆，给人以英迈的感觉。当年的“调资”会上，大抵是正襟危坐，面容严肃，一如行走，腰板挺直，步履生风，俨然军校养成的习惯。运动的自然是重点审查对象。那“飞机”型教学大楼，悬挂一幅工农兵画像，是他的手笔。“文革”中有人揭发，说那“兵”的胸前挂的勋章有十二个角，分明是国民党党徽，居心不良，污蔑解放军，替国民党招魂。加上所谓反动言论，被投进监狱。他搞美术，大抵认为十二角“对称”，正符合“美”的原则。那美的“本质”专家们到今天都没有搞清楚，他当年能交代明白？出狱后，曾试种棉花，日照不足，有棉桃而无花。当校图书馆副馆长时，又于四周种花木，园圃为之鲜妍。热爱植物，美化育人环境，同之前以“术”（绘画）伴现美是一致的，他何曾居心叵测？
与夷吾先生同为“狱友”的是倪应旸先生。当年的“调资”会，他大约是悠闲踱进会场，随便找个空位坐下，斜背椅背，微笑四顾众人。他个头不高，四肢匀称，唯脸稍窄，鼻稍尖，眼稍细，唇稍薄，仿佛显出微高的精明，可称之为“内秀”。他是安徽人，但不是“商”而是“学”，大抵为抗战在重庆学的“炮兵工程”。既称“工程”，就涉及诸多方面，后来就成了学校总务主任。“总务”之余，设计建造了可千人的礼堂，尽管从未装满过人，这叫留有余地，又叫专业水平满足业余爱好。当年的附小（现附中）围墙垮塌，他让刚入校的会计小雷丈量其范围，计算用料用工，以备重修。雷系初师生，同建筑毫不相干，十分苦恼。隔了几天他问雷：“搞好了没有？”“搞好了。”随即呈上相关数据。“是你搞出来的？”雷摸后脑壳笑起来：“找的建筑社。”倪先生也笑起来，拍着他肩膀说：“行，聪明。”雷就成了他得力助手。1981年，学校曾征用土地近八亩，手续已民办公助完，交费十万元。谁知这土地竟成了某单位的地盘。倪先生怀疑是州里某领导暗中做了手脚，愤愤地说：“像他那样搞法，是要坐牢的。”那领导后来果被判了十多年，不知与此事是否有关。但可看出倪先生的洞察力、判断力和品格。
倪先生处事开阖有度，性格刚柔兼备。体育老师黄国雄风显得疏放随意。体育要做“动作”，学生做不到“位”，他也许会用厚实宽大的手掌，轻拍学生的肩膀甚至臀部，用大而油黄眼珠含笑看着对方，嘴角就牵动满是胡须桩子的下巴，仿佛表示婉惜，既不苛求埋怨，也不放任自流。他曾是旧军校教官，被怀疑是“特务”，“文革”中白天被批斗，入夜却鼾声如雷。他宿舍离学校围墙不过数尺，不知那熟睡的鼻息声是否穿墙入巷，蜿蜒而去。白天遭遇的斥责侮辱，此刻大抵已迷糊，并随呼声而消泯。心中有鬼的人能如此安适？后来，我们一起下乡宣传有关农村改革，他依然如故。不闻鸣虫啾啾，但听鼾声起伏。这样的人，能当特务？不久，我见他在礼堂铺垫横杆，想新创一种越杆姿势。从跨越式、滚式、剪式、俯卧式，直到最时兴的“背越”，大概都不满足。记得他四十岁时，还能在单杠上作“大车轮”（大回环）。当骨骼肌随意志驱动壮硕匀称的身躯，在空中划圆飞舞时，那真是机敏与勇气，智慧与力量表现的“健美”。平时拉琴、下棋休闲，以体育和音乐取乐的子女则环绕其前。这让我想起自由体操总有音乐相伴，这不就是他向往的日子么。
五十年了。如果我把上述先生请回当年的“调资”会场，他们将会是怎亲的情态呢？
黔西南台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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