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的乡村治理（四）

？ 刘伯山  叶成霞

第二道程序：调解与仲裁。

剩下一百个矛盾如果继续激化，则就步入寻求调解与仲裁的环节。这要区分出两种情况，分为两条路径。

第一种情况是：属于同族之人产生的矛盾与纠纷，诉之于宗族的祠堂，交由族长和族老们来调解和处理。这种情况十分普遍。“徽州聚族居，最重宗法。”各个宗族都非常重视宗族的管理，定有族规，建有祠堂，人丁兴旺的宗族除建有宗祠外还会有支祠。如祁门县古溪乡黄龙口自然村是汪氏宗族的聚居村，现在的人口也只有七百多人，却保存有汪氏祠堂五座，即宗祠永安堂，支祠敦本堂、天合堂、中和堂和同善堂。这些祠堂既是宗族的象征，也是宗族执行管理的场所。各族都有由族众选举产生的族长，作为支派还会设有门长、房长等，他们具体地执行着宗族的管理。族人之间产生了纠纷，可以向祠堂投诉，既可口头反映也可递状纸，后者如笔者家藏的《黟县一都二图李家园汪氏文书》中之《同治十二年十二月汪长龄向族老投告外甥余康龄状词》等；而祠堂一旦接受了族人的投诉，族长就会出面召集族老及其他中人来商议，从中予以调解。如《民国二十年五月[歙县]邵新喜等立和睦据》：

立和睦据人邵新喜与顺荣，缘属根同一本，叔侄之称，于年前为房内百万自愿卖与新喜之田一业，土名小墓尖。兹因百万年迈无嗣，继立顺荣承祧，为此田业致生口角。近因房内告化不幸年壮去世，未曾立嗣，双方各执己见，争论不休，今凭中族排解，其田已出，不可挽回，其告化不幸，当以继嗣为先，是以经中族公同酌议，将顺荣次子继续告化一脉，所有产业进出账目以及门庭支应，一概归于顺荣暂摄经理，待其子成壮之日，再为交领，亲房内外无得异说，当念一脉流传，不愿争长论短，务要和好如初，此系两相情愿。恐口难凭，立此和睦一样两纸，各执一纸，永远大发存照。

民国二十年五月日  立和睦据人：邵新喜（押）、邵顺荣（押）

族长：百万（押）

房长：玉贵（押）、观有（押）、天明（押）、

小苟（押）、佛义（押）、祥勇（押）、

彩高（押）、元贵（押）

凭中：邵臣禄（押）、邵玉华（押）、邵顺祥（押）、

吴岳钟（押）、项德进（押）

代书人：毕雨旸（押）

这是叔侄二人因继产“田业致生口角”，“双方各执己见，争论不休，今凭中族排解……务要和好如初，此系两相情愿。恐口难凭，立此和睦一样两纸，各执一纸，永远大发存照。”

第二种情况是：不同族之人产生的矛盾与纠纷，诉之于乡村文会，交由乡贤们来调解与仲裁。文会组织在传统徽州乡村是普遍存在的。它是一种民间自发组织成立的文化团体，主要由担任“乡约”之人（约正、约副）、在家功名之人（进士与秀才）、当地致仕之人及口碑好的读书人构成，以“言规行矩、讲学明道、砥砺名节、宣布教化”为宗旨。文会平常的活动也只是定期聚会以研读经典、吟诗谈文等，一旦接受了投诉，则立马成为一个社会化的调解与仲裁组织。在徽州文书中，就有许多投诉于文会乡约的投状，如《婺源北乡诉讼与教育等文书》之《清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潘银开具投状》：

具状人潘银开投为价业交清、凭唆赖讹、叩呈无厌、以慑强梁事。

被：主唆人查正忻、查三法；余唆人后补；讹赖人查洧忻。

缘地赖查洧忻曾于光绪卅年以祖遗长尾坦民田一局，央中立契，由缮推签，绝卖与身，契价两已交清，业亦交身耕种，经今五载，异议毫无。讵忻至今冬欲壑突萌，不念业已卖休，欲讹无间，率尔凭唆煽惑，诬价未清，擅自拥门，摇唇滋闹，逞凶坐赖，冀嚇图讹。窃思买业以红契为凭，价清悉填明于契尾；如真欠价，忻押岂肯从书？况业管五年，忻何置之不索？显明付楚，妄听唆讹，昧己瞒心，殊无理法，不得不叩贵约老先生尊前施行。

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日具

古代徽州人十分热衷于文会的兴办，举凡各地都有，有一村独办，更有诸村合办，皆为超宗族性和社会化的，由多个姓氏家族构成，如清代中后期至民国年间的黟县集益文会，参与的姓族达十五个；至民国，“文会”名称也有被“村董”替代。与之相关联，文会所接受的投诉也一般是或鸣族不能决的投诉，或区域社会化的投诉。文会的调解，也会形成文书，如《民国十九年十月[休宁]程炳进等立议合同》：

立议合同人海太房程荣福、程中文二人等，同子和房程炳发、程炳进二等，今因土名水竹坞，计山一号，坐落四址，东至程丐食母祖坟，为南至大路，西至大溪平降、北至大平降，此山两房众等子侄争论，凭公村董、中人、明保排解，登山定界，公分大房分归下山，东至方坵田头大石直上，南至路，西至大溪，北至大平降，四至归太房执管；和房归分东至坟南路，西至方坵大石，北至大平降，四至内归和房执管。嗣后两房子孙不得强竞，倘后乃房反悔，当日凭公议，罚大洋一百元，无容宽情，倘有内外人言，均是两房等名人一力承值，两（无）异说。恐口无凭，立此合同存照。

民国十九年十月二十二日 立议合同人：程炳进（押）、程炳发（押）、

程荣福（押）、程中文（押）

中见人：刘茂森（押）

地保：刘双林（押）

代书人：曹德钧（押）

对文会的功用与仲裁结果，古代徽州人总是予以充分认同，至少是会形成乡村社会的舆论导向，从而具有很强的强制力和影响力。对此，清代歙县人方士庹在《新安竹枝词》里就写道：“雀角何须强斗争，是非曲直有乡评。不投保长投文会，省却官差免下城。”歙县江村人江绍莲更是评述道：“乡居非就试罕至城府。各村自为文会，以名教相砥砺。乡有争竞，始则鸣族，不能决，则诉于文会，听约束焉；再不决，然后讼于官，比经文会公论者，而官藉以得其款要过半矣，故其讼易解。若里约坊保，绝无权焉，不若他处把持唆使之纷纷也。”

至第二道程序，剩下的一百个矛盾，至少有九十个得到了解决。

信息来源：黄山日报

稿件由黄山市台办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