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留下名单的“中国辛德勒”

　　在维也纳市中心的一家酒店里，何曼礼，这名来自美国的华侨日前对《环球时报》记者讲述了她父亲何凤山拯救犹太人的往事。70多年前，当时中国的领事馆就设在这家酒店所在的楼房里，时任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在这里用他签发的中国上海签证，从纳粹魔爪下拯救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然而这一切在后来几十年里一度几乎无人知晓，直至何凤山去世，才被女儿何曼礼慢慢发掘出来。

　　儿时故事，牵出悲惨历史

　　我父亲1997年9月28日过世，当时我是新闻记者，父亲去世的讣闻由我来写，当时觉得如果只介绍父亲的履历，有些太简单，我就把儿时听父亲讲的小故事、父亲回忆录中关于拯救犹太人只言片语的叙述，写到了讣闻中。

　　在我约10岁时，父亲有次散步对我讲起他的一个犹太朋友，他是一家石油公司驻维也纳的代表，当时他们一家想逃到美国，但美国没有给他们签证，我父亲就给他们签了去上海的签证，但在送行前，“水晶之夜”事件发生(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是1938年11月9日夜在德国和奥地利同时开始的，后人将那一夜称为“水晶之夜”)，我父亲的这个朋友被捕。父亲第二天赶到他家时，盖世太保前来搜查盘问，父亲的回答非常镇定，他说，我是这里主人的朋友，正在等他回来。父亲与盖世太保争吵起来，对方甚至用枪指着我父亲，得知父亲是中国的总领事后，盖世太保才离开，父亲那位犹太朋友很快被释放，并用中国签证逃离了奥地利。

　　父亲的讣闻在报纸上刊登后，一个陌生电话打来询问父亲拯救犹太人的情况，并要求与我见面，他要举办关于拯救犹太人外交官的展览。从那以后，我决心在历史长河中寻找父亲的身影。

　　茫茫史海，找寻父亲足迹

　　父亲没有留下一个“辛德勒的名单”，他究竟救了多少犹太人，难以查清。后来我通过联系大屠杀纪念馆，幸运地找到一个拿着中国签证生还的犹太幸存者。当时17岁的犹太青年艾瑞克•歌德•斯德宝为了替自己和家人取得签证，数月内奔走50所外国领事馆，但都遭到拒签，在走投无路时来到中国总领馆，在那里他碰到了一名中国签证官，很可能是我父亲，这名签证官对他说：“我们签证是到上海，但你可以用这个签证出国，证明你有目的地出去，对于被抓到集中营的亲属，你给盖世太保看签证，马上可以释放你的亲人。”于是这名犹太青年在中国领事馆申请了20份签证，同家人购买了到上海的船票，虽然他的父亲在“水晶之夜”中被捕，但因为拿到了中国签证，仅几天后就被释放，此后前往上海。

　　在追寻那段历史的过程中，我也了解到那时犹太人的悲惨境遇。一家犹太幸存者对我说，当时他们出去遛狗时，发现邻居似乎一夜间变成敌人，当自家的狗和邻居的狗相互亲近时，邻居赶快把自己的狗抱走，说不能闻那个犹太狗。这家的男主人在“水晶之夜”被捕。他们家大女儿发现，以前爱慕她的一个男孩已穿上纳粹军装，不再理她。女孩为了救父亲，主动去与那个男孩约会，问自己的父亲在哪里，没想到男孩见面之后对她搜身。但幸运的是，她母亲拿到了去上海的签证，她父亲很快被释放，一家人先到英国，后来又去了美国。

　　“生命签证”，数量无法统计

　　我父亲于1938年5月出任总领事，加上一名副领事，整个领事馆仅有两名中方官员，我估计父亲很快就开始发上海签证，因为6月20日发的签证就已是200多号，7月的一份签证就1100多号了，此间一个月至少发了900多个签证，我父亲大批量地向犹太人发签证，有两个同一天的签证，两个号码之间有100位，一天至少发了100个签证，现在无法统计到底发了多少签证。

　　而实际上，在当时的背景下，向犹太人发放签证的父亲面临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纳粹后来因为领事馆的房产是犹太人的，要没收领事馆的房产，而国内反馈，因为抗战，不能给新的领事馆拨款，因此父亲只能自己掏腰包租下一处公寓作为领事馆，继续发放签证。而父亲的上司担心发放签证会带来负面影响，要求他立即停止发放，但父亲不为所动，继续他的人道主义事业，最终因此被记过一次。

　　二战全面爆发前，纳粹为了排犹，不但大肆搜刮犹太人财富，还逼迫犹太人离开他们的家园，否则就将犹太人送入集中营，但当时犹太人想要离开必须出示接收自己目的地的证明。实际上，当时纳粹并不关心犹太人最后到哪里，只要犹太人能够证明有接受自己的地方，就能够获准离境。当时国内已是“七七事变”以后，中国包括上海在内的很多地方都被日本占领，而进入上海的港口不需要有任何证件，这是一个历史机会，我的父亲抓住了这个机会，其实很多犹太难民拿了上海签证后并没有去上海，他们逃离奥地利后，最后逃到美国、英国等国。

　　后来，从中国领事馆能拿到上海签证的消息越传越广，中国驻维也纳领事馆外开始排起长队。欧洲其他国家的犹太人也获悉上海可以作为避难所，因此想方设法逃到上海，最终令上海成为犹太人避难所。

　　为何施救，源于恻隐之心

　　有人会问，为什么何凤山愿意救犹太人，而且在此后几十年里都没有太多提起？如果认识我父亲，就不会问这类问题，因为他就是这样的性格，他是一个有信念、有同情心的人，他小时候生活很苦，17岁时父亲就去世，曾被他家乡的挪威传教士帮助过。父亲认为帮助他人是很自然的事。对于帮助犹太人，父亲在回忆录中只是简单地说，看到犹太人的厄运，深感同情是很自然的，在人道立场上帮助他们也是应当的。

　　1937年“七七事变”前，父亲来到欧洲，一直做抗日宣传工作，他还在奥地利国会与日本官员就日本侵华问题展开过辩论。在我眼中，父亲为人正直，有学问、有亲和力，深爱祖国。父亲常说要以做中国人为荣，他担心我和哥哥接受不到好的中国传统教育，总是教我们汉语成语。(本文由冯云采访整理)

　　何凤山：没有留下名单的“中国辛德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