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洞大槐树--华夏儿女祭祖园

大槐树寻根祭祖园是闻名全国的明代迁民遗址，有史料记载，从明太祖朱元璋洪武3年到明成祖朱棣永乐15年将近50年的时间里，共组织了18次大的官方移 民，因移民多在大槐树下汇集转迁，所以被称为大槐树移民，当时移民主要迁至河南、山东、安徽等18个省、500多个县市，移民遍布整个中原地区，所以时至 今日，大槐树成为了海内外数以亿计的大槐树后裔寻根祭祖的圣地，洪洞县成为了亿万大槐树后裔永远魂牵梦绕的老家。

洪洞大槐树下移民的故事，要从一首令所有炎黄子孙荡气回肠的歌谣谈起：“问我故乡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这是一段如泣如诉，传遍了大半个中国，凡有中华儿女的地方，都跳动着它那哀婉而又亲切的歌谣，它令诸多的黄河儿女梦牵魂绕。

大槐树旅游区位于山西省南部的洪洞县，是尧王建都之地，这里山川秀美，物华天宝，历史久远，人文荟萃。洪洞，古称神圣之邦，西周时为杨侯国，是山西第一大县。演绎八卦太极图的伏羲，炼石补天、抟土造人的女娲，统领四方的黄帝，禅让天下的唐尧，体恤万民的虞舜，都曾在洪洞留下深深的印迹。可以说，华夏大半部 文明史在洪洞浓缩，在这里，抓一把泥土就能攥出古老文明的液汁，难怪发生在洪洞这个神圣之邦的故事，生生不息，源远流长。

十四世纪中叶，只识弯弓射大雕的元朝统治者的野蛮征服和残暴统治极度激化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反抗四起，朱元璋为平定天下，连年征战，天灾人祸致使中原地区赤地千里，民不聊生，据史书记载：豫鲁皖苏之民十亡八九，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兵燹灾荒，涂炭了生灵，吞噬了中原。

当一幕幕战争的悲剧在燕赵鲁豫轮番上演时，三晋大地却是另一番景象，远离战祸的山西风调雨顺，连年丰收，人丁兴旺，经济繁荣，山西人口稠密，首推晋南洪洞一带。

面对中原地区人力不至，久致荒芜，积骸成丘，居民鲜少，累年岁租不入的局面，明初的当务之急便是恢复发展生产，明统治者把移民屯田的目光投向了人口最稠密的山西，空前绝后的大移民不可避免的在这里发生了。按文献通考记载：明洪武永乐间，屡移山西民于北平、山东、河南等处，传闻在广济寺设局驻员，发给凭照川 资，广济寺旁的大槐树下为移民聚合之地，于是，汾河岸畔那棵并不超群出众的汉槐，便以无与伦比的身姿，走进了历史的风雨，走进了岁月的沧桑，走进了一个民族的记忆。

移民，离开了故乡和亲人，却割舍不了浓浓的乡情。当年，许多苦难的移民含着热泪告别古槐，告别家乡，离开了丰沃厚重的黄天厚土，离开了富足安康的中原大地，再也看不到汾水岸畔的渡船，再也听不到萦绕槐园的鹳鸣，背井离乡的他们把对故乡的追忆，编织成一代代人期盼的梦，永远镌刻在古槐后裔深深的记忆中。

自移民的第一天起，移民后裔对故乡的思念就一天都没有停止过，故乡的一草一木，均深深镌刻进他们的心田。当他们恋恋依依、一步一回首，三步一徘徊，渐远乡井的时候，他们的泪眼最后看到的是那棵高大的古槐，是那古槐枝丫间一簇簇令人惆怅的老鹳窝，于是，大槐树和老鹳窝便成了迁徙者们诀别故乡时最后的标志。当时的移民从大槐树动身时，不少人或者纷纷折槐枝带在身边，或者带一把槐树的种子。把对家乡的情感，对亲人的留恋，都倾注在这小小的槐枝槐种上。为了表示对故土的思念，他们到了新的居住地，安居之后，便把槐树栽植在新居的庭院里、大门口或大路的旁边，辛勤的浇灌，精心的培育。每当逢年过节，有的人还献上供品，烧香、叩拜，祈求先祖保佑全家平安。有的槐树干枯了，人们都不愿伐掉。现在，在我国的许多地方，特别是河南、河北、山东等省的一些地方，都保留着这种传统习惯。鸟近黄昏皆绕树，人当岁暮定思乡。当第一代迁徙者归根无望之时，面对故乡明月，他们谱不出逐水曲，唱不出游牧歌，脱口而出的是这首“问我故乡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数百年来，这首古朴的民谣，慰藉过多少古槐后裔的创伤，激动过多少古槐后裔的心房，唤起过多少古槐后裔的向往。

今天，在明代移民遗址上，一座规模宏大，建筑雄伟的大槐树寻根祭祖园拔地而起，像一颗熠熠生辉的明珠，镶嵌在汾水岸畔，已经发展成为占地300余亩的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成为海内外移民后裔寻根访祖的圣地。

大槐树寻根祭祖园由移民文化区、祭祀区和游客体验区三部分组成。

古大槐树碑亭、茶室、牌坊是移民文化区修建最早的景点，建于民国3年，由洪洞人景大启、刘子林等人倡议修建，山东曹州、长山等地古槐后裔纷纷解囊，很快便捐足数百纹银，于是便有了供人凭吊的古大槐树碑亭一座，也有了供人品茗怀乡的茶室三盈，古槐后裔报本溯源之情，山川可鉴。

时光流转，岁月沧桑，当年移民们出发地点广济寺和大槐树，早已被汾水冲毁，幸而在大槐树的东侧同根滋生出第二代槐树，经过400多年的风雨，第二代古槐如今也已干枯了，但如同移民子孙生生不息、世代繁衍一样，在第二代古槐北侧又同根生长出第三代槐树，佳树延年，代代相传，枝繁叶茂，生机盎然，三代古槐作为移民历史的见证者，成为亿万古槐后裔识别家乡的标志，成为人们魂牵梦绕的根。

春去秋来，相思何时歇？多少年来，遍及全国根系祖槐的莘莘游子，情系槐乡，临风怀想者有之；迢迢而归，虔诚谒拜者有之；挥毫抒怀，缅怀先祖者有之；寻根问祖，认真续谱者有之；问君足趾，共道桑梓者有之；慷慨解囊，助建家乡者有之。诸多的平民百姓、文人墨客往来络绎不绝。近年来，旅居海外的游子，港、澳、台同胞，更是怀着对先祖的敬仰、对故土的眷恋，后裔们纷至沓来瞻仰古槐树的雄姿，寻访老鹳窝的踪迹。

洪洞大槐树寻根祭祖园，将成为后裔们虔诚谒拜祖先的精神家园。三我并没有忘记二进临汾和洪洞的主要目的：摭拾老槐树下所发生的故事，解开那“是老鹳还是老鸹”的谜团。行前我查阅了《辞海》，关于鹳的条目是这样写的：鹳，鸟纲，鹳科各种类的通称。大型涉禽。形似鹤亦似鹭；嘴长而直。翼长大而尾圆短，飞翔轻快。常活动于水边，夜宿高树。主食鱼、虾蛙和甲壳类。羽毛灰色、白色或黑色。黑鹳体长约一米，白鹳较黑鹳为大。我国北方常见百鹳邀我来的友人年过半百，是药品管理界的全国劳模。谈及药事，他如数家珍。我问临汾、洪洞一带是否曾有鹳鸟，他诧为异事，摇头说没有，并一再安排我参观名胜古迹，仿佛只有这样才能迎合所谓文化人的雅趣。每到一地，陪同我的大都是三十上下的青年人，问及鹳事，他们纳罕惊怪，对我这京都来客，以《辞海》中定义按图索“鹳”，大惑不解。仿佛那白色的大鸟，与他们历来无缘。数日访寻，难觅鹳踪，我不禁怅怅悻悻，忧忧悒悒，煎煎急急。友人终于窥晓我的心思，速为我搬来两位“文化书记”。一是年过古稀的王德贵，二为岁过花甲的刘郁瑞80年代初，王、刘分任洪洞县委正、副书记。“大槐树公园”就是靠他俩运筹兴建的。王、刘曾在临汾多地为官，所到之处，大法小廉，不饮盗泉，且忙里偷闲，不废咏吟，忧世感时，偶得清词丽句。赋闲后，两人皆情系大槐树，醉心尧文化。堪可一提的是，刘郁瑞是纪实文学天网的主人公。《天网》搬上影屏后，主人公仍是真名真姓，国人曾争相一睹，刘氏遂作为清官形象兀立民间。临汾、洪洞的古迹名胜大都备有宣传册页，一经文字蒸馏，挥发了岁月蕴含的原汁，消褪了历史的底色，读来乏味。王、刘都是啜饮汾河水长大的，讲起洪洞旧事情夺神飞，勾沉稽往，尘影梦痕历历如绘……

先民辄是逐水草而居，文明常常与大河联姻。三晋文明来自汾河。纵贯三晋长达七百余公里的汾河，无疑是山西的命脉和象征。汾水从宁武县管涔山雷鸣寺流出，披珠戴玉，逶迤而下经古交山峡，出兰村峡口，斜贯太原盆地，再穿灵霍山峡，且歌且舞，直奔临汾……汾河两岸名泉层见迭出，既像一枚枚偌大的玉？装饰着汾水，也以汩汩不息的洁流为汾河增添着豪迈。　　洪洞县最北端有个村子名叫石止，意为汾水湍行到此已步入没有坡度的平川，水中再没有石子滚动。汾河在洪洞顿显其壮阔汗漫，它像一匹铺地蓝缎，温柔多情。山有水而媚，土得水而沃汾河使洪洞民阜财丰。明《洪洞县志》称：“洪洞背霍山面涧水，箕山东峙，汾水西绕，山川形胜，草木夭乔，甲诸三晋，固一方之雄也。”《平阳府志》艺文卷中，载有元人郭嗣兴的一首五言百韵诗，把时处元朝的晋南描绘为安常处顺的乐境：“……形胜开千载，舆图壮一方。城池殊屏蔽，廨宇式轩昂。制锦掀高榭，鸣琴敞后堂……贩蔬盈市井，樗槐荫路旁……苜蓿青供茹，葡萄紫厌浆。鼠肥偏喜食，鱼美鲜求尝。罗雁来秋渚，呼鹩向晓冈……”元朝上演过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幕，而郭氏笔下的晋南竟连肥鼠都挑拣食物吃。但通观全诗，郭氏意在状摹故土风情，未见一句向蒙元统治者谄媚之词。倘若说斗方名士郭氏在咏吟故土时难免有夸耀成分，且元朝距我们毕竟悠远，今人很难走进郭氏用音韵营造的风俗画中。而王、刘两位“文化书记”，则用他们的亲览亲睇、亲聆亲闻、亲历亲察，为我们写真出一幅50年代人与自然的和谐图。

洪洞，人称“水包座子莲花城”。汾河两岸，曾是花的原野。当剪剪春风吹皱了汾水，沥沥春雨洗涤了冬的岑寂，柳枝儿便谢黄抽绿。蒲公英、车前子、苜蓿、牵牛次第绽蕾，杏、桃梨、榴树、海棠、秋菊应时开放，从桃花红到芦花白，从孟春到暮秋，五彩纷呈，花事不败。洪洞人尤爱荷。洪洞大地上的塘堰水湾、沟洫毛渠里，遍植莲花。最能迷乱人们双瞳的要数洪洞护城河中的芙蕖了。宽漫的护城河曾绕古城一周，“水包城座”组成了莲花的长廊。盛夏时节，芙蓉出水，肥叶硕花，攒攒挤挤，比肩争头。白荷如雪如玉，纤尘不染，红莲似火似焰，舞姿蹁跹，鸭戏清波，鹅鸣花丛，人至河畔，衣薄风香，新凉涤暑…… 

在洪洞，汤汤汾河及由其派生出的溪湾沟汊，曾是鱼虾贝藻自在蕃孳的领水属地。昔日汾河中的鱼虾密度之大，会令当今端坐鱼塘的钓者舌挢不下。由于鱼多虾丰，长于洪洞，齿为铲形的“丁村人”的后裔们，在食鱼方面显得特别挑剔。汾河曾盛产鲶鱼，大者十余斤，小者三五两。当今鲶鱼烩豆腐已成为星级宾馆的一道腾贵佳肴，但昔日洪洞人不管鲶鱼大小，都不屑一食。原因是鲶鱼喜啖腐烂之物，洪洞人嫌其不洁。汾水多甲鱼，夏日里小伙们嬉水河中，只要用脚踩踩，即可从泥沙里抠出几只老鳖来。当今甲鱼已成为养生者的大补上品，而昔年的洪洞人竟拒不铺啜。理由是甲鱼长于紫泥而不净，且眼小如秤星，五官局促，其丑陋之状令洪洞人厌恶。直到80年代初，肥肥的甲鱼五角钱一斤也无人问津。《天网》的主人公刘郁瑞，50年代中期曾执教于汾河岸边一中学。这天是星期日，他因备课未归家，时及中午，正愁无菜佐饭，有学生自告奋勇去汾河捉鱼，说罢拎起抄网撒腿河边，半小时许，便携六尾金鲤而归。又半小时，半锅红烧鲤鱼端上书桌，师生两人遂尽兴饕餮。从刘郁瑞温馨而甜蜜的回忆中，我似乎悟到一种传递信号：昔年人们去汾河捉鱼，如同农人至菜畦割韭，村妇到瓜棚摘豆，可俯拾仰取，任割任摘。　　年近七旬的“文化书记”王德贵，孩提时曾是捕鱼捞虾高手，其子亦不乏猎鱼基因。1970年盛夏，一场豪雨过后，汾河陡涨，水中氧稀，金鲤、白鲢、青鱼，纷纷探出水面，密密匝匝，脊脊济济。德贵之子，荡一小舟，轻驶河汊，手举10万年前“丁村人”就会使用的木棒，照鱼群劈头盖脸击去，仅一小时，便猎鱼百余斤……看来，元人郭氏“鱼美鲜求尝”句绝非夸大其词。远在秦汉隋唐，晋南就是皇家的布帛库米粮仓。建国后，晋南一带种起水稻，水如碧罗带，稻若绿绒毯，使晋南一度成为真正的北国江南。我问及解放前此地农家的生活境况，曾主编过《临汾农村合作化史》的王德贵告知我，解放前晋南一带农民若不遇上灾荒战乱，从不吃粗粮。王德贵系一介寒子，1946年他读高小时，按校方规定，月供白面45斤，豆油1斤半，菜金2.5元，他的下中农成分的家庭竟能应付裕如。斯时农家学子的生活标准，即使在当今的希望小学里，也显得有些奢侈。王德贵最依恋合作化初期，那时节，晋南百姓穰穰满家，笑鼓柴扉。王德贵最难忘1956，那年大有，年谷顺成。夏麦登场，千村百屯麦垛连云，农家囤溢缸满，金黄色的尤物堆积场边，竟分不下去；秋棉绽桃，金铃吊挂，白絮如雪，收购站里，棉满为患。有个叫甘亭的高级社，动用三台拖拉机往收购站运棉，车轮飞转不舍昼夜，运了整整一个冬天…… 

“汾河流水哗啦啦，阳春三月开杏花，待到五月杏儿熟，大麦小麦又扬花……”50 年代生于汾河岸边的郭兰英，曾以一曲《汾水长流》，唱沸了神州。此刻，我才真正体味到歌唱家那黄莺出谷、声动梁尘的神韵。大河与沃野是一对情深意笃的情侣，花香鸟语是水土交媾的结晶。没有花香的土地是无望的土地，没有鸟鸣的世界是死寂的世界。汾河两岸也曾是百鸟来仪的乐园。柳枝上曾有黄鹂啼啭，莲池里曾有鸳鸯交颈，新梁上曾有春燕垒窝，树桠上曾有喜鹊筑巢，稼穑里曾有群鸟呷呷，屋脊上曾有信鸽勾勾，苇丛里曾有翠鸟翻飞，长空中曾有苍鹰行进，秋渚上曾见群雁栖息，冬堤上也曾留雪泥鸿爪……吉鸟亲吻过汾河两岸花的芳唇，良禽拥抱过洪洞的青枝绿叶，使得曩时洪洞的山水草木，分外清润迷人。

我终于从王、刘那醉人的回忆里，觅到了鹳的踪迹。两位“文化书记”都是鹳的目击者。50年代初，洪洞县境内的汾河滩头，水草丛中，举目可见成群的白鹳。至60年代末，还偶有三三两两的鹳鸟沿河鼓翼而飞……现为山西省作协会员的刘郁瑞，儿时为写一篇“观鹳”的作文，在盛夏曾数度匿身芦苇荡中，细观过鹳的形貌举止。鹳是百鸟中的荦荦大者，更是娇娇美者。鹳颈纤而修，身高而挺，足癯而节高，那洁白的翎毛，素之一丝则嫌白，黛之一忽则嫌黑，那流线型的身体结构，增之一分则嫌长，减之一厘则嫌短；鹳擎头举喙漫步浅滩时，更显风姿绰约，仙韵飘逸。郁瑞观鹳如瞧美姝丽媛，那白色的精灵美得令人心颤。一次，郁瑞见一老鹳携两只幼鹳在浅滩戏耍，老鹳一改平时那高亢悠长的鸣叫，喁喁同幼鹳低语。幼鹳振翮扑水，老鹳用喙尖为幼鹳轻轻梳理羽毛。时见老鹳的长喙在水中捣动，不时有青蛙、小鱼跃出水草，老鹳迅捷用喙接住后，再送进幼鹳口中。鹳鸟这般母子之爱，宛如人间舐犊之情……黑老鸹以啄谷吞虫维系生存，这与端庄高雅的鹳的生活习性大相径庭。我蓦地想起唐人王之涣那二十字的千古绝唱――《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鹳雀楼”就在运城的汾河旁，那里是汾河汇入黄河的交界处。运城曾为临汾所辖。倘若无鹳可观，那就大大有悖于古人建楼的初衷。假若是座“老鸹楼”，“乌鸦楼”，王之涣定会兴味索然，失却了吟咏的雅兴。谜团终于解开，祖槐上的鸟巢，定是鹳窝无疑。四　　我又来到位于洪洞县城北端的大槐树公园。这里距汾河仅百米之遥，汾河大堤就在眼前。据文献记载，明代这里有座广济寺，系唐贞观二年所建；寺旁有株汉朝古槐，“树身数围，荫蔽数亩”。汉槐唐寺，于明初农民大迁徙后，皆毁于汾河大水.从完好仅存的霞石砌筑的经塔上，人们不难想象出昔年广济寺的形貌：院落轩敞宽展，殿宇魁岸崔嵬，亭阁纷华丽靡，寺内僧众举袂成幕，香客摩肩川流不息。唐宋时，汉槐旁就建有驿站，我也不难猜度当时的那种炽盛和喧阗：古槐下的阳关驿道上，必是官差心急，马蹄声碎；汾水的河槽里，定是舟楫穿梭，桨声乃乃。

走进十几年前建成的大槐树公园，我直奔古槐遗址，呈示在我眼前的是一座清末民初建立的碑亭，碑亭飞檐斗拱。碑上镌有的“古大槐树处”五个大字，将多少代人的辛酸、委屈、悱恻、凄切与思念都凝固在这里。距古槐遗址几米远的石砌的高崖上，是汉槐之根蘖生的“二代古槐”，她于1974年被飓风击倒，人们将她扶直后，那钢铁一样的躯体仍挺立着不朽的灵魂。这失去母体的生命，早已执著地将基因传递给“三代槐树”，复苏着她逝去的绿色。傍母而立，“三代槐树”已粗壮过围，蓊蓊郁郁。她继续弹拨着生命的琴弦，又根生出一片大大小小的新槐，老槐新槐在大槐树公园里，同吟着一曲倔强的生命进行曲。跨越时间的长河与空间大海，我心中的那点灵犀早已与祖槐相通。承蒙历史之神的诏谕，驱将我探求寻觅先祖们大迁徙的确证，爬罗剔抉先祖们求生存的真实。

关于明初洪洞大移民的原由，在豫鲁民间，传播面最广的是胡大海的复仇。元末，河南一带流浪着一个乞丐，其人五大三粗，相貌丑陋，带片披襟，蓬头垢面，体壮如牛却游手好闲，为乡亲们所不齿，人们避之如恶煞厉鬼，即使有残羹剩饭也不施舍。他一出现，家家便关门闭户。一日，他猝然闯而进一土财主家，伸出毛茸茸的黑手讨要，老妪为羞辱他，将一张大油饼为孙儿揩腚后，扔狗吞食，并喝狗将其咬出门外。这乞丐就是胡大海。胡深感中原人心太坏，遂暗暗立誓，有朝一日发迹后，定来此雪恨复仇。后来，胡大海弃讨投伍至朱元璋麾下。胡膂力过人，嗜杀成性。疆场上，呵佛骂祖，虎口拔牙，因战功卓著，一介乞丐白日升天，成了朱明王朝的开国元勋。朱洪武于南京君临天下，大赏功臣。胡大海拒金银财宝田宅奴仆而不受，当朝奏明复仇事。朱洪武知胡乃杀人魔王，踌躇再三，只恩准胡“杀一箭之地”。胡率兵至河南境内，恰有一雁当空飞来，胡心中暗喜，弯弓发箭，箭着雁尾，雁带箭南飞，飞过河南，又掉头飞向山东，胡统兵随雁杀去，直杀得豫鲁两省“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关于胡大海的传说，版本多种。“雁带箭而飞”，一听便知是天方夜谭。胡大海确有其人。《明史•胡大海传》中载，胡勇武过人，是一耿介仁德之士。其虽为赳赳武夫，却以“不乱杀人，不抢掠妇女，不烧房屋”当作框范行为的准则。在旧中国，每当巨祸大难普降善良的茅屋无辜的村落时，听天由命囿于一隅的平民，不晓事物的来因去迹，处于一种脆弱的文化心理，便你加一枝我添一叶地演绎出一些传说，来慰藉呻吟的灵魂。这些民间传说，虽诡谲乖张，却往往蕴含着历史本质的真实。战乱频仍，水旱蝗疫是明初大移民的真正原因.元朝末年，黄河两岸流传着一首歌谣：“石头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历史告诉我们，类似这种带有策反性的民谣往往出现在改朝换代的前夜，它既凝聚着百姓对统治阶级的切齿仇恨，又往往是农民起义军揭竿前预谋并借重的谶语。元统治者统一中国后，对汉人进行野蛮的征服，凶残的践踏，加上黄河淮河多次决口泛滥，中原大地的百姓，流离失所，啼饥号寒。至正十一年(1351年)，黄河溃堤冲垮了山东的盐场，使国库收入锐减，对黄泛从不过问的元统治者，不得不强令汴梁、大名等十三路民工疏浚黄河。四月的一天，民夫们在兰考县的河道里，挖出一个独眼石人，石人背后刻字两行：“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当石刻的谶语与民谣相吻合之时，正是农民起义军兴兵之日。在这之前,方国珍在浙江台州首义，篝火狐鸣；石人挖出后，红巾包头的白莲教传人韩山童、刘福通在颍州举事，鼓角连营；徐寿辉在蕲州揭竿，济河焚舟；翌年郭子兴、朱元璋在濠州举义，矢石如雨；接着张士诚也在江苏泰州造反，攻城掠地……元政府调其精锐官军与各路义军在中原大地展开了殊死相搏。元军凶横酷虐，杀人如麻。至正十二年九月元丞相脱脱，“破徐州，遂屠其城”。至正十八年十一月，元军刘起租部死守顺德“粮绝，劫民财，掠牛马，民强者令充军，弱者杀而食之”。

当时，一些地主武装为维护本阶级利益，也同元军沆瀣一气，山西的王保保(扩廓帖木儿) 父子，陕西的李思齐，也出兵豫陕鲁和两淮。元军及地主武装，对农民军所据之地，多是“拔其地，屠其城”。使豫鲁苏北皖北的百姓十亡七八。《明太祖实录》中记载，名城扬州被元军攻克后，杀得仅存十八户，《开州志》中记录元军席卷濮阳县后，“居民仅存七姓，丁不满千温县牛洼村《牛氏族谱》中也载，元军“兵戮河南，赤地千里……”在冷兵器时代，战乱往往像一个偌大的绞肉机，它将千百万黎庶和士兵的躯体绞成齑粉，榨出的成百吨的浆血，才能染红一个新王朝的皇冠。刘福通的红巾军被元统治者镇压后，朱元璋出兵江淮，进取山东，收复河南，北定京都，追逼元帝出亡漠北，长达十六年的战乱方才告终。

战乱与灾荒，往往是历史之树上同时并生的两只恶瘤。元末战乱时，水旱蝗疫也顷时而注从至正元年到二十六年，黄、淮河频频溃堤，几乎岁岁都有洪水泛滥，中原大地“漂没田庐无算，死亡百姓无数，村庄城邑多为荒墟”，“禾不入土，人相食”……朱洪武于石头城易地更天，饱经兵燹、灾荒巨创的百姓喘息甫定，又发生了令读史人心折骨惊的“靖难之役”。朱洪武宾天后，其孙朱允？继位。这建文帝生性软弱，致使王室蠢蠢，天下汹汹。朱允？为巩固权力，采取“削藩”措施，一下惹恼了他的叔父燕王朱棣。朱棣以入京诛奸为由，从北京直逼南京，在冀鲁豫皖同政府军展开了长达四年的拉锯战。朱棣后来虽是位有为之君，但在与侄儿争夺九五之尊的皇位时，却凶狠残暴。《明史•成祖本纪》载：“燕军掠真定、顺德、广平、大名”，在真定，“斩首三万级”，白沟河一役，燕王“乘风纵火奋击，斩首数万，溺死者十余万人”。企盼安居乐业的中原百姓，愚忠思想根深蒂固，自发帮助政府军抵御燕军。朱棣气急败坏，对政府军和百姓一例诛戮。燕军打到冀豫交界处时，遭到地方武装“十八村联谊会”的拼死抵抗。燕王无奈转路攻取南京后，立即派兵把这一带百姓杀得仅存两户。山东临清县肖寒村《李氏族谱》记载：“盖燕王靖难兵起，在建文时南北构兵……或杀、或剐、或逃，东西六七百里，南北近千里，几为丘墟焉。”…… 

当一幕幕惨绝人寰的悲剧在燕赵鲁豫轮番上演时，东有太行为屏藩，西有吕梁做遮挡的三晋大地，却是另番景象。这里日升月恒，风调雨顺，稼穑葳蕤，万姓胪欢。元人钟迪在《河中府(蒲州)修城记》中写道：“当今天下劫火燎空，洪河(黄河)南北噍类无遗(指吃东西的生灵荡然无存)，而河东(晋南)一方居民丛杂，仰有所事，俯有所育。”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人口数量，洪武十四年(1381年)，河南人口为189.1万，河北人口为189.3万，而山西却达403.4万人，比冀豫两省人口的总和还要多。当中华大地人口的天平严重失衡时，素有雄才大略的朱元璋和继承者朱棣，必然把目光瞄定山西，投向晋南，大移民不可避免地要在这里发生了。于是，这广济寺旁、汾河岸畔的那棵并不超群出众的汉槐，便以无与伦比的身姿，走进了历史的风雨，走进了岁月的沧桑，走进了一个民族的记忆。五　　我们这个民族前行的路，总是泥泞而沉重，每行进一步，总要伴随着苦涩的泪、惨重的血。洪武元年，朱元璋面对破碎的山河，发出这样的感慨：“今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中原诸州，元季战争，受祸最惨，积骸成丘，居民鲜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务”。大臣们也纷纷上疏，奏说迁民事。督府左断事高巍奏称：“臣观河南、山东、北平数千里沃壤之上，自兵燹以来，尽化为蓁莽之墟，土著之民，流离军伍，不存十一，地广民稀，开辟无方。” 实际上，励精图治的朱元璋此时心中很明白，就连他的故里安徽凤阳，虽已置县，但却是“地瘠民稀，萧萧数楹，仅同村落”。置县不过是大臣们为阿附他而已。户部郎中刘九皋献策：“……山西之民，自入国朝，生齿日繁，宜令分丁徙居宽闲之地，开种田亩。”从放牛娃、贫僧到南面百城称孤道寡的朱元璋，雄心随岁月而膨胀，抱负伴龙墩而扩张，为圆龙腾云涌万世一系的美梦，也必然会做出顺乎历史潮流的抉择。在移民的举措中，除遣返、军屯、商屯之外，最难实施最牵动人心的则是平民百姓的大迁徙.

《明实录》记载，明初山西辖五府、三直隶州、十六散州，共七十九县。移民主要来自辽州、沁州、泽州、潞安州、汾州府和平阳府，这些地区共有五十一县，而平阳府就辖二十八县可见迁民最多的是当今临汾，而洪洞当时人口最稠，作为一个县份来说，移民最多自在情理之中。但遍布大半个中国的晋民后代修葺的谱牒里，几乎都记载先祖来自洪洞，这颇令人费解。但稍一留意有关史乘方志，便疑团顿释。因当时之洪洞，凭借古驿道，北通幽燕，东连齐鲁，南达秦蜀，西抵河陇，加之广济寺院落宽展，易于政府设局驻员，集结移民，发放川资凭照。于是，汉槐旁的驿站，便成了大移民的派遣站和出发地……长期浸泡于农业文明中的“丁村人”的后裔，虽有劳作之苦，但不乏桑麻之乐。此时的流动与迁移，早就不是逐水曲，狩猎歌歌，游牧吟，而成了农民悲剧的代名词。鸟恋旧林，鱼思故渊，狗记八百里，猫认三千途，老马识归道，狐死必首丘……中国古老文化以动物习性创造的这些依恋故园的词汇，实际上是安土重迁的中国农民心理的折光。

围绕这次迁徙，迁徙者及其后人编纂出了种种听来令人百脉沸涌，低徊唏嘘的故事。最为普遍的传说是，大迁徙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了朱明统治者设下的一个弥天骗局。迁徙伊始，明政府颁告示于三晋：“不愿迁徙者，到洪洞大槐树下集合，限三天赶到。愿迁徙者可在家等候。”消息不胫而走，不翼而飞，晋北、晋中、晋南的人拖家带口，携儿将女簇拥而来，三日之内，老槐树下呼啦啦集结了十万之众。这时，大队官兵，蜂拥而至，把手无寸铁的百姓裹了个严严实实，一官员高声宣布：“大明皇帝敕命，凡来大槐树下者，一律迁走！”说罢，官兵恶狠狠地先将青壮年带铐上枷，遂强行登记，强发凭照，一家一户，根绳相拴，如串蚂蚱，十万百姓在刀逼棒喝下，吞声饮恨，踏上了迁徙的路途……

围绕这次大迁徙，关于解手一词的来历及“小脚趾复形”的原因，也曾在冀鲁豫一带门道户说，妇孺皆知。大迁徙中，移民双手被绑，在官兵的押送下上路，凡大小便，均要向解差报告：“老爷，请解开手，我要小便。”长途跋涉，大、小便次数多了，口干舌燥的移民，便将这种口头请求趋于简化。只要说声“老爷，解手”，彼此便心照不宣。于是，“解手”便成了大小便的同义语。山东有民谣云：“谁的小脚趾甲两瓣瓣，谁就是大槐树底下的孩。”我在大槐树公园的祭祖堂里，看到两副楹联，一为“举目鹳窝今何在，坐叙桑梓骈甲情”，二是“谁是古槐底下人，双足小趾验甲形”，楹联与民谣，一雅一俗，说的都是足小趾两瓣的事。传说官兵包围百姓后，怕人逃跑，将每人的小脚趾砍上一刀，以做识记。后来，移民的后代脚小趾甲便成了复形。关于大移民中明王朝设圈套诱骗百姓的传说，有一定的史实依据，蒙骗群众向为封建统治者的惯用伎俩。“解手”一词的来历，听来也能自圆其说。至于“脚小趾甲复形”一说，则于情于理于科学都解释不通。明王朝移民旨在扩大农耕，移民长途跋涉全靠双脚，为防逃跑可在人体其他的部位黥记，大可不必在脚上动刀。国内我天南海北的朋友，凡问及者，脚小趾甲都是复形，而友人们的先祖不可能全部出自三晋。后天绝不可能改变遗传。……

历史的经经纬纬里，通常交织着神秘的丝线。然而，拂去这些民间传说扑朔迷离的浓雾，我们还是能筛簸出明初农民大迁徙那惨烈的真实。有人从《明史》、《明太祖实录》、《明成祖实录》等典籍中，从散乱的明代档案里，索章摘句，缀辑编录，笺注出从洪武六年至永乐十五年的近50年里，在洪洞大槐树下共移民18次（洪武年间10次，永乐年间8次）。移民分别迁至京、冀、鲁、豫、皖、苏、鄂、陕、甘、宁等地。大迁徙触动了三晋百姓最敏感的神经，明统治者只得定出移民条律，按“四口之家留一，六口之家留二，八口之家留三”的比例迁移。吴晗先生在《朱元璋传》中这样写道：“迁令初颁，民怨即沸，至于率吁众蹙。惧之以戒，胁之以劓刑。”这说明，当时的移民，完全是在强权政治的胁迫下进行的。大迁徙无疑是朱明王朝富国强兵的得意之作，但对一家一户却是莫大的悲哀，大迁徙无情摧残着放逐者的心灵，所造成的精神创伤，甚至几代人都难以平复。我们不难想象晋南迁徙者背井离乡时的情景。就要告别“尧天舜日”时即耕耘过的丰腴土地了，就要告别先人们“接姑姑迎娘娘”时即敲打过的那令人心醉的威风锣鼓了，就要告别那碧波盈盈灿若锦缎般的汾水了，就要告别唐代诗翁王之涣即观赏过的令人神迷的鹳鸟了，大批扶老携幼的迁徙者怎能不五内俱焚、寸心如割！乡土的一涧一溪，一寺一庙，一坟一松，一谷一黍，一房一槐，一莲一蓬，一鲫一鲤，一草一卉，一鸟一虫，早已化为迁徙者生命的血肉，像文身的花纹附着在躯体之上。迁徙者们怎能不恋恋依依，声泪俱下！当他们一步一回首，三步一徘徊，一寸寸、一尺尺、一丈丈，挪挪蹭蹭，渐远乡井的时候，他们泪眼中最后看到的是那棵高大的老槐树，是那老槐枝桠间的一簇簇鹳窝……于是，老槐树和鹳窝便成了迁徙者们诀离故土时的最后的标识……迁徙者们的新辟之地，抑或难觅鹳鸟，抑或乌鸦常见，抑或“鹳”、“鸹”两字声母相同，韵母也相近，经几代人的舌传口播，老鹳窝便成了老鸹窝了。风尘逆旅，给迁徙者心中留下许多刀刻般的伤痕.

山东曹县一刘姓的族谱里，记载着他们的先祖是“独耳爷爷”，独耳爷爷就是因为在迁徙途中多次逃跑，被官兵割掉一只耳朵的。明移民条律中还规定，凡同姓同宗者不能同迁一地。“行不改名，坐不更姓”是中国文化崇尚的一种人格风骨，这明律就迫使一些同宗兄弟为生活在一起，不得不更姓易名。如河南黄县就有魏姓与马姓，陈姓与邵姓，周姓与单姓，都是异姓同宗。类似这种情况，在河北、山东也不胜枚举。在豫东和鲁北，关于“打锅牛”的传说，也广为流散。相传，洪洞县有牛氏五兄弟，在集结于大槐树下后，方知同姓不能同迁一地。五兄弟深知自此要劳燕分飞，天各一方，便匆忙将一口大锅砸成五瓣，各执一片，以备将来做为续祖寻亲的标记。时间是弥合心灵创伤的最好药剂。但在历经六百年风雨后的当今，豫鲁某些农村牛姓素不相识的长者们，见面后还要问“打锅不打锅？”如双方都说“打锅”，便认做同宗一家…… 　　如无根的浮萍，像风吹四散的蒲公英，迁徙者一下被抛进大劫后的荒凉。然而为了生存，他们没有资格在噩梦里彷徨，他们很快摈弃了人类常有的空虚和绝望，在迁徙炼狱中煎熬过的人，更能踏平生活道路上的坎坷。移民以老槐腾游时空的气魄和根植泥土的不屈韧性，在他乡异地开始了筚路蓝缕的创业，不辞劳瘁的耕耘。明政府采用“计民授田”的方法，给移民人均荒田17亩，免租三年，并诏令山东、北平等地的布政使司：“民间田地，许尽力开垦，有司毋得起科。”……迁移者们将凝重的汗珠，结实地撒落在陌生的原野，以强韧的筋骨撑起了另一方蓝天，很快便拓展出一片片生机勃勃的生命空间。至洪武二十六年，全国土地总数由洪武十四年的366万顷骤增至850万顷，全国岁入税粮也比元代增加了两倍。《明史》曾这样描绘过大移民后的生产发展的状况：“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府仓库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洪武二十八年九月，户部尚书郁新奏称：“山东济南府广储、广斗二仓粮七十五万七千石有奇……二仓积蓄既多，岁岁红腐……其今年秋宜折棉布，以备给赐。”……

大迁徙给明初社会带来了经济繁荣，但比这一时的经济繁荣更为珍贵的是，它合理地分布了人口生存的空间，移民与当地土著在文化上、心理上、习俗上经过长期的掺和、交糅、渗透，地域文明必然会相互关照，培育着新的文明的种子。统治者为国家大局而实施的强权措施，往往能推动历史大步前进。文明要付出代价，文明有时会来自野蛮。文明的分娩，常常要挣脱粗暴的捆绑，残忍的枷锁，要洒很多很多的泪，流很多很多的血……摘自1999年收获作者：李存葆 洪洞移民是怎样迁居南阳的清明节是中国人的一个传统节日。清明扫墓追念祖先悼念亡灵，已沿袭成俗。每年的清明节，山西省洪洞县都要举行大槐树寻根祭祖活动，瞻仰古槐碑亭和那里的大槐树。其中也有不少南阳人。

南阳人为何要到洪洞祭祖？为何会把大槐树和老鸹窝当成“根”和“家”？这里面有一段辛酸的历史。■明朝的洪洞移民众所周知，南阳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曾一度百业兴旺，人口众多。然而到了元朝末年，因历年战争和自然灾害，南阳居民死亡惨重，大批难民南逃。其时辖5州13县的南阳府只有692户4293口人，不及现在的一个大村庄，人口濒于灭绝的边缘。朱元璋当上皇帝后，针对“中原诸州，元季战争，受祸最惨，积骸成丘，居民鲜少”的状况，决定从山西等地移民。大规模的移民最早开始于明洪武二年，直至明永乐十五年，历时近50年时间。迁民主要来自山西。洪洞县当时时山西一个人口稠密之县，因此被列为迁民的重点区域之一。

洪洞县境内有个广济寺，寺内有株“树身数围，荫蔽数亩”的汉槐，就是亿万移民后裔时常念叨的那棵大槐树。当年，汾河滩上的老鸹，在古槐的树杈间构筑窝巢，密密匝匝，叫声连天，成为当地一大奇观。树下设有移民局，明王朝派官员在此集中给外迁人员发放凭照川资，办理有关手续。被迁民众在出发迁，汇集于这棵大槐树周围，倾诉离情，祭奠故土，他们将大槐树及树上的老鸹窝入于眼而印于脑，当做告别家乡的纪念。因此，洪洞县是“家”，大槐树是“根”，在中原等地广为流传，数百年来，成了一个民族的记忆。据《明实录》等史书记载从山西洪洞大槐树下大规模移民，明朝洪武年间10次，永乐年间8次，移民姓氏共554个，分布18省（市），498县（市），其中南阳各市县区均有洪洞移民。当年，成千上万的移民来到南阳后，官府规定的是每人给15亩地、2亩菜园。但实际情况是，当时南阳肥田沃野，一片连着一片，谁有本事把地开垦出来就算谁的。这一下子移民们可就慌了手脚。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有土地就意味着能够生存和发展下去，于是盆地兴起了占地热潮。有的人家，牵牛犁沟占地，围着大块地犁上一圈，这块地就算他家的了；有的人家在地里载上木桩，写上姓名，就算他名下的土地了；还有人家县在一块地周边种，里边的土地待以后再去开垦。　　洪洞移民迁入南阳，使各州县的人口得以增长，明洪武二十四年，全境人口增至1.48万户9.12万余人到明朝中期，南阳的官民田地已达18.69万顷，夏税4.3万斗。同时，移民们还开发了铜矿、硫铁矿、铅银矿、煤矿等。随着迁民的移入，南阳又渐趋繁华。明洪武三年（1370年），南阳卫指挥使郭云，在元朝土城旧址基上，将南阳府城改建为砖石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太祖朱元璋分封其第二十三子唐王于南阳。是年，在城内通淯街修建唐王府，建宫室殿堂800余间，府后有石山，俗称王府山。

■清朝的山西移民明朝末年，封建统治阶级无休止地对人民横征暴敛，终于造成了明末李自成起义，南阳盆地再次受到战乱之苦，南阳人口再度锐减。《南召县志》记载：明末，李自成农民义军转战县境，南召人周家礼起兵响应，在与官军长期混战中，人口伤亡不可计数，全县人口仅剩8782人。

上述情况表明，到了明末清初，南阳境内又变得地广人稀了。为解决田园荒芜、劳力匮乏这一现状，清政府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大批人口由山西、陕西、山东等地迁入境内。■移民的传说　　种槐树的习俗走遍南阳的村村寨寨，不论是山区或是平原，人们会发现，房前屋后，村头地边，都种植有槐树。据传说，这是山西移民带来的习俗。在南阳，广泛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房前种上大槐树，不忘洪洞众先祖。村村槐树连成片，证明同根又同源。春天里来吃槐花，味道鲜美人人夸。山西习俗带南阳，不忘洪洞是老家。卧龙区蒲山镇的槐树湾街，也称古槐镇。据说，明初的洪洞移民来到此处后，种下一棵槐树。到清初时，此槐已长得十分高大壮实。因槐树主干弯曲，人称槐树弯。后来“弯”讹写为“湾”。清乾隆时兴起逢双日集市，又名槐树湾街亦称古槐镇。小脚指甲复形的来历南阳有句民谣云：“谁的小脚指甲两瓣瓣，谁就是大槐树底下的孩。”洪洞县大槐树公园的祭祖堂里，有两幅楹联，一为“举目鸹窝今何在，坐叙桑梓骈甲情”；二是“谁是古槐底下人，双足小趾验甲形”。传说官兵包围百姓后，怕人逃跑，将每人的小脚趾砍上一刀，以做识记。后来，移民的后代小脚趾甲便成了复形。“打锅牛”的传说牛氏一门在离开洪洞县时，五兄弟聚集一起商议，分手之后，再见面的机会要少得多的。怎么使后人相聚知道是同宗之人呢？老大把铁锅砸烂，五兄弟各分几块，以后拿此相认，“打锅牛”的传说从此流传下来。