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先生墓祠里的抗战情节

　　文/图 罗 松

　　安龙被誉为贵州高原上的荷都龙城，招堤十里荷塘及南明永历王朝为其最耀眼的名片。在南明永历王朝入驻安龙期间，以东阁大学士吴贞毓为首的部分朝臣誓死效忠永历帝朱由榔，在权力的奋争中，吴贞毓等十八位大臣被当时实权在握的农民军首领孙可望以“欺君误国，盗宝矫诏”定罪，且逼朱由榔下诏将吴贞毓等十八人一律处斩，史称“十八先生之狱”。

　　十八先生被害后，其家属及安龙百姓将他们的尸体合葬于安龙天榜山下的马场坝旁。

　　两年后，另一农民军首领李定国进入安龙，护卫永历朝廷。入卫安龙之后，命人修葺遇害大臣的合葬墓，并且在墓葬所在的马场坝修建庙宇，以资纪念，并表达他对忠臣的敬重之情。安龙“十八先生墓祠”由是产生。

　　虽然吴贞毓等永历朝廷内的反清一派，与清政权是敌对关系。但是，正因为他们的行为符合封建社会“忠君”思想，清政权不但没有毁掉十八先生墓葬及祠庙，反而多次进行了修葺和扩建。这一举动，不但对汉族及各族群众起到安抚作用，更宣扬了“忠君”的政治需要。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清一代许多官员、贤儒不但写过凭吊“明十八先生”的诗词，还先后进行了多次维修。乾隆六十年（1795），贵州学政洪亮吉、南笼知府曹廷奎修墓，沈鼎撰记立碑。道光三年（1823）兴义府知府陈熙补修墓。道光二十四年（1844）知府朱艧著诗二首，刻石列于墓右。道光二十九年（1849）知府张锳重修墓，其子张之洞撰《吊十八先生文》，刻石列于墓左，张锳于试院右侧改建“十八先生祠”，张之洞代父作《十八先生祠堂记》刻石勒碑于祠。祠宇轩敞，有祠门、敬业堂、流芳亭、怀清亭、享堂、正祠、多节亭、荷香池等，形成一组规模宏大的建筑群。

　　咸同年间，黔西南地区著名的白旗起义暴发，黔西南地区狼烟四起，府城安龙也未能避过兵燹，十八先生祠毁于兵火。动荡之后，光绪九年（1883）兴义府知府余云焕，安义镇总兵何雄辉重修十八先生墓，将十八先生祠迁建于墓后天榜山脚台地，在墓区修建亭榭、池塘、种植花草树木，余云焕补刻“十八先生成仁处”大字于墓后石壁。余云焕还为正祠赋联：“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晋之莲社，唐之瀛洲。”光绪三十一年（1905）知府李祖章修墓，增建“虚舟”、“多节亭”。至此，如今的安龙十八先生墓祠布局及规模基本确定。

　　民国时期，府治设置于安龙的兴义府撤销，改为南笼县，民国五年（1916）县知事洪寅加修墓，在墓前建石坊一座，民国二十六年（1927）县长张曾复请拨款增修墓、祠。中央行政院、贵州省政府允准拨款修复，并定于每年农历四月八日为公祭日。

　　不仅如此，在十八先生墓祠内，竟然还有蒋中正、居正、王伯群、李烈钧、吴鼎昌、任可澄等军政要人及社会名流题词树碑、镌刻摩崖于祠后天榜山山崖石壁处。

　　细细研究这些碑刻、摩崖，竟然与抗日战争关系密切。先梳理一下这些碑刻、摩崖的内容，它们有：蒋中正的“碧血千秋”、李烈钧的“瀛州神境”、居正的“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仁至，所以义尽”、任可澄的“藏碧辉岩”、王伯群的“洁气长存”、柏文蔚的“天地正气”、吴鼎昌的“重如泰山”、胡刚的“洁气长存”、刘伯龙的“天地同流”、王漱芳的“忠烈可风”、刘时范的“天地正气”、王佐的“成仁取义”。

　　题词之人，蒋中正、李烈钧、居正、王伯群（兴义景家屯人）就不说了，大家都知道他们是当年国民政府的核心人物；柏文蔚曾任安徽都督、鄂军总司令、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吴鼎昌曾任北洋政府财政次长、国民政府实业部部长兼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四部部长等职，1938年至1945年任贵州省主席兼滇黔绥靖公署主任；胡刚时任贵州西路巡视专员，摩崖落款有记；刘伯龙，曾任黄埔同学会纪律股股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参谋长，1940年12月任新编第66军第28师师长，编入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王漱芳为民国陆军中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25年担任国民革命第一军（军长何应钦）司令部机要秘书，1937年至1938年，担任国民党贵州省党部主任委员，后任甘肃省政府秘书长兼甘肃民政厅长；刘时范时任贵州省第三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专员，驻兴仁县，掌管盘江八属；最后一位——王佐，时任安龙县县长。

　　在一众题词的军政要员中，王佐仅为一县之长，相比之下，可谓职卑位轻。然而，十八先生墓祠里珍贵的十余方碑刻、摩崖形成，正是得力于王佐，才能够让后人欣赏、感怀。

　　王佐，字天梯，贵州息烽县九庄后陇人，清光绪十二年(1886)元月十七日生。宣统二年(1910)十月，毕业于贵州省立简易师范学校，后回县从教。民国二十七年(1938)七月，调任安龙县县长。民国二十九年(1940)六月十八日，转任织金县长，离开安龙。

　　细细观察十八先生墓祠里的碑刻、摩崖，一众军政要员题词的落款，如果留有时间，均为民国二十八年（1939），此一时间，正是王佐任安龙县长的时间。此一时间，也正是中国全面抗战的艰难时刻。

　　回顾中国人民英勇的八年全面抗战，分为战略防御（1937年7月-1938年10月）、战略相持（1938年10月-1943年12月）、战略反攻（1944年1月-1945年8月）三个阶段。十八先生墓祠里的摩崖群正是形成于全国人民同仇敌忾的抗日战略相持阶段，此时的中国军民，正处于无比艰苦的抗日救亡之中。

　　正是在这时，时任安龙县长的王佐向国民政府申请拨款，用以维修十八先生墓祠。按照常理，此时正是举全国之财力、人力、物力抗击侵略者的危急时刻，拨款维修一处名胜古遗不可思意。

　　然而，为了激励将士奋勇杀敌和振奋国民抗日情绪，提倡全民要像十八先生那样富有国民气节和舍生取义的英雄气概，在重庆的国民党军政要员得知维修十八先生墓祠一事，不仅赞同维修，还纷纷慨然提笔，写下以上文字。由此可知，十八先生墓祠内的碑刻、摩崖题词，绝不仅仅是附庸风雅或是触景感慨。从题词内容“洁气长存”、“天地正气”、“重如泰山”、“天地同流”、 “忠烈可风”、“成仁取义”等内容来看，正是当时全国人民精神上的需要。这些题词，正是文化抗战、精神抗战的具体展现。

　　在贵州省内，这种文化抗战、精神抗战的历史遗迹，也不仅是安龙一地有之，如前文提及的刘伯龙的故乡龙里县冠山古建筑群内，就镌刻有“还我山河”等与时代相符的摩崖。

　　殊为可惜的是，笔者未能在安龙十八先生墓祠里，找到国民政府军队内地位仅次于蒋中正的军政部长、军事委员会参谋长黔西南人何应钦的题词。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1933年5月的《塘沽停战协定》、1935年7月的《何梅协定》，均被世人视为何应钦亲日的事实。然而，之后的何应钦更多的却是在做抗战工作，至1938年1月，何应钦就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长，负责战时军制计划和参与各个战役的指挥，在抗日战争中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这是不争的事实。在抗战后期他返家省亲与其兄何应禄的照片背景里，旧宅大门上挂的楹联为：誓除倭寇；喜祝中华！

　　黔西南也是何应钦的故乡，在安龙县维修十八先生墓祠之时，其妻兄王伯群已卸任国民政府交通部长，正在竭力劝募、筹建选址于贵阳花溪的大夏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前身）校区，得到安龙维修十八先生墓祠的消息，也欣然提笔题了词。

　　因此，在国民政府一众大员为安龙十八先生墓祠题词的情况下，何应钦没有不为故乡题词的理由和顾虑。王佐未能得到何应钦的题词，具体原因不得而知，但黔西南重要的历史文化遗存安龙十八先生墓祠，却留下了一丝遗憾。

　　文化是永恒的，特殊的文化记忆贯穿着中华民族的历史。安龙十八先生墓祠文化内涵深邃，抗战情节仅为其展示出来的众多历史信息之一，但已足够值得记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