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王朝在贵州有关重要史实考

　　●文/何先龙

　　系贵州省开阳县文物管理所所长 

　　位于安龙县城的明十八学士墓。 （资料照片）

　　核心提示

　　从1644年到1658年南明统治贵州期间，形成了两个统治中心，即永历皇城安龙和孙可望控制的贵阳，其间韩王朱本鉝在贵阳谋监国，永历进出安龙、生活窘迫及在贵州开科取士，孙可望屠贵阳、迎驾永历入安龙及在贵阳大兴土木，张登贵等在开州建营修桥等，都是南明贵州史上很有价值的重要史实，必须深入研究。

　　南明在贵阳有关重要史实

　　南明统治贵州，史料记述不少。《永历实录•大行皇帝纪》：“永历元年五月，张献忠遣孙可望攻贵州，总督杨鼎和弃城走，可望攻陷贵阳。已而弃贵而去，攻犯云南。”《朱天麟传》：“永历四年，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朱天麟既属郭之奇题差其弟天凤典贵州乡试。”《皮熊传》：“宏光元年，擢都督佥事，充总兵官，提督贵州军务……永历元年，熊……欲迎驾未果……韩王本鉝者，以失国迁流，侨居贵阳。熊厚待之，王纳熊女为妃。王故出入患难间，稍习戎武，恒挟关陇健儿自随。至贵颇招募成军。及是遂有监国心。熊亦以乘舆蒙尘为疑。谋之杨鼎和、范鑛、冯洸，踌躇未果。已而上出怀远，间道诏谕熊，事乃寝。然已藉藉传闻，廷臣以是为熊非。熊勿知也。”《安龙逸史》卷下：顺治十一年甲午（永历八年）“六月，秦王孙可望潜号不果。复如贵州……八月，秦王孙可望设科取士。以慧光寺为贡院。取中陈士基等五十四人。”康熙《贵州通志•大事记》：“丁亥年（1647）正月，流寇伪平东将军孙可望陷遵义，入贵阳，官民避去。据贵阳城。遣贼四路搜捕箐硐，杀掠无算……三月皇清兵至遵义，孙可望等闻风遁入滇。屠贵阳城。复攻陷安庄、安南、普定等城并屠之……戊子年（1648）七月，伪爵王祥与皮熊构釁，治兵相攻围贵阳。八月武邦贤、杨光谅等率兵败之，围解……乙丑年（1649）八月，伪王孙可望至贵阳……丁酉年（1657）……十月刘文秀率兵追可望至贵阳，孙可望出走诣长沙降……顺治十五年（1658）春二月，帝命……经略武英殿大学士兵部尚书洪承畴率师取贵阳……四月入贵阳。”可见，崇祯十六年（1644）明朝灭亡，次年福王朱由菘建立宏光政权即命皮熊提督贵州军务，1647年桂王朱由榔在广东肇庆称帝后皮熊欲迎驾未果；当时韩王朱本鉝流落贵阳，娶皮熊之女为王妃；韩王借机在贵阳招兵买马预谋监国，皮熊找贵州总督杨鼎和等商议未果。永历元年（1647）正月张献忠派孙可望攻入贵阳，三月屠贵阳城后去云南。永历四年（1650）四月白文选再次攻入贵阳，八月孙可望回到贵阳。永历十二年刘文秀率部追击孙可望到贵阳，孙可望出走长沙降清。永历十三年四月洪承畴奉顺治之命进入贵阳，八月清朝首任贵州巡抚赵廷臣和首任贵州布政使黄中通先后上任，标志着南明在贵州统治结束和清朝在贵州统治开始。

　　南明统治贵州的14年间（1644～1658），发生在贵阳的几个重要事件很值得探究。其一，关于韩王朱本鉝谋监国引起南明朝廷不和。朱本鉝本来就有政治野心，在贵州得到皮熊支持产生了监国的想法。皮熊把女儿嫁给朱本鉝作妃子就怀有私心，如朱本鉝监国称帝成功，皮熊之女就可能成为皇后；朱本鉝逃难到贵阳，身边带有几个关陇男儿，但说“颇招募成军”则不实，如果没有贵州实力派皮熊的支持，朱本鉝是不可能产生监国梦想的。皮熊支持朱本鉝监国虽由于范鑛等反对未果，却造成了永历帝与朱本鉝及贵州地方势力的矛盾，大大削弱了南明抗清力量，并给孙可望进入黔提供了便利。

　　其二，南明在贵阳开科取士。永历四年（1650）朱天麟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荐其弟朱天凤主持贵州乡试，永历八年（1654）孙可望又在贵阳设科取士，并取中陈世基等54人。南明在贵州开科取士无疑对贵阳，乃至贵州文化教育产生了积极影响。由于南明取士清朝不予承认，因此除了少数明朝遗民著述中有只言片语记载外，很少有史料提及此事。

　　其三，孙可望在贵阳大兴土木。《爝火录》卷25：大清顺治十二年（永明王永历九年）“孙可望在贵州大兴土木，建立宫殿楼观甚伟。又作行宫十余所于滇黔孔道，以备巡幸。”清人沈佳《存信编》卷四云：“可望自居贵州省城，大造宫殿，设立文武。”可见孙可望在贵阳建有不少宫殿行宫等，可惜大多已毁而无迹。现存有史可查、有迹可循的有：永历九年（1655）改武侯祠为观音寺，命部将高恩迁建武侯祠于涵碧潭东北，并在武侯祠原址新建拱南阁。康熙《贵州通志•寺观》：贵阳府“观音寺在府城南堤。武侯祠旧址改建。”道光《贵阳府志•祠宇附记第六》贵阳府城外寺观十九，“水月寺，即观音寺，在府城南门外南明河上……寺门有阁曰‘拱南’……又有翠微阁三间。”《贵州省志•文物志》：“南明永历九年（1655），孙可望据贵阳，将武侯祠改为观音寺……观音寺亦名万佛寺。清道光年间称水月寺。拱南阁建于清顺治十二年（1655），为二层重檐歇山顶木结构建筑，屋面盖青筒瓦……二层明间脊檩下有楷书‘永历乙未年孟秋月吉旦火器营都督同知高恩建’字样……从1990年起，贵阳市人民政府将观音寺修复，并更名‘翠微园’。”因此，贵阳甲秀楼南侧翠微园就是明代武侯祠、清初观音寺暨道光水月寺，其中拱南阁是贵阳市至今已发现并保存完整的最古老木构建筑。此外，南明统治贵阳时永历通宝曾在贵阳流通并有储藏，1987年9月在贵阳市油榨街10号设电缆时从地下挖出永历通宝35公斤6000多枚，就是南明永历通宝在贵阳一带流通的窖藏物证。

　　其四，张登贵等在开州建营屯兵。康熙《贵州通志•大事记》：丁亥年（1647）“四月。苗贼蓝二纠众反，攻陷瓮安、黄平，复围平越府。总兵张才击走之。道光《贵阳府志》卷25：贵阳府亲辖司里地巴香里“巴香，有城，顺治时桂王建。”卷34：“贵阳东北有巴香城，去府百二十里，桂王时建，周四里，明有副总兵驻此。”卷36：贵阳府巴香里寺观，“曰关圣殿，在司城，明安化伯莫宗文、副总兵朱三桂建巴香城，副总兵王国珍重修。”余编卷之20：“太师坟，开州城北八十里营坪，俗呼雷盆。残明时，总镇张登贵屯兵于此。以石城，可六七里……登贵在桂藩时晋爵太子太师，封余庆伯。时平越苗蓝二叛，开州小牙镫、白岩镫、鸭蛋镫诸苗应之。登贵与莫宗文督师进剿。贼平后，请以龙坑、高楼、羊耳寨、窄溪贼绝田三百九十亩为安顿家口之资。桂藩亡，遂家于开，殁后葬小河口，曰太师坟。弟正乾，同时亦官总兵，张家桥是其所建，殁葬龙坑。”民国《开阳县志稿•名胜古迹》引《李宪荣墓官诰残碑》及残诰曰：“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尔援剿川黔总兵官都督佥事李宪荣……兹尔覃恩，晋尔为上护军、龙虎将军，锡之诰命……永历元年月日皇帝之宝。”“继焉蓝逆煽黔，复建五侯九伯之威……兹覃恩授尔为上柱国、光禄大夫，锡之诰命……尔杨氏乃李宪荣之妻……兹覃恩封尔为尚仪一品夫人……永历二年月日皇帝之宝。”《艺文》引永历庚寅（1650）左都督、上柱国、太子少保、安化伯莫宗文《关帝庙碑记》云：“丙戌之岁……文至川保黔，丁亥正月渡乌江……黔之逆以蓝二者，投虏而攻陷瓮安、余庆、黄平三城，遂围平越……（戊子）会同余庆伯张公登贵，川督郑公元、范公矿……誓师余庆，分两路以下……（文）且于黔之中平是居者，是皆运数使者然也。”（8）巴香即今龙里县巴江乡，开州即今开阳县，龙坑即今开阳县龙水乡，中平即今瓮安县中坪镇。可见南明永历时安化伯莫宗文等在巴香建有城池，平定蓝二后莫宗文隐居中坪，死后葬于中坪，墓犹存，可惜其所建巴香城早已毁而无迹。永历初（1647～1648），张登贵和李宪荣等奉命率部誓师余庆镇压蓝二后，分别加官进爵，永历覆灭后各自隐居下来。经过开展地名普查，开阳县龙水乡至今仍有龙坑场、窄溪、白岩屯、鸭蛋屯、雷盆和小河口等地名。经过开展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发现，李宪荣墓、张登贵墓和张家桥等仍基本保存完整，其中李宪荣墓当地称为太师坟，土封石围呈圆形，墓前立有墓表。碑题“皇明待赠（诰）鼻祖考（妣）李公讳现荣（母王太君）之墓位”，其中“皇明”二字和碑序中李宪荣原籍等已凿去，但“皇明”二字仍依稀可辨，史籍记述的永历残诰碑等已毁而无迹，应是清朝抹去南明痕迹的结果。张登贵墓位于龙水乡小河口，也称太师坟，土封石围呈圜丘形，墓、碑均完整，因建余庆构皮滩水电站而湮没，但枯水时可露出水面。张正乾墓位于龙水乡太师坟，封土呈圜丘形，太师坟地名因此得名。雷盆位于龙水乡和平村雷盆山顶，由于山顶平旷并建有营寨，又叫营坪，南明时张登贵建的营寨占地面积数平方公里，营外墙周长达六里多，比明清开州城规模还大（清代开州城墙周长五里多），可惜大多已毁，现仍可辨识原营墙分为内墙和外墙，如今仅存残墙150余米，青石砌筑，残高0.5-3米。张家桥横跨雷盆山南深谷中小河上，长5.5米，宽3.2米，矢高3.5米，河桥两岸是张登贵兄弟所修长数公里，宽约1.5米的雷盆至中坪古石道。张登贵墓、李宪荣墓和张家桥等南明遗存的新发现，无疑对研究南明贵州史具有重要意义。

　　南明永历帝驻跸安龙重要史实

　　关于永历帝驻跸安龙，《明季南略•安龙纪事》曰：（壬辰至甲午 安龙江之春）永历六年“壬辰（1652）二月初六日，上自广西南宁移跸贵州安龙府。安龙原名安笼所……可望随改安笼所为安龙府，迎上居之；宫室礼仪，一切草简。时廷臣扈随者，文武止五十余人。”永历七年癸巳（1653）六月，“时（马）吉翔党羽布列甚密，日伺探听。上孤立自危，以台省员缺敕部考选。于十二月二十四日临轩亲试，将蒋干昌、李元开选翰林院简讨，张镌选刑科给事中，李颀、胡士瑞选浙江福建两道监察御史；杨锺、徐极、蔡縯、赵赓禹、易士佳、任斗墟、朱东旦等亦以资深俸久，各加秩升职……不数日，马吉翔果具密启与秦王，报知此事……可望大怒。甲午（1654）正月……可望发令于本月二十日到安龙，以十八人为奸、以吉翔为忠，请上裁断……竟以‘盗宝矫诏、欺君误国’八字为案。”《安龙逸史》云：顺治八年辛卯（永历五年）“十一月，南阳侯李元胤疏请航海文安侯马吉翔疏清幸黔。从之。上以可望无人臣礼。雅不欲入黔。而天寿吉翔中制之。又舍黔则更无可归。”十二月“十一日五鼓，上从陆由土司入黔。”“顺治九年壬辰（永历六年）二月，上幸安隆所……请旨改安隆为安龙，以所治改为府治。即以所署为行宫。请上驻跸于此。复以都捕张应科为总理提督。实用以阴制也。议者以可望既迎跸至黔而止舍置安笼，得毋以竹为笼，义取牢笼乎？”“顺治十一年甲午（永历八年）秦王孙可望杀朝臣吴贞毓等十八人于安龙。”“十二月，秦王孙可望遣伪百户叶应祯至行在要驾入滇。”“顺治十三年丙申（永历十年）正月十六日，叶应祯逼上入滇。白文选说缓其行为……二十二日，安西李定国入谒上于安龙……二十六日，上移跸自安龙进次普安……三月安西李定国抚南刘文秀遣兵迎上至滇。”《行在阳秋》卷下：永历“十年（丙申）春正月，朔驾在安隆州。夏四月，安西王李定国迎驾入云南。定国兵至州，诡为清兵战败孙可望部将关有才之兵，遂奉诏入安隆执可望家属以去。”贵州省博物馆编的《贵州省墓志选集》载有上函圹志铭文，其中《涪悼王圹志铭》曰：“王讳慈炜，上第五子也。跸安龙之三年，岁甲午，戴贵人诞王于行宫。越一年乙未之八月十九日王薨……左春坊左谕得兼翰林院侍读杨在谨志。”《沔殇王圹志铭》云：“王讳慈熠，上第六子也……岁在甲午九月二十六日，中宫皇后诞王于行宫。次年乙未八月二十六日薨……左春坊左谕得兼翰林院侍读署院事杨在谨志。”《澧冲王圹志铭》说：“王讳慈焯，上第七子，杨贵人所生也。生于甲午十二月之八日，薨于丙申之二月一日……左春坊左谕得兼翰林院侍读杨在谨志。国子监典籍官敕房事刘世炜谨书。”（12）可见永历驻跸安龙期间生了三个儿子，先后夭折后葬于安龙。

　　永历驻跸安龙期间，有几个问题值得深入研究。其一，永历出入安龙的时间。永历从谋划入黔及到安龙的时间，《明史》、《行在阳秋》和《永历纪年》等均与《安龙逸史》略同，故其入黔谋划于永历五年（1651）十一月，十二月十一日随陆由土司从广西入黔，永历六年（1652）二月初六到达安龙。永历帝离开安龙的时间，《明史》、《永历纪年》等多无确载，《行在阳秋》载永历帝离开安龙是永历十年（1656）四月，而《安龙逸史》等先说永历十年（1656）正月二十六离开安龙，又云三月安西李定国抚南刘文秀遣兵迎至滇，前后相互矛盾。据《澧冲王圹志铭》，永历十年四月中浣（中旬）十二日朱由榔及其臣僚杨在和刘炜等仍在安龙为澧冲王朱慈焯刻制圹志处理丧事，故永历帝1655年四月十二以后才离开安龙，因此永历驻跸安龙共三年两个月。

　　其二，安龙历史沿革及孙可望置永历于安龙别有用心。安龙原名安隆，也叫安笼。万历《广西通志•土司一》：“安隆长官司……元为泗城州地。国朝永乐间置长官司。以泗城州土官岑善忠次子子德授长官抚夷民。直隶布政司。子德死，子宗高袭。宗高死，子聪袭。生子永斌、永纲。聪死。永斌袭。永斌死。子文琼袭。弘治四年，泗城州土官岑接攻杀之。以永纲长子文胜袭。文胜死无嗣。弟文昂袭。正德三年，复因安隆叛目黄罗黄显等以兵攻司杀文昂。掳其妻及次子……以文昂长子世荣袭。后接遣党目黄琚兵劫世荣……嘉靖初，接为诸州兵攻死。以宗人世华袭。世华死。子寿龄袭。寿龄为叛目黄珠等谋害。以子洪袭。户一千四百三十二户。口七千一百有四口。”（13）《明史•地理四•贵州•普安州》：“又有安笼守御千户所，俱洪武二十三年置，皆属普安卫。”《清史稿•地理二十•广西•泗城府》：“西隆州……明安隆长官司。康熙五年改流官升州。隶思恩府。雍正十二年升直隶州，领西林县，乾隆七年复为州，来属。”《清史稿•地理二十二•贵州•兴义府》：“兴义府，旧隶贵西道，安义镇总兵驻。顺治初，因是明为安笼年。康熙二十五年，置南笼厅，移贵阳通判驻之，仍隶府。雍正五年升府。嘉庆二年，改兴义。……贞丰州……雍正五年，析广西西隆州红水江以北地设永丰州，隶南笼府。嘉庆二年改贞丰。”可见安隆长官司置于明永乐时，为广西岑氏土司辖地，康熙五年（1666）改置西隆州，雍正五年（1727）分西隆州红水江以北（明安隆长官司）地设永丰州，并改属贵州南笼府，嘉庆二年（1797）改名贞丰州。洪武二十三年（1390）置安笼千户所属贵州都司普安卫，康熙二十五年（1686）改为南笼厅，雍正五年升为府，嘉庆二年改名兴义府，府驻安龙。故明代安隆长官司（今贞丰）隶广西，安笼所（今安龙）属贵州，两省名称音同字异，可见两省文化之差异。《徐霞客游记•黔游日记一》：崇祯戊寅（1638）四月二十四日，“《一统志》永宁之安笼箐关，正指此，普安之安笼千户所……即与广西之安隆长官司接界……在普安安笼千户所，当作安隆，与广西同称，不当作安笼。”（14）徐霞客认为安笼应当叫安隆。孙可望把朱由榔置于安笼，就是想安个牢笼困住永历，以便自己挟天子以令诸侯。朱由榔在入黔之前就非常犹豫，但由于别无他路才被迫入黔，到了安龙大臣们发现“南笼”是孙可望安的牢笼，可见孙可望奉迎永历到安龙确实别有用心。正因为如此，南明遗臣著作中多不写永历帝驻跸“安笼”，而作“安隆”或“安龙”，王夫之《永历实录》甚至曲意把安笼改为“兴隆”。

　　其三，永历帝君臣在安龙窘迫之至。朱由榔在安龙生的三个儿子都过早夭折，其中朱慈炜仅18个月就死了，朱慈熠仅11个月就死了，朱慈焯也不到26个月也死了，连皇子都无法养活，足见永历一行在安龙的窘迫。《爝火录》卷22：大清顺治九年（永明王永历六年）二月“初十日壬子，孙可望改安隆所为安隆府……岁以银八千两，米六百石，上供从官取给焉……凡帝及随侍文武支粮，（张）应科与应旭造册，开‘皇帝一员，皇后一口，月支粮若干。’”（15）朱由榔君臣在安龙一直有孙可望心腹张应科等严密监视，连用粮也要经张应科等造册报孙可望审批，可见永历君臣生活困顿，战战兢兢，毫无自由。永历八年（1854）发生的“十八先生案”则是孙可望飞扬跋扈，排除朱由榔身边异己的典型案例。

　　其四，南明在贵州开科取士。朱天凤永历四年（1650）奉命主持贵州乡试。永历七年（1653）朱由榔临轩亲试，相当于明清皇帝主持的殿试，共录取十余人，并分别授职升官，主要目的是培植亲信，逐步削弱甚至逃脱孙可望的监控，因此于次年发生了“十八先生案”，朱由榔从此再不敢轻举妄动。永历八年（1654）八月孙可望在贵阳以永历朝廷名义开科取士，相当于明清的礼部会试，一共录取54人，第一名（相当于会元）就是陈士基即陈祥士。

　　陈祥士在南明朝考中名列第一，声名鹊起，奠定了平坝陈氏的儒学基础。道光《安平县志•选举》：“国朝举人……陈恭锡，康熙乙卯科。官知县。”“国朝拔贡陈祥士（顺治年间，官员外郎。）”（16）雍正《畿辅通志》卷68：“陈恭锡，贵州举人，知丰润县。”《黔诗纪略后编》载，陈祥士字贤裔，陈法祖父，永历拔贡，朝考第一，官四川庆符知县，荐擢兵部武库司员外郎，所在有能声；清兵入川后弃职归里，隐居平坝玉螺山，著有《玉螺山诗钞》。由于顺治末贵州才入清朝版图，故查遍现存清代《贵州通志》等方志，也未见顺治时贵州举行科举考试的记载。其实《黔诗纪略后编》所载陈祥士永历朝考第一是正确的，陈祥士永历四年朱天凤主持贵州乡试时考中拔贡，永历八年以拔贡身份参加孙可望主持的永历朝考获得第一，因此陈祥士原名陈士基，知县不久南明灭亡即回乡隐居不仕清朝，潜心教育子孙；经过陈祥士悉心培育，康熙十四年（1675）其子陈恭锡中举人，任直隶丰润知县；康熙五十二年（1713）其孙陈法中进士选翰林院检讨，并与孙嘉淦等号称“四君子”；陈氏经过三代人不懈努力，陈法成为清初名士，也是清初贵州影响最大的硕儒，其《易笺》收入《四库全书》，是黔人唯一入选《四库全书》的著作。因此、南明在贵州基本完成了乡试、会试和殿试等主要科举考试，虽并非严格的全省和全国科举考试，但对平坝、安龙、贵阳等地的文化教育仍产生了积极影响，是贵州文化教育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页。

　　（作者系贵州省开阳县文物管理所所长）

黔西南台办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