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的乡村治理（一）

□ 刘伯山 叶成霞

长三角地区至少从宋代以来除了外来战争的影响外，自身曾保持了千百年的稳定与繁荣，经济社会与文化事业获得极大发展。这不是无缘无故的，而是由诸多内在因素决定的，乡村社会本身的稳定并具有极大的共同性当为关键。

传统的中国是个农业大国。长三角地区特别是苏杭一带，尽管自宋代以后，商品经济获得了极大发展，市镇大量出现，但其本底还是乡村，市镇的建设也是在乡村基础上的建设，乡村的力量仍然很强大，更何况传统意义上的“乡村”从未消失，在新时代的今天仍然占据重要份额。所以，十九大报告中就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

现实来源于历史，研究当代必须要把握传统。在谋求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今天，探究长三角地区传统乡村社会的结构与性质，可以发现它们原本就具有极大的共同性，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乡村社会构成上具有同质性——注重血缘关系的宗族社会。传统长三角地区的乡村社会是由一个个的宗族构成的，其中既有唐宋之前就世居的原住民宗族，也有唐宋以后外迁来的宗族。如江南重地无锡一带，吴、周为最早的姓氏，接而有顾氏、陆氏、孙氏、钱氏、高氏等皆为世居的原住民；唐末之后陆续又迁来了胡氏、司马氏、侯氏、赵氏、荣氏、薛氏等号称有“十五大名门姓氏”。吴郡苏州，晋代张勃所作“吴录·士林”曰：“吴郡有顾、陆、朱、张为四姓。三国之间四姓盛焉”，加上潘、王、吴、徐号称苏州“八大姓”，另有沈、程、周、钱、翁、彭、袁、贝等望族。根据叶梦珠《阅世编》卷五《门祚》的记载，松江府一带名门望族多达60余家。吴仁安先生梳理上海地区有300多家姓氏，发现其中门祚达三代者有51家、四代者98家、五代者48家、六代者36家、七代者23家、八代者15家、九代者6家、十代者2家、十一代者1家、十二代者3家、十三代和十四代者各2家、十五代和十六代者各1家。浙江的望族中，青田刘氏、临海王氏、西安余氏、余姚王氏、山阴沈氏、德清余氏等皆为闻名海内外的文献之家，余姚孙氏、钱塘于氏、山阴朱氏等为忠孝之家。古徽州地区更是名族林立，明修《新安名族志》里综录有名族84个，其中最有名望的是程、汪、吴、黄、胡、王、李、方、洪、余、鲍、戴、曹、江、孙等，号称“新安十五姓”。

长三角地区的宗族大多是聚族而居，注重血统。如上海嘉定葛氏,“自思萱公而下，迄今凡八世聚族而处”，苏州洞庭东山葛氏自明初分为南北二支后，“其留武峰者迄今数百载聚族而居，子姓蕃衍为洞庭山望族”，浙江萧山来氏家族,“自有宋南来卜居越滨左江右湖，环族而处，生齿日繁，人文日盛，颇称为两浙巨宗”。徽州的宗族,清初休宁进士赵吉士写道：“新安有数种风俗胜于他邑：千年之冢不动一抔，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之谱系丝毫不紊，主仆之严数十世不改，而宵小不敢肆焉。”这些都非常重视宗族的管理。为了敬宗,各宗族都建有祠堂，所谓“举宗大事莫最于祠，无祠则无宗，无宗则无祖”，“创建宗祠上以奉祀祖宗，报本追远；下以联属亲疏惇叙礼让其晟典也”，如上海曹氏家族中,“巢南先生昔与其兄赣县君既创建为祠堂,设立规条,聚族人而严春秋之享祀矣”，浙江的宗族有的十分庞大,下分几个、十几个支派，拥有大宗祠、小宗祠、支祠、分祠等多个层级的祠堂，浙江顺溪陈氏所建的祠堂已成为其宗族文化的大展厅。在徽州,“徽俗,士夫巨室，多处于乡,每一村落,聚族而居,不杂他姓。其间社则有屋,宗则有祠”。黟县西递村曾有明经胡氏祠堂20多座,至今保存完整的还有3座;歙县的呈坎（现属黄山市徽州区）历史上曾有祠堂15座,始建于明代嘉靖年间的罗东舒祠至今保存良好，系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等。上海著名的祠堂，有始建于明嘉靖年间位于浦东陆家嘴的陆氏宗祠,“陆家嘴”的地名也因陆氏而来;有始建于清道光年间的“陈公祠”,1985年7月被松江县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有建于民国七年（1918年）位于静安区闸北公园内的钱氏宗祠“春晖堂”,2014年4月被上海市人民政府列为文物保护单位;有建于民国七年位于上海闵行区荷巷桥的金氏宗祠（金氏义庄）,2016年9月5日被闵行区政府列为文物保护点;有建于民国二十年（1931）位于浦东新区陆家堰的杜家祠堂,为上海闻人杜月笙之所建等。江苏也是祠堂林立,仅无锡市的惠山镇就曾汇集自唐代至民国时期的80个姓氏,建有108处祠堂建筑体数量之多、密度之高、类别之全、风貌之古朴，为国内所罕见;2006年5月,惠山古镇祠堂群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2年,无锡惠山祠堂群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

为了收族,各宗族都修有族谱,所谓“夫人之一生莫大乎纲常之事，纲常之大莫过于谱牒”。“家谱之作，由来尚矣。古之人虑后世支分派别，不克联宗姓、笃恩谊也。于是有谱以纪其世次，使数传、数十传以后一披览而知有水源木本之思，且以知某也修德，某也惰行，某也赫赫流芳，某也没没无闻，观者莫不油然兴悚，然动思贻身后令名，以光前烈而启后昆，则谱之所系，岂不重哉”。“族谱不作，人伦之道不明，尊卑失序，礼乐攸斁，揆之风化，非小失也”。由此，江南地区遗存的族谱甚巨，如苏州钱氏家谱，现存有清同治抄写本《吴越钱氏宗谱》、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刻本《钱氏族谱》二卷、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铅印本《堠山钱氏丹桂堂家谱》不分卷等计19部；上海朱氏族谱，仅《中国家谱总目》里明确收入的就有清乾隆抄写本松江《朱氏家乘》1册、清嘉庆七年（1802年）刻本《上海朱氏族谱》六卷、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刻本崇明《朱氏家乘》不分卷39册、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宝山《罗阳朱氏家谱》四卷等计14部。至于徽州谱牒遗存的数量，《中国家谱总目》中收录的是1568部，而据笔者的研究与调研，《中国家谱总目》里收录和已作为公藏机构公藏的徽州谱牒当属已发现的徽州谱牒；作为徽学研究者与爱好者私家藏的徽州谱牒为可发现的徽州谱牒；还散存于民间由谱牒的拥有主人保存的自己家族的谱牒属于尚待发现的徽州谱牒。它们皆为存世的徽州谱牒估测其数量将超过5000部。

有着唐宋遗风的血缘性宗族，是长三角地区乡村社会的基本构成，对此，它们是具有很强的同质性的。

信息来源：黄山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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